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以余姚进士家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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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对文学、史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明代登科录进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能够自动提取整个明代的进士信息。本文以浙江余姚为例,依据登科录自动提取该地可能出自同一家族的所有进士信息。在此基础上,与已经数字化了的方志、宗谱等相关文献结合,最终梳理出进士家族。这一过程的自动化实现,是大数据与明代科举研究相结合的新尝试。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the big data and related technology,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history,etc. By means of data analyzing and data min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the entire information about Jinshi could be completely extracted automatically.Taking Yuyao,a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or example,this article extracts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Jinshi from the same clan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cords. Based on this,as well as combined with the digitized documents such as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the Jinshi clan could b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is automatic process was a new approach of combining big data with research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the big data and related technology,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history,etc. By means of data analyzing and data min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the entire information about Jinshi could be completely extracted automatically.Taking Yuyao,a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or example,this article extracts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Jinshi from the same clan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cords. Based on this,as well as combined with the digitized documents such as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the Jinshi clan could b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is automatic process was a new approach of combining big data with research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引文
(1)郭培贵:《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3辑,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第114-139页)以及陈时龙《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2期)对明代科举研究有过较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可详参。
(2)可详见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3)此处分类,多参刘海峰《科举学导论》、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以及陈时龙《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之说,特此说明。
(1)(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首《旧谱凡例》,光绪十四年刻本,第1页。
(2)该数据库将天一阁所藏的《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一并进行了数据化,具体可访问www. eguji. com。
(3)实际该文件仅包含51科、14 116名进士信息。《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收录的《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本文件并未收录。2017年10月1日访问链接如下:http://projects.iq.harvard. edu/files/cbdb/files/ming_jinshilu_52y_release.xlsx?m=1438181509。
(4)参见鹤成久章:《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6-367页。
(5)参见陈时龙:《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2014年第3期,第359—426页;鹤成久章《明代安福の<春秋>学——举業から見た学問的系譜》,《福冈教育大学国语科研究论集》第56号,2015年,第75-91页。
(6)参见鹤成久章:《明代莆田的<书经>学——福建的学术与举业关系的一个考察》,《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1期;陈时龙《明代无锡的科举与<尚书>经》,见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6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52-83页。
(7)陈时龙:《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2日,第7版。
(1)何为“进士家族”,学界并无定论。郭培贵提出“'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也即五代之内不一定每代都出进士,但至少应有两名以上进士'(《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似可备一说。
(2)关于《类姓登科考》,郭培贵等《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邱进春《清钞本<类姓登科考>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等有过相关研究,可参见。
(3)地方志中的“选举表”往往会标注某人与某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为某人之子、之兄等等,这对于校验、完善进士家族是有益的补充。
(1)据《皇明贡举考》卷五、(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及《登科录》可知陈雍为成化二十年进士,其玄孙治本、治则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出自同一家族。
(2)《登科录》称云鹏、云鹗为肃初孙、浓子,陈云凤为鲁宾孙、曰笾子,又称云凤为云鹏、云鹗之弟,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3)《登科录》称陈云、陈雷皆为玉成子,陈焕为雷孙,故亦为陈云孙辈;陈垲为炫子、墀兄,故而推测其当为焕从子辈。据光绪甲辰地心堂刊《姚江四堡陈氏宗谱》卷首《奕世科甲》可知,此为陈氏“学前支”。
(4)《登科录》邵漳与邵稷、邵畯之父、祖、曾祖三代皆不相同,仅称其为稷弟、畯兄,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5)据《登科录》,元熙为立模孙、自上子;钶为鹓孙、桂子;且钶为元熙之兄,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6)据《登科录》,孙佳、孙坊为炼子,同父兄弟,且为孙燧之子孙升之弟,故而推测孙炼、孙燧当为同辈,世系、支派待考。
(7)据《登科录》,孙清为孙燧之子堪、墀之兄,故其当为燧从子辈,推测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8)据《登科录》,遂为瑶孙、泳子;迪为斌孙、赐子,且迪为遂之弟,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9)据《登科录》,至、必孝皆为勤曾孙,故此二人当为兄弟辈;道光之父必述为必孝之弟,故道光为必孝从子,从而推测此三人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10)丕为迁子,后过继给迁弟选。
(1)据《登科录》,逵、达皆为皞曾孙,逵为达兄,故而判断其为同一家族。
(2)据《登科录》,诸绚之父诸谏为诸让之弟,故绚为正、让之从子,推测其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3)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称引的《登科录》皆指CBDB提供的“包含51科、14 116名进士信息”的Excel文件。
(4)Excel文件标示的孙如游信息当源自《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第21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11563页),《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注明孙如游“未殿试”,故推知孙如游当非壬辰科(1592)进士。
(5)据《明史》卷二四〇《孙如游传》可知如游乃孙燧曾孙;据《孙境宗谱》可知孙如游为孙鏊之子,“行儒廿七,字景文,又字景贤,号鉴湖,以《易经》中万历丙子乡贡、乙未进士”(《孙境宗谱》卷八,2009年重修,2013年版),孙鏊为孙墀之子,孙墀为孙燧之子,故而孙如游确为孙墀之孙、孙燧曾孙,与《明史》相吻合。《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所称孙如游之祖、曾祖皆误《明史·孙如游传》已明言孙如游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复检《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可知其当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三甲第十五名(《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1061词,《明史》《孙境宗谱》与碑录三者吻合,则如游非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可为的论。
(1)如前所述依据《登科录》,我们推测邵漳与邵稷、邵畯可能出自同一家族,但世系、支派待考。为论述方便,我们且将邵漳一支与邵稷一支分开讨论,特此说明。
(1)笔者曾自国家图书馆网站下载过文本版(光绪《余姚县志》,2017年10月1日再次访问该网站,发现只能在线浏览该县志的影印版,文本版已无法使用。本次统计分析以文本版为基础,以影印版复核。特此说明。
(2)康熙志题“征聘”,乾隆志题“征辟”。
(3)康熙志题“乡举”,乾隆志题“举人”。
(4)康熙志题“贡士”,乾隆志题“贡生”。
(5)(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新涂知县,康熙志作新金,乾隆志作新淦。”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04页。
(6)关于深度学习,参见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7)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9页)称其为雍正间刻本,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七可知,当为雍正七年邵宏仁主持修纂。
(1)光绪谱访问链接:http://www. ouroots. com. cn/bookbyidsearch. do? id=7187&method=searchBookbyID;民国谱访问链接:http://www. ouroots. com. cn/bookbyidsearch. do? id=7188&method=searchBookbyID。2017年10月2日访问有效。
(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579页。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四“邵琳,洪寿之子……字席之,号晓山,增广生,以《礼记》中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十三年庚辰科副进士。初任浙江金华府武义县儒学教谕,二任金华府永康县儒学教谕,三任严州府遂安县儒学教谕,四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知县……著有《洪洞志》八卷《晓山堂诗集》行世。”关于邵琳生平仕宦经历,民国谱与光绪谱所记相同,且皆在贻编卷二将其列入“甲榜录”。
(1)崇祯十三年三甲第191名,见《明崇祯十三年题名碑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第1328页。
(2)《明正德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529页。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一,第55-56页。
(4)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669页。
(5)(嘉靖)《仁和县志》卷八称其为正德二年戊辰科进士。二年为丁卯年,三年方为戊辰年。且子、午、卯、酉年乡试,次年会试、殿试,故而邵锐当为戊辰科进士。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497页。
(6)参见《明正德十六年题名录》二甲第七十八名“邵经邦,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民籍。”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609页。
(7)参见《明嘉靖五年题名录》三甲第三名“邵经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民籍。”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650页。
(1)(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一,第6页。
(2)“邵琮”,《类姓登科考》称“邵宗,浙江仁和县人,庚辰三甲。”《登科录》《仁和县志》皆作“邵琮”,当为同一人。(3)参见《分派福州武林邵氏族谱·入闽支祖名宦龙山公传》,见《北京图书馆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3页。牛传彪对邵梗事迹多有考索,见氏著《明福建巡海道邵梗事迹考实——从<分派福州武林邵氏族谱>之龙山公传说起》,见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5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53-63页。
(4)(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五,第28-29页。
(5)(光绪)《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二《乙榜录》,第3页。
(6)(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第432页。
(7)(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第432页。
(8)《明崇祯十年进士题名碑录》,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第1306页。
(1)邵坤,弘治九年三甲第十四名,治《礼记》,见《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4册,第1926页。光绪、民国邵氏宗谱均称其治《易》,今从《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
(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九《忠义一·孙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册,第7427-7430页。
(2)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〇七《都督府二》,明万历刻本。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首《贞五公户帖后自述世系》,第21页。
(1)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2)参见李剑鸣:《“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3)参见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4)参见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5)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
(2)可详见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3)此处分类,多参刘海峰《科举学导论》、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以及陈时龙《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之说,特此说明。
(1)(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首《旧谱凡例》,光绪十四年刻本,第1页。
(2)该数据库将天一阁所藏的《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一并进行了数据化,具体可访问www. eguji. com。
(3)实际该文件仅包含51科、14 116名进士信息。《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收录的《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本文件并未收录。2017年10月1日访问链接如下:http://projects.iq.harvard. edu/files/cbdb/files/ming_jinshilu_52y_release.xlsx?m=1438181509。
(4)参见鹤成久章:《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见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6-367页。
(5)参见陈时龙:《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2014年第3期,第359—426页;鹤成久章《明代安福の<春秋>学——举業から見た学問的系譜》,《福冈教育大学国语科研究论集》第56号,2015年,第75-91页。
(6)参见鹤成久章:《明代莆田的<书经>学——福建的学术与举业关系的一个考察》,《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1期;陈时龙《明代无锡的科举与<尚书>经》,见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6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52-83页。
(7)陈时龙:《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2日,第7版。
(1)何为“进士家族”,学界并无定论。郭培贵提出“'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也即五代之内不一定每代都出进士,但至少应有两名以上进士'(《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似可备一说。
(2)关于《类姓登科考》,郭培贵等《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邱进春《清钞本<类姓登科考>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等有过相关研究,可参见。
(3)地方志中的“选举表”往往会标注某人与某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为某人之子、之兄等等,这对于校验、完善进士家族是有益的补充。
(1)据《皇明贡举考》卷五、(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及《登科录》可知陈雍为成化二十年进士,其玄孙治本、治则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出自同一家族。
(2)《登科录》称云鹏、云鹗为肃初孙、浓子,陈云凤为鲁宾孙、曰笾子,又称云凤为云鹏、云鹗之弟,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3)《登科录》称陈云、陈雷皆为玉成子,陈焕为雷孙,故亦为陈云孙辈;陈垲为炫子、墀兄,故而推测其当为焕从子辈。据光绪甲辰地心堂刊《姚江四堡陈氏宗谱》卷首《奕世科甲》可知,此为陈氏“学前支”。
(4)《登科录》邵漳与邵稷、邵畯之父、祖、曾祖三代皆不相同,仅称其为稷弟、畯兄,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5)据《登科录》,元熙为立模孙、自上子;钶为鹓孙、桂子;且钶为元熙之兄,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6)据《登科录》,孙佳、孙坊为炼子,同父兄弟,且为孙燧之子孙升之弟,故而推测孙炼、孙燧当为同辈,世系、支派待考。
(7)据《登科录》,孙清为孙燧之子堪、墀之兄,故其当为燧从子辈,推测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8)据《登科录》,遂为瑶孙、泳子;迪为斌孙、赐子,且迪为遂之弟,故推测其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9)据《登科录》,至、必孝皆为勤曾孙,故此二人当为兄弟辈;道光之父必述为必孝之弟,故道光为必孝从子,从而推测此三人当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10)丕为迁子,后过继给迁弟选。
(1)据《登科录》,逵、达皆为皞曾孙,逵为达兄,故而判断其为同一家族。
(2)据《登科录》,诸绚之父诸谏为诸让之弟,故绚为正、让之从子,推测其为同一家族,世系、支派待考。
(3)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称引的《登科录》皆指CBDB提供的“包含51科、14 116名进士信息”的Excel文件。
(4)Excel文件标示的孙如游信息当源自《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屈万里主编《明代登科录汇编》第21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11563页),《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注明孙如游“未殿试”,故推知孙如游当非壬辰科(1592)进士。
(5)据《明史》卷二四〇《孙如游传》可知如游乃孙燧曾孙;据《孙境宗谱》可知孙如游为孙鏊之子,“行儒廿七,字景文,又字景贤,号鉴湖,以《易经》中万历丙子乡贡、乙未进士”(《孙境宗谱》卷八,2009年重修,2013年版),孙鏊为孙墀之子,孙墀为孙燧之子,故而孙如游确为孙墀之孙、孙燧曾孙,与《明史》相吻合。《万历壬辰科履历小引》所称孙如游之祖、曾祖皆误《明史·孙如游传》已明言孙如游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复检《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题名碑录》可知其当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三甲第十五名(《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1061词,《明史》《孙境宗谱》与碑录三者吻合,则如游非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可为的论。
(1)如前所述依据《登科录》,我们推测邵漳与邵稷、邵畯可能出自同一家族,但世系、支派待考。为论述方便,我们且将邵漳一支与邵稷一支分开讨论,特此说明。
(1)笔者曾自国家图书馆网站下载过文本版(光绪《余姚县志》,2017年10月1日再次访问该网站,发现只能在线浏览该县志的影印版,文本版已无法使用。本次统计分析以文本版为基础,以影印版复核。特此说明。
(2)康熙志题“征聘”,乾隆志题“征辟”。
(3)康熙志题“乡举”,乾隆志题“举人”。
(4)康熙志题“贡士”,乾隆志题“贡生”。
(5)(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新涂知县,康熙志作新金,乾隆志作新淦。”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04页。
(6)关于深度学习,参见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7)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9页)称其为雍正间刻本,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七可知,当为雍正七年邵宏仁主持修纂。
(1)光绪谱访问链接:http://www. ouroots. com. cn/bookbyidsearch. do? id=7187&method=searchBookbyID;民国谱访问链接:http://www. ouroots. com. cn/bookbyidsearch. do? id=7188&method=searchBookbyID。2017年10月2日访问有效。
(2)《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579页。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四“邵琳,洪寿之子……字席之,号晓山,增广生,以《礼记》中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十三年庚辰科副进士。初任浙江金华府武义县儒学教谕,二任金华府永康县儒学教谕,三任严州府遂安县儒学教谕,四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知县……著有《洪洞志》八卷《晓山堂诗集》行世。”关于邵琳生平仕宦经历,民国谱与光绪谱所记相同,且皆在贻编卷二将其列入“甲榜录”。
(1)崇祯十三年三甲第191名,见《明崇祯十三年题名碑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第1328页。
(2)《明正德三年进士题名碑录》,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529页。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一,第55-56页。
(4)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669页。
(5)(嘉靖)《仁和县志》卷八称其为正德二年戊辰科进士。二年为丁卯年,三年方为戊辰年。且子、午、卯、酉年乡试,次年会试、殿试,故而邵锐当为戊辰科进士。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497页。
(6)参见《明正德十六年题名录》二甲第七十八名“邵经邦,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民籍。”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609页。
(7)参见《明嘉靖五年题名录》三甲第三名“邵经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民籍。”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1册,第650页。
(1)(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一,第6页。
(2)“邵琮”,《类姓登科考》称“邵宗,浙江仁和县人,庚辰三甲。”《登科录》《仁和县志》皆作“邵琮”,当为同一人。(3)参见《分派福州武林邵氏族谱·入闽支祖名宦龙山公传》,见《北京图书馆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3页。牛传彪对邵梗事迹多有考索,见氏著《明福建巡海道邵梗事迹考实——从<分派福州武林邵氏族谱>之龙山公传说起》,见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5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53-63页。
(4)(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五,第28-29页。
(5)(光绪)《余姚邵氏宗谱》贻编卷二《乙榜录》,第3页。
(6)(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第432页。
(7)(光绪)《余姚县志》卷一九,第432页。
(8)《明崇祯十年进士题名碑录》,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第1306页。
(1)邵坤,弘治九年三甲第十四名,治《礼记》,见《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第4册,第1926页。光绪、民国邵氏宗谱均称其治《易》,今从《弘治九年进士登科录》。
(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九《忠义一·孙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册,第7427-7430页。
(2)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〇七《都督府二》,明万历刻本。
(3)(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首《贞五公户帖后自述世系》,第21页。
(1)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第B05版。
(2)参见李剑鸣:《“网络史学”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3)参见王子今:《“史识”与计算机“利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4)参见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5)拙文《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