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海域到东南海疆——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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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东亚海域与东南海疆的双重视角,较长时段地展示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演变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双向演进与交互演化的历史过程。一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台湾是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国际商贸转运站。明清之际的东亚海域,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各种政治经济势力角逐的舞台。新航路开辟以后,欧人势力东来,尤其荷兰人与西班牙人曾经盘踞台湾南、北作为海盗式商贸据点,使台湾作为东亚海域国际商贸转运站的地位得以强化。二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台湾又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与屏藩。早在明朝中后期,已把台湾纳入中国东南海疆国防防区范围之内。随后,郑成功驱荷复台,使台湾成为南明王朝的海疆要地;康熙统一台湾,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海疆门户与屏藩的战略地位。只有在明清易代之际,尤其是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才使台湾的战略地位实现了交互演化的复杂进程:完成从东亚海域的海盗据点与国际商贸转运站到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与屏藩的根本转变。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seas and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is presented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re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bidirectional and interactive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Taiwan is the base for pir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East Asian s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ast Asian seas was a stage where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compe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new sea routes opened, and with the coming of European powers especially the Dutch and Spanishwho once occupied the south and north of Taiwan as a base for pirates trading, Taiwan'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s was reinfor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 Taiwan is also the gateway and barrier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As early as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aiwan wa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area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When Zheng Chenggong recovered Taiwan, Taiwan was turned into a maritime frontier of the Nan Ming dynasty. After Emperor Kangxi's campaign for unification of Taiwan,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Only in the period of dynasty change from Ming to Qing, especially after Emperor Kangxi's campaign for unification of Taiwan, did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experience a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active evolution——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base for pirates trade and 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s to the gateway and barrier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seas and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is presented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re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bidirectional and interactive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Taiwan is the base for pir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East Asian s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ast Asian seas was a stage where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compe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new sea routes opened, and with the coming of European powers especially the Dutch and Spanishwho once occupied the south and north of Taiwan as a base for pirates trading, Taiwan'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s was reinfor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 Taiwan is also the gateway and barrier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As early as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aiwan wa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area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When Zheng Chenggong recovered Taiwan, Taiwan was turned into a maritime frontier of the Nan Ming dynasty. After Emperor Kangxi's campaign for unification of Taiwan,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Only in the period of dynasty change from Ming to Qing, especially after Emperor Kangxi's campaign for unification of Taiwan, did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experience a complex process of interactive evolution——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base for pirates trade and 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fer stat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s to the gateway and barrier of South-eastern territorial seas.
引文
[1]中国台湾学者凌纯声教授较早提出“亚洲地中海”的概念,认为:“亚洲地中海的东南西三岸为环形的岛屿所环绕,自北向南而西,有阿留申弧、千岛弧、日本弧、琉球弧、菲律宾弧、摩鹿加弧,自帝汶而爪哇至苏门答腊的马来弧,再北上有安达曼弧。在这一连串的弧形岛屿中之海,可称之为广义的亚洲地中海。欧洲地中海是东西向的,以西西里岛分为东西地中海。亚洲地中海为南北向,可以台湾分开为南北两地中海,有时我们称北洋和南洋。”(参见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原载《海外杂志》第3卷第10期,1954年),《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35页)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出版了关于“亚洲的地中海”的专著,其所谓“亚洲的地中海”又称“东亚海上走廊”,这条走廊北起海参崴、南达新加坡,连接日本海、黄海、南海、苏禄海和西里伯斯海(参见[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等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日本学者小川雄平曾把日本海、黄海、东海通称“东亚地中海”,并提出“东亚地中海经济圈”、“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的概念(参见小川雄平:《“东亚地中海经济圈”与城市间经济合作》,《东北亚论坛》,1997年第4期;《东亚地中海自由贸易圈形成的可能性》,《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中国大陆学者张生也曾从“东亚地中海”的视角分析钓鱼岛问题,他则把东海、黄海及其附属各海峡通道和边缘内海称为“东亚地中海”(参见张生:《“东亚地中海”视野中的钓鱼岛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其实,无论是“亚洲地中海”还是“东亚地中海”,所指范围或有大小,但台湾在其中的地理位置都很关键。
[2]宋代以后,中国海船出洋有两条航路:一是从福建、广东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过印支半岛向西所经各地为“西洋”;一是从中国大陆向东横渡台湾海峡沿台湾岛南下菲律宾群岛再南下所经各地为“东洋”。参见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
[3]关于早期汉人势力在台海活动及欧人东来前后台海地区海权与商贸竞争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彦杰著《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晓望著《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李德霞著《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陈思著《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涛著《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关于郑成功与明郑政权及其时台海地区商贸活动研究的重要著作,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厦门大学曾经举办的三次重要的郑成功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重要的个人研究论集有:陈碧笙著《郑成功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邓孔昭著《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其修订版《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最新研究论著是:王昌著《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明确讨论台湾在明清之际地位问题的重要论文有:何丙仲:《试论16、17世纪台湾在远东的地位及郑成功之驱荷复台》,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9页;徐晓望:《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陈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方豪的研究,1949年从大陆去台的方豪基本观点与大陆学者相近,其重要论著有:《台湾早期史纲》,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方豪教授台湾史论文选集》,台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版。在有关早期台湾历史研究中,曹永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在前期与大陆学者并无二致,后期则倡导“台湾岛史”研究,台湾史观有着明显转向,并直接影响岛内台湾史研究,其重要论著有两种:《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新一代台湾学者相关代表性著作有:陈宗仁著《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研究(1400-170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郑维中著《荷兰时代的台湾社会--自然法的难题与文明化的历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翁佳音著《荷兰时代台湾史的连续性问题》,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版;周婉窈著《海洋与殖民地台湾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
[5]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是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的先驱学者,其代表性论文见村上直次郎等著《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许贤瑶译,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版。岩生成一1936年在《东洋学报》发表《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认为颜思齐与李旦事迹多有重合,怀疑颜思齐其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引起学界关于是否真有颜思齐其人的论争。中村孝志的代表性著作是:《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上、下卷,吴密察、翁佳音、许贤瑶编,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2002年版。另外,尚可参考松浦章著《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卞凤奎译,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8年版。最新的研究参见羽田正著《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跨国公司如何创造二百年欧亚整体史》,林讠永纯译,新北,八旗文化公司2018年版。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重要著作有: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著《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意大利学者白蒂(Patrizia Carioti)著《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庄国土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比利时学者韩家宝(Pol Heyns)著《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郑维中译,台北,播种者文化公司2002年版;西班牙学者鲍晓鸥(JoséEugenio Borao)著《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Nakao Eki(那瓜)译,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有:邵式柏(John R.Shepherd)著《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1993年英文版)上下册,林伟盛等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著《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1683-1895)》(2004年英文版),杨雅婷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版;欧阳泰(Tonio Andrade)著《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2006年英文版),郑维中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
[6]参见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跨国公司如何创造二百年欧亚整体史》,第107-108页。
[7]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篡·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8]《为海氛多警饬备宜严敬陈防守事宜恳乞圣明采择允行以责实效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上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1页。
[9]屠隆:《平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1页。
[10]陈第:《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6-27页。
[11]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再版,第49页。
[12]《宋克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4年12月12日于大员商馆),江树生主译/注:《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台北:南天书局2007年版,第144页。
[13]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王铎全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1页。
[14]《论闽省海贼疏》[给事中何楷,崇祯(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438-439页。按:何楷此疏应在崇祯八年。据《明史》记载,“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张廷玉等:《明史》卷323,列传第211,外国4,鸡笼,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合订版,第2145页)
[15]以上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108-116页;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第150-153、192-193页;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1期;陈思:《从各方史料看颜思齐与李旦及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5期。
[16]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28页。
[17]参见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再版,序说,第11页。
[18]参见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村上直次郎等著《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许贤瑶译,第75-77页。
[19]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2页。
[20]转引自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那瓜译,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第35页。
[21]转引自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第232页。
[22]参见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347页。
[23]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9页。
[24]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6页。
[25]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
[26]《初论开洋禁疏》[工部给事中傅元初,崇祯十二年三月(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403-404页。按:此处“红毛番”指荷兰人,“吕宋佛郎机”指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所谓“奸民”则指汉人海上势力。
[27]《雷尔松寄总督顾恩函》(1623年3月5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34页。
[28]《雷尔松寄总督顾恩函》(1623年9月26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50-51页。
[29]《雷尔松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4年1月25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77页。
[30]《浙江来降都督史伟琦题本·切断钱粮来源以破郑锦》(康熙七年七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6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31]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第61页。
[32]《福建巡抚朱一冯题本·郑芝龙自愿立功赎罪》(崇祯元年六月初四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3册,第125页。
[33]据学界最新研究,从天启四年(1624)至崇祯十七年(1644),台湾海峡两岸间的贸易经过起步、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崇祯八年(1635)之前的十年,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明朝海商主导台海贸易时期,也是台湾转口贸易刚刚兴起的阶段。崇祯八年(1635)之后至明朝灭亡时(16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步控制台海贸易的主导权。随着明朝灭亡,中国大陆因战乱使商品生产量下降,加上日本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的短暂萎缩,使海峡两岸间的贸易开始衰落,台湾作为转口贸易站的功能随之丧失。参见黄俊凌:《17世纪上半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问题新探--以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34]黄宗羲:《赐姓始末》,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3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3册,台南市政府2004年版,第204-205页。
[3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版,第788-790页。
[37]参见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83-84、214-215页。
[38]《德·韦特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5年10月29日于大员商馆),《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188-189页。
[39]参见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167页。
[40]参见郑维中:《荷兰时代的台湾社会--自然法的难题与文明化的历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308页。
[41]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3册,台南市政府2004年版,第205页。
[42]参见欧阳泰:《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郑维中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2页。
[43]参见王玉国:《荷据时期台湾荷兰人与汉族移民关系》,邓孔昭主编《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29页。
[44]参见陈支平:《早期台湾史与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审视》,《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
[45]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篡·福建台湾卷》,第495-496、497页。
[46]李毓中主编/译注:《台湾与西班牙关系史料汇编》第1册,南投:台湾文献馆2008年版,第153-154页、156-157、165、172页。
[47]黄凤翔:《靖海碑》、陈第:《舟师问答》,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1,第11页、卷2,第30页。
[48]陈第:《舟师问答》、屠隆:《平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第30、22页。
[49]《为飞报琉球船只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64、165页。
[50]《为海氛多警饬备宜严敬陈防守事宜恳乞圣明采择允行以责实效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70-171页。
[51]《为飞报倭船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五年八月(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81-184页。
[52]参见陈小冲:《张燮<霏云居续集>涉台史料钩沉》,《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53]蓝鼎元:《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54]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再版,第3页。
[5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再版,第15、18页。
[56]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0-121页。
[57]黄宗羲:《赐姓始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5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版,第417、418、428页。
[59]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154页。
[60]荷兰人也曾明确地对日本人说:“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参见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61]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147页。
[62]郑成功:《复台》,《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63]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64]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65]参见陈国强:《郑成功在台湾的建设》,《民族英雄郑成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72页。
[66]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67]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1页。
[68]《敕明珠等谕》(康熙八年九月),《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7册,第86页。
[69]《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109,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8页。
[70]《起居注·谕令攻取台湾所需钱粮由福建给发》(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7册,第419页。
[71]《御制诗文·谕令施琅加授静海将军封世袭靖海侯》(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册,第4-5页。
[72]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0、123页。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3册,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2-2023页。
[74]《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52,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甲辰,《清实录》第6册,第497页。
[75]《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74,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丙午,《清实录》第6册,第691页。
[76]《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95,康熙六十年十月丙戌,《清实录》第6册,第864页。
[77]《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等奏折·纠参台湾府同知杨毓健失职》(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册,第314页。
[78]《起居注·谕令更换台湾兵丁将挑选勤慎可用之人派往》(雍正五年十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0册,第156-157页。
[79]《浙闽总督郝玉麟奏折·请令新任台湾镇总兵官马骥在任守制》(乾隆元年正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1册,第378页。
[80]蓝鼎元:《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鹿洲全集》下册,551页。
[81]王宏斌:《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2]宋代以后,中国海船出洋有两条航路:一是从福建、广东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过印支半岛向西所经各地为“西洋”;一是从中国大陆向东横渡台湾海峡沿台湾岛南下菲律宾群岛再南下所经各地为“东洋”。参见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
[3]关于早期汉人势力在台海活动及欧人东来前后台海地区海权与商贸竞争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杨彦杰著《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晓望著《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李德霞著《17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的商业竞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陈思著《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涛著《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关于郑成功与明郑政权及其时台海地区商贸活动研究的重要著作,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厦门大学曾经举办的三次重要的郑成功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重要的个人研究论集有:陈碧笙著《郑成功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邓孔昭著《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其修订版《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最新研究论著是:王昌著《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明确讨论台湾在明清之际地位问题的重要论文有:何丙仲:《试论16、17世纪台湾在远东的地位及郑成功之驱荷复台》,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9页;徐晓望:《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陈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4]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方豪的研究,1949年从大陆去台的方豪基本观点与大陆学者相近,其重要论著有:《台湾早期史纲》,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方豪教授台湾史论文选集》,台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版。在有关早期台湾历史研究中,曹永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在前期与大陆学者并无二致,后期则倡导“台湾岛史”研究,台湾史观有着明显转向,并直接影响岛内台湾史研究,其重要论著有两种:《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新一代台湾学者相关代表性著作有:陈宗仁著《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研究(1400-170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郑维中著《荷兰时代的台湾社会--自然法的难题与文明化的历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翁佳音著《荷兰时代台湾史的连续性问题》,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版;周婉窈著《海洋与殖民地台湾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
[5]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是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的先驱学者,其代表性论文见村上直次郎等著《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许贤瑶译,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版。岩生成一1936年在《东洋学报》发表《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认为颜思齐与李旦事迹多有重合,怀疑颜思齐其人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引起学界关于是否真有颜思齐其人的论争。中村孝志的代表性著作是:《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上、下卷,吴密察、翁佳音、许贤瑶编,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2002年版。另外,尚可参考松浦章著《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卞凤奎译,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8年版。最新的研究参见羽田正著《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跨国公司如何创造二百年欧亚整体史》,林讠永纯译,新北,八旗文化公司2018年版。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重要著作有: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著《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意大利学者白蒂(Patrizia Carioti)著《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庄国土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比利时学者韩家宝(Pol Heyns)著《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郑维中译,台北,播种者文化公司2002年版;西班牙学者鲍晓鸥(JoséEugenio Borao)著《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Nakao Eki(那瓜)译,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有:邵式柏(John R.Shepherd)著《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1993年英文版)上下册,林伟盛等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著《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1683-1895)》(2004年英文版),杨雅婷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版;欧阳泰(Tonio Andrade)著《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2006年英文版),郑维中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
[6]参见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海洋:跨国公司如何创造二百年欧亚整体史》,第107-108页。
[7]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篡·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8]《为海氛多警饬备宜严敬陈防守事宜恳乞圣明采择允行以责实效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上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1页。
[9]屠隆:《平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1页。
[10]陈第:《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6-27页。
[11]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再版,第49页。
[12]《宋克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4年12月12日于大员商馆),江树生主译/注:《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台北:南天书局2007年版,第144页。
[13]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王铎全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1页。
[14]《论闽省海贼疏》[给事中何楷,崇祯(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438-439页。按:何楷此疏应在崇祯八年。据《明史》记载,“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张廷玉等:《明史》卷323,列传第211,外国4,鸡笼,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合订版,第2145页)
[15]以上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108-116页;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第150-153、192-193页;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1期;陈思:《从各方史料看颜思齐与李旦及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5期。
[16]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28页。
[17]参见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再版,序说,第11页。
[18]参见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村上直次郎等著《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许贤瑶译,第75-77页。
[19]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2页。
[20]转引自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那瓜译,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第35页。
[21]转引自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版,第232页。
[22]参见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347页。
[23]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9页。
[24]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6页。
[25]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
[26]《初论开洋禁疏》[工部给事中傅元初,崇祯十二年三月(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403-404页。按:此处“红毛番”指荷兰人,“吕宋佛郎机”指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所谓“奸民”则指汉人海上势力。
[27]《雷尔松寄总督顾恩函》(1623年3月5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34页。
[28]《雷尔松寄总督顾恩函》(1623年9月26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50-51页。
[29]《雷尔松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4年1月25日于澎湖),《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77页。
[30]《浙江来降都督史伟琦题本·切断钱粮来源以破郑锦》(康熙七年七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6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31]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第61页。
[32]《福建巡抚朱一冯题本·郑芝龙自愿立功赎罪》(崇祯元年六月初四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3册,第125页。
[33]据学界最新研究,从天启四年(1624)至崇祯十七年(1644),台湾海峡两岸间的贸易经过起步、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崇祯八年(1635)之前的十年,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明朝海商主导台海贸易时期,也是台湾转口贸易刚刚兴起的阶段。崇祯八年(1635)之后至明朝灭亡时(16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步控制台海贸易的主导权。随着明朝灭亡,中国大陆因战乱使商品生产量下降,加上日本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的短暂萎缩,使海峡两岸间的贸易开始衰落,台湾作为转口贸易站的功能随之丧失。参见黄俊凌:《17世纪上半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问题新探--以荷兰侵占台湾初期的转口贸易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34]黄宗羲:《赐姓始末》,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3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3册,台南市政府2004年版,第204-205页。
[3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版,第788-790页。
[37]参见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83-84、214-215页。
[38]《德·韦特寄总督卡本提耳函》(1625年10月29日于大员商馆),《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1),1622-1626》,第188-189页。
[39]参见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鲍晓鸥:《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第167页。
[40]参见郑维中:《荷兰时代的台湾社会--自然法的难题与文明化的历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308页。
[41]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3册,台南市政府2004年版,第205页。
[42]参见欧阳泰:《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郑维中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2页。
[43]参见王玉国:《荷据时期台湾荷兰人与汉族移民关系》,邓孔昭主编《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29页。
[44]参见陈支平:《早期台湾史与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审视》,《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
[45]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篡·福建台湾卷》,第495-496、497页。
[46]李毓中主编/译注:《台湾与西班牙关系史料汇编》第1册,南投:台湾文献馆2008年版,第153-154页、156-157、165、172页。
[47]黄凤翔:《靖海碑》、陈第:《舟师问答》,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1,第11页、卷2,第30页。
[48]陈第:《舟师问答》、屠隆:《平东番记》,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卷2,第30、22页。
[49]《为飞报琉球船只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64、165页。
[50]《为海氛多警饬备宜严敬陈防守事宜恳乞圣明采择允行以责实效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70-171页。
[51]《为飞报倭船事》[福建巡抚黄承玄,万历四十五年八月(推测)],《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1册,第181-184页。
[52]参见陈小冲:《张燮<霏云居续集>涉台史料钩沉》,《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53]蓝鼎元:《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54]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再版,第3页。
[5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再版,第15、18页。
[56]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0-121页。
[57]黄宗羲:《赐姓始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5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4册,台南市政府2011年版,第417、418、428页。
[59]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154页。
[60]荷兰人也曾明确地对日本人说:“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参见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61]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147页。
[62]郑成功:《复台》,《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63]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64]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65]参见陈国强:《郑成功在台湾的建设》,《民族英雄郑成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72页。
[66]参见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67]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1页。
[68]《敕明珠等谕》(康熙八年九月),《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1辑第7册,第86页。
[69]《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109,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8页。
[70]《起居注·谕令攻取台湾所需钱粮由福建给发》(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7册,第419页。
[71]《御制诗文·谕令施琅加授静海将军封世袭靖海侯》(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册,第4-5页。
[72]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靖海纪事》,第120、123页。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3册,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2-2023页。
[74]《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52,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甲辰,《清实录》第6册,第497页。
[75]《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74,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丙午,《清实录》第6册,第691页。
[76]《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卷295,康熙六十年十月丙戌,《清实录》第6册,第864页。
[77]《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等奏折·纠参台湾府同知杨毓健失职》(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册,第314页。
[78]《起居注·谕令更换台湾兵丁将挑选勤慎可用之人派往》(雍正五年十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0册,第156-157页。
[79]《浙闽总督郝玉麟奏折·请令新任台湾镇总兵官马骥在任守制》(乾隆元年正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1册,第378页。
[80]蓝鼎元:《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鹿洲全集》下册,551页。
[81]王宏斌:《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