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耳鼎、郑窑登鼎新说
摘要
<正>1995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告成镇袁窑村北发掘了一批春秋时代郑国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位于颍河南岸长葛岭的坡地上,南靠箕山,北临颍河,隔河与古阳城相对,西北距登封城约16千米(图一)。根据发掘资料统计,其中的M3共发掘各类文物500余件(组),出土青铜礼器包括鼎、簋、方壶、盘、盆、盉、扁壶、甗等。多年来,有关该批墓葬与出土文物的发掘简报和文章陆续
引文
[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文物》2006年第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登封市文物管理局:《河南登封告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9期。郝本性、张松林:《郑子耳鼎、窑登鼎与鲁侯壶诠释》,收入《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79-283页。又见于《郝本性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5页。张莉:《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
[2]李俊山:《永城出土西周宋国铜匜》,《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49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6、87页。
[4]郑州市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发掘简报中,此字铭文释为“噩”,今遵郝本性先生意见改释为“丧”,见《郝本性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登封市文物管理局:《河南登封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文物》2006年第4期。
[5]郝本性、张松林:《郑子耳鼎、窑登鼎与鲁侯壶诠释》,收入《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79-283页。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8]刘源:《殷墟甲骨卜辞与<左传>中“子某”之对比研究》,收入《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第43-146页。
[9]同上,第73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7页。
[11]张莉:《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
[12]程浩:《“孝子不匮”还是“雄鸷多智”——新史料所见郑武夫人与郑庄公事考论》,收入牛鹏涛、苏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5页。
[1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14]《左传·隐公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15](春秋)左丘明传,(晋)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庄公十六年“共叔段之孙。定,谥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十六年“公父定叔为共叔段之孙。段之子曰公孙滑,见隐元年传,则此当是公孙滑之子,定为其谥”,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页。
[16]曹玮:《东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7]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8]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绍兴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江汉吉金:湖北省博物馆典藏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19]李学勤:《郑人金文两种对读》,收入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170页。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02408、02409、14095、14096器。
[2]李俊山:《永城出土西周宋国铜匜》,《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49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6、87页。
[4]郑州市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发掘简报中,此字铭文释为“噩”,今遵郝本性先生意见改释为“丧”,见《郝本性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登封市文物管理局:《河南登封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文物》2006年第4期。
[5]郝本性、张松林:《郑子耳鼎、窑登鼎与鲁侯壶诠释》,收入《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79-283页。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8]刘源:《殷墟甲骨卜辞与<左传>中“子某”之对比研究》,收入《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第43-146页。
[9]同上,第73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7页。
[11]张莉:《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
[12]程浩:《“孝子不匮”还是“雄鸷多智”——新史料所见郑武夫人与郑庄公事考论》,收入牛鹏涛、苏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5页。
[1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14]《左传·隐公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15](春秋)左丘明传,(晋)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庄公十六年“共叔段之孙。定,谥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十六年“公父定叔为共叔段之孙。段之子曰公孙滑,见隐元年传,则此当是公孙滑之子,定为其谥”,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页。
[16]曹玮:《东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7]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8]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绍兴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江汉吉金:湖北省博物馆典藏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19]李学勤:《郑人金文两种对读》,收入李学勤著《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170页。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02408、02409、14095、14096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