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司法专门性问题解决的“四维模式”
|
摘要
随着司法和立法的不断发展,我国司法审判中逐渐增设了各种专家诉讼参与人,呈现出从"一维遵从模式"到"二维对抗模式"、"三维教育模式",最后到"四维分享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四维分享模式"中,鉴定人是整个法庭的助手,专家辅助人是诉讼双方的助手,司法技术人员(技术咨询专家)是法官的助手,专家陪审员则是与审判法官共享事实认定权力的裁决者。尽管该模式体现了理想审判状态下的对抗、教育和共享功能,拥有集群化认识论优势,但也存在对抗功能不彰、教育功能退化和共享功能异化等潜在风险,因此还需进一步细化该模式的相关规则和配套制度。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ustice and legislation,there were several expert litigation participants in Chinese judicial trial,which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One-dimensional Obeying Mode"to"Two-dimensional Adversary Mode","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al Mode"and the"Four-dimensional Sharing Mode". In the"Four-dimensional Sharing Mode",the appraiser is the assistant of the whole court,the expert assistant is the assistant of both parties,the judicial technical personnel( technical consulting experts)is the assistant of the judge,and the expert juror is the adjudicator who shares the power of fact determination with the trial judge. Although this mode reflects the adversary,educational and sharing functions in an ideal trial state,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clustering epistemology,it also has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weakening of adversary function,degradation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alienation of sharing function. Therefore,relevant rules and supporting systems of this model should be further ref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ustice and legislation,there were several expert litigation participants in Chinese judicial trial,which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One-dimensional Obeying Mode"to"Two-dimensional Adversary Mode","Three-dimensional Educational Mode"and the"Four-dimensional Sharing Mode". In the"Four-dimensional Sharing Mode",the appraiser is the assistant of the whole court,the expert assistant is the assistant of both parties,the judicial technical personnel( technical consulting experts)is the assistant of the judge,and the expert juror is the adjudicator who shares the power of fact determination with the trial judge. Although this mode reflects the adversary,educational and sharing functions in an ideal trial state,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clustering epistemology,it also has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weakening of adversary function,degradation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alienation of sharing function. Therefore,relevant rules and supporting systems of this model should be further refined.
引文
[1]Louis Blom-Cooper,Experts and Assessors:Past,Present and Future,C. J. Q. 2002,21(Oct).
[2]Dauchot,Luke L. and Metzcar,Jeffrey C. Technical Advisors:Welcome Scientific Education,But at What Cost to a Patent’s Notice Function? IP Litigator(March 01,2003).
[3]程衍:“‘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的域外介绍———以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蔡颖慧:“对抗制危机中的专家证人制度”,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9期。
[5]易玲:“日本专利无效判定制度之改革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6]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7]邵劭:“论法官聘任技术顾问的权力”,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8][美]罗纳德·J·艾伦:“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1期。
[9]Jennifer Mnookin,Expert Evidence,Partisanship,and Epistemic Competence,in 73 Brooklyn Law Review(2008).
[10]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1]李学军、朱梦妮:“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12]张保生:“关于专家辅助人角色规定的变化”,载《证据科学》2018年第5期。
[13]吴洪淇:“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变革与优化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
(1)对信息空洞的详细阐释See Gary Edmond,Forensic Science Evidence and the Conditions for Rational(Jury)Evaluation,39 Melb.U.L.Rev.77,2015.
(2)对具体限制的梳理,参见吴洪淇:“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变革与优化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
(3)重复鉴定和多头鉴定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湖南湘潭的黄静裸死案,该案共有10份鉴定文书,最后法院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学[2004]第066号)的鉴定结论。
(1)尽管“专家辅助人”一开始并不是法定的称谓,是《民事证据规定》的起草者在对司法解释的理解时所下的定义(参见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第296页),但现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已普遍使用,例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的通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等。
(2)例如,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3)例如,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4)参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26条。
(1)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被视为是“法官的助手”。参见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被定位为“当事人的助手”。参见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张保生教授认为现行法律对专家辅助人有三种定位:一是当事人律师的角色,二是当事人证人的角色,三是当事人身份,但本文的观点与其略有不同。参见张保生:“关于专家辅助人角色规定的变化”,载《证据科学》2018年第5期,第530页。
(2)参见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9条前半部分规定;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3)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4)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49条第2款规定。
(5)参见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9条后半部分规定。
(6)参见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后半部分和第2款规定。
(7)参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
(8)参见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3条第1款后半部分规定。
(9)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后半部分规定。
(1)Joseph N.Hosteny律师也持类似的观点。See Joseph N.Hosteny,Litigators Corner:Technical Advisors,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March 2004),p.39.
[2]Dauchot,Luke L. and Metzcar,Jeffrey C. Technical Advisors:Welcome Scientific Education,But at What Cost to a Patent’s Notice Function? IP Litigator(March 01,2003).
[3]程衍:“‘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的域外介绍———以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蔡颖慧:“对抗制危机中的专家证人制度”,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9期。
[5]易玲:“日本专利无效判定制度之改革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6]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7]邵劭:“论法官聘任技术顾问的权力”,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8][美]罗纳德·J·艾伦:“专家证言的概念性挑战”,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1期。
[9]Jennifer Mnookin,Expert Evidence,Partisanship,and Epistemic Competence,in 73 Brooklyn Law Review(2008).
[10]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1]李学军、朱梦妮:“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12]张保生:“关于专家辅助人角色规定的变化”,载《证据科学》2018年第5期。
[13]吴洪淇:“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变革与优化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
(1)对信息空洞的详细阐释See Gary Edmond,Forensic Science Evidence and the Conditions for Rational(Jury)Evaluation,39 Melb.U.L.Rev.77,2015.
(2)对具体限制的梳理,参见吴洪淇:“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变革与优化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
(3)重复鉴定和多头鉴定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湖南湘潭的黄静裸死案,该案共有10份鉴定文书,最后法院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学[2004]第066号)的鉴定结论。
(1)尽管“专家辅助人”一开始并不是法定的称谓,是《民事证据规定》的起草者在对司法解释的理解时所下的定义(参见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第296页),但现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已普遍使用,例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的通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等。
(2)例如,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3)例如,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4)参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26条。
(1)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被视为是“法官的助手”。参见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被定位为“当事人的助手”。参见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张保生教授认为现行法律对专家辅助人有三种定位:一是当事人律师的角色,二是当事人证人的角色,三是当事人身份,但本文的观点与其略有不同。参见张保生:“关于专家辅助人角色规定的变化”,载《证据科学》2018年第5期,第530页。
(2)参见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9条前半部分规定;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3)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前半部分规定。
(4)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49条第2款规定。
(5)参见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9条后半部分规定。
(6)参见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2条第1款后半部分和第2款规定。
(7)参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
(8)参见2015年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123条第1款后半部分规定。
(9)参见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26条第1款后半部分规定。
(1)Joseph N.Hosteny律师也持类似的观点。See Joseph N.Hosteny,Litigators Corner:Technical Advisors,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March 2004),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