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权性质的多维考察——本体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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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其对行政主体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法益、未履行检察建议之督促的调查核实为前提。调查权力系检察机关的必要权能。然而,之前相关研究就调查权的法理依据、权力性质等未在检察监督权的视域中进行科学解析,并因此阻碍着其法律规制的健全。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权力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具有监督性、独立性、适度性、构成性,既支撑、支持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意义与基础地位。调查权力的权能手段配置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平衡原则,具有应有的刚性和强度,并健全与其他调查活动的衔接机制与协调制度。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itiat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the premise of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by th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and the failure to fulfill the procuratorial recommendations. The investigative power is the necessary power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However,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and nature of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have not been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which hinders the perfection of its legal regulations.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It is supervisory, independent, moderate and constitutive. It not only supports and supports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prosecution, but also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significance and basic status.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itiat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the premise of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by th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and the failure to fulfill the procuratorial recommendations. The investigative power is the necessary power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However,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and nature of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have not been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which hinders the perfection of its legal regulations.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It is supervisory, independent, moderate and constitutive. It not only supports and supports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prosecution, but also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significance and basic status.
引文
[1]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机制研究[C]//黄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背景下的检察权运行——第十四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470.
[2] 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7.
[3] 李湘刚.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J].东南学术,2011(6):143-152.
[4] 陈瑞华.论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J].政法论坛,2018(1):3-17.
[5] 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J].法学研究,2018(4):3-19.
[6] 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8(1):19-27
[7] 肖建国,蔡梦非.环境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模式设计与路径选择[J].人民司法(应用),2017(13):13-18.
[8] 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J].法学,2018(1):114-123.
[9] 沈开举,邢昕.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证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7(5):39-51.
[10] 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J].法治研究,2019(3):77-85.
[11] 刘艺.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与理论探索[J].政法论坛,2015(6):3-18.
[12] 张玮心.台湾地区检察官提起公益诉讼实务研究[C]//孙谦.检察论丛(第2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77-278,295.
[13] 余凡.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及其规范化[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4.
[14] 高翼飞.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及其实现路径[N].检察日报,2019-03-18(3).
[15] 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J].法学研究,2018(3):41-52.
[16] 张兆松.论职务犯罪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5):91-97.
①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人民检察院的宪法职能实现所需法律结构与位阶层次上,宜由《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对其实现方式和职权体系作出规定。参见汤维建:《检察监督立法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人民检察》2011年第9期,第46-47页。
② 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5-21页。就检察机关行政公诉的属性、类型与法制发展,有学者认为在受案范围、审理规则、立案程序、审理程序、期限、判决类型等方面突出其客观诉讼特征,建构其法律规则。参见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41-52页。
(1)将其总称行政检察监督之中并非不可。不过为与行政诉讼的诉讼监督意义上的检察监督相区别,我们认为可以将其纳入为刑事、民事、行政公诉之序列,由此将《行政诉讼法》第25条之规定表述为人民检察院的行政公诉权,是切合的。以此和《行政诉讼法》第11条、93条、101条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细化的“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予以区分。
(2)刘卉:《调查权如何把握好“度”?议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难点》,http://news.jcrb.com/jxsw/201812/t20181206_1937991.html.
(3)刘学斌:《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理论与实践探析》,http://www.jcrb.com/xztpd/ZT2018/201808/hbjm/ww_49056/201808/t20180817_1897524.html.
(4)我们认为,起诉权,作为对权利救济或法益保障的请求权,在法律评价角度,即对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当罚性的认定提出请求。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公诉权在刑事责任追究的环节,表现为求刑权、量刑建议权及其科刑监督权。由此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公诉权包括对违法行政的求责权的主张、建议与监督。
(5)王颢钧:《行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权的新破冰》,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6-08/26/c_1119458239.htm.
(6)对于诉讼实施权,本文未进行辨析,而只是强调其作为一种以诉讼的结构和方式实现一定的法益保护的权力,与诉权尤其是与传统的私益救济意义的诉权的关键区别在于不以诉讼提起主体作为该法益的享有者或民事权利上的所有权人,诉讼实施权的根据在于法定性,而非直接导源于法益、权利受损之后的获得司法救济的请求权利。有关诉讼实施权及其与诉权之关系研究,可见肖建国,黄忠顺:《诉讼实施权理论的基础性建构》,《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第83-94页,等。
(7)江必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及制度完善》,《法律适用》2019年第1期,第7-14页。这是其诉讼实施权的顺位问题。
(8)有学者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划分为“行政监督”和“诉讼监督”,在对象上,将对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简称为“行政监督”。这种观点及表述,忽视了在公法学、行政学中已有的范畴界定和学理通识,容易诱发理解分歧,无助于知识生产传播和检察理论构筑,有欠妥贴。参见陈瑞华:《论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11页。
(9)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法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84页。对此“双重属性说”,目前似难以认同。
(10)《上海: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检察日报》2018年1月18日第1版。
(11)有学者称之为“四大检察监督体系”,加之“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板块”,形成检察监督的“五大体系(领域)”。参见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法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79、84页。
(12)刘学斌,张鑫:《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理论与实践探析》,http://jm.hbjc.gov.cn/jcyj/201807/t20180727_1323970.shtml.
[2] 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7.
[3] 李湘刚.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J].东南学术,2011(6):143-152.
[4] 陈瑞华.论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J].政法论坛,2018(1):3-17.
[5] 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J].法学研究,2018(4):3-19.
[6] 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8(1):19-27
[7] 肖建国,蔡梦非.环境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模式设计与路径选择[J].人民司法(应用),2017(13):13-18.
[8] 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省思[J].法学,2018(1):114-123.
[9] 沈开举,邢昕.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证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7(5):39-51.
[10] 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J].法治研究,2019(3):77-85.
[11] 刘艺.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与理论探索[J].政法论坛,2015(6):3-18.
[12] 张玮心.台湾地区检察官提起公益诉讼实务研究[C]//孙谦.检察论丛(第2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77-278,295.
[13] 余凡.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及其规范化[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4.
[14] 高翼飞.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及其实现路径[N].检察日报,2019-03-18(3).
[15] 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J].法学研究,2018(3):41-52.
[16] 张兆松.论职务犯罪初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5):91-97.
① 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人民检察院的宪法职能实现所需法律结构与位阶层次上,宜由《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对其实现方式和职权体系作出规定。参见汤维建:《检察监督立法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人民检察》2011年第9期,第46-47页。
② 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5-21页。就检察机关行政公诉的属性、类型与法制发展,有学者认为在受案范围、审理规则、立案程序、审理程序、期限、判决类型等方面突出其客观诉讼特征,建构其法律规则。参见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41-52页。
(1)将其总称行政检察监督之中并非不可。不过为与行政诉讼的诉讼监督意义上的检察监督相区别,我们认为可以将其纳入为刑事、民事、行政公诉之序列,由此将《行政诉讼法》第25条之规定表述为人民检察院的行政公诉权,是切合的。以此和《行政诉讼法》第11条、93条、101条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细化的“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予以区分。
(2)刘卉:《调查权如何把握好“度”?议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难点》,http://news.jcrb.com/jxsw/201812/t20181206_1937991.html.
(3)刘学斌:《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理论与实践探析》,http://www.jcrb.com/xztpd/ZT2018/201808/hbjm/ww_49056/201808/t20180817_1897524.html.
(4)我们认为,起诉权,作为对权利救济或法益保障的请求权,在法律评价角度,即对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当罚性的认定提出请求。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公诉权在刑事责任追究的环节,表现为求刑权、量刑建议权及其科刑监督权。由此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公诉权包括对违法行政的求责权的主张、建议与监督。
(5)王颢钧:《行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权的新破冰》,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6-08/26/c_1119458239.htm.
(6)对于诉讼实施权,本文未进行辨析,而只是强调其作为一种以诉讼的结构和方式实现一定的法益保护的权力,与诉权尤其是与传统的私益救济意义的诉权的关键区别在于不以诉讼提起主体作为该法益的享有者或民事权利上的所有权人,诉讼实施权的根据在于法定性,而非直接导源于法益、权利受损之后的获得司法救济的请求权利。有关诉讼实施权及其与诉权之关系研究,可见肖建国,黄忠顺:《诉讼实施权理论的基础性建构》,《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第83-94页,等。
(7)江必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及制度完善》,《法律适用》2019年第1期,第7-14页。这是其诉讼实施权的顺位问题。
(8)有学者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划分为“行政监督”和“诉讼监督”,在对象上,将对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简称为“行政监督”。这种观点及表述,忽视了在公法学、行政学中已有的范畴界定和学理通识,容易诱发理解分歧,无助于知识生产传播和检察理论构筑,有欠妥贴。参见陈瑞华:《论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11页。
(9)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法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84页。对此“双重属性说”,目前似难以认同。
(10)《上海: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检察日报》2018年1月18日第1版。
(11)有学者称之为“四大检察监督体系”,加之“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板块”,形成检察监督的“五大体系(领域)”。参见王祺国:《论确立整体检察监督观》,《法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79、84页。
(12)刘学斌,张鑫:《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理论与实践探析》,http://jm.hbjc.gov.cn/jcyj/201807/t20180727_13239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