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疑伪经六种残卷缀合研究
摘要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提谓波利经》、《像法决疑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首罗比丘经》、《救护身命经》、《救疾经》是六朝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六种疑伪经。本文通过对这六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现存面貌的考察,弄清其所存卷号、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的比较分析,将这六经中的25号残卷(片)缀合为12组。通过缀合,使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团聚一处;借助于缀接后的写本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给这些残卷(片)作出准确的定名,还可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作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
引文
(1)方广锠:《序言》,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张涌泉、罗慕君:《敦煌本〈八阳经〉残卷缀合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277页。
(1)僧祐:《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39页上栏。
(2)文中所用“伯”指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据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的彩色照片);“斯”指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简称《宝藏》;《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3年,简称《英图》;IDP网站公布的彩色照片);“北敦”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简称《国图》)敦煌写卷编号;“俄弗”、“俄敦”指《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简称《俄藏》)敦煌写卷编号。
(3)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第58-59页。
(4)[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184-210页。
(5)“《俄藏》8/280A”指《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280页上(A指上栏)。以下依此类推。
(1)《国图》叙录称该卷首3行上下残,不确。其实,此本残去的仅是首行乌丝栏右侧边线部分,该行所存文字绝大多数都完好无缺,唯“山”、“糸”二字略有残损。
(1)法经:《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下栏。
(2)彦琮:《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72页中栏。
(3)此处卷号统计参考了《综录》第98-100页有关《像法决疑经》的介绍,但该书仅收12号敦煌写本,失收俄敦1853、1854、1878、1957B等4号,又将北敦11323号《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误定为本经。又,此所列“羽281”等指《敦煌秘笈》(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简称《秘笈》)敦煌卷子编号。
(4)录文时原卷缺字用□表示,残缺不全或模糊难辨者用(?)表示。
(5)“《大正藏》T[85/1336A4-1336B10”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第1336页上栏第4行至第1336页中栏第10行。以下依此类推。
(1)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142-144页有关《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的介绍,其中共收含有此经的32号写本。考虑到敦煌文献中所存此经的完整本,都是前抄《黄仕强传》,后接《证香火本因经》,因而笔者统计时也将仅存有这两部分内容的写本归入其中了。这样,本文较《综录》新增北敦2158、12092号,俄敦1672、1680、4792号,大谷敦12号,中村68号,伍伦27号等8号写本。其中,除大谷敦12号与伍伦27号首尾完整外,其馀所存或为首部,或是尾部,如北敦12092号、俄敦1672、1680、4792号、中村68号即仅存《黄仕强传》,北敦2158号则仅存《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又,文中“上图”指《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敦煌写卷编号;“北大D”指《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敦煌写卷编号;“津艺”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敦煌写卷编号;“浙敦”指《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敦煌写卷编号;“台图”指《敦煌卷子》(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敦煌写卷编号;“大谷敦”指《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大谷大学东洋学研究室,1965-1972年)敦煌写卷编号;“中村”指《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株式会社二玄社,2005年)敦煌写卷编号;“伍伦”指《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敦煌写卷编号。
(1)前组写卷,《俄藏》整理者已将其缀接如一。中组写卷,《国图》叙录首先指出北敦1660+1564号可缀合(第22册,第15页);随后曹凌又进一步指出北敦1491号+北敦1660+1564号可缀合(《综录》,第143页)。后组写卷的缀合参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1)《大正藏》将此句连下读为“修持十善行。来四出诸天善神四天大王天龙八部。常来营护受持此呪者”,不妥,“修持十善”当独立成句,读作“修持十善,行来四出,诸天善神、四天大王、天龙八部,常来营护受持此呪者”。
(2)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166-167页有关《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的介绍,其中共收15号敦煌写本。笔者此次新增羽137、142、504号。
(3)白化文:《〈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录》,原载《法音》1988年第2辑;又收入杨曾文、杜斗城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16-225页。此据后者征引。
(1)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文末所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氏著:《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2)有关李盛铎藏卷来历的详细论述,参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第47-50页。
(1)[英]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61页右栏5411号。
(1)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205-207页有关《救护身命济人病苦厄经》的介绍,该书共收19号敦煌写本,笔者此次新增羽387-3号。个别写本所属系统的归类也略有不同,如俄敦7976号,《综录》归在甲种,笔者列在乙种。此外,斯10136、10477、12652、12952等4号,《综录》谓其“情况不详,属于哪个系统亦不明”,笔者在IDP上获睹其彩色照片,并据其所存内容分别确定其归属如上。
(1)法经:《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38页下栏、139页上栏。
(2)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251-252页有关《救护众生恶疾经》的介绍,其中共收38号敦煌写本。笔者新增俄敦2711、2712、9442、14657、18209等5号,后3号蒙师妹罗慕君赐告,谨此致谢。又,文中“上博”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敦煌写卷编号;“敦研”指《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所载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卷子编号。
(2)张涌泉、罗慕君:《敦煌本〈八阳经〉残卷缀合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277页。
(1)僧祐:《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39页上栏。
(2)文中所用“伯”指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据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的彩色照片);“斯”指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简称《宝藏》;《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3年,简称《英图》;IDP网站公布的彩色照片);“北敦”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简称《国图》)敦煌写卷编号;“俄弗”、“俄敦”指《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简称《俄藏》)敦煌写卷编号。
(3)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第58-59页。
(4)[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184-210页。
(5)“《俄藏》8/280A”指《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280页上(A指上栏)。以下依此类推。
(1)《国图》叙录称该卷首3行上下残,不确。其实,此本残去的仅是首行乌丝栏右侧边线部分,该行所存文字绝大多数都完好无缺,唯“山”、“糸”二字略有残损。
(1)法经:《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下栏。
(2)彦琮:《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72页中栏。
(3)此处卷号统计参考了《综录》第98-100页有关《像法决疑经》的介绍,但该书仅收12号敦煌写本,失收俄敦1853、1854、1878、1957B等4号,又将北敦11323号《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误定为本经。又,此所列“羽281”等指《敦煌秘笈》(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简称《秘笈》)敦煌卷子编号。
(4)录文时原卷缺字用□表示,残缺不全或模糊难辨者用(?)表示。
(5)“《大正藏》T[85/1336A4-1336B10”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第1336页上栏第4行至第1336页中栏第10行。以下依此类推。
(1)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142-144页有关《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的介绍,其中共收含有此经的32号写本。考虑到敦煌文献中所存此经的完整本,都是前抄《黄仕强传》,后接《证香火本因经》,因而笔者统计时也将仅存有这两部分内容的写本归入其中了。这样,本文较《综录》新增北敦2158、12092号,俄敦1672、1680、4792号,大谷敦12号,中村68号,伍伦27号等8号写本。其中,除大谷敦12号与伍伦27号首尾完整外,其馀所存或为首部,或是尾部,如北敦12092号、俄敦1672、1680、4792号、中村68号即仅存《黄仕强传》,北敦2158号则仅存《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又,文中“上图”指《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敦煌写卷编号;“北大D”指《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敦煌写卷编号;“津艺”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敦煌写卷编号;“浙敦”指《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敦煌写卷编号;“台图”指《敦煌卷子》(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敦煌写卷编号;“大谷敦”指《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大谷大学东洋学研究室,1965-1972年)敦煌写卷编号;“中村”指《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株式会社二玄社,2005年)敦煌写卷编号;“伍伦”指《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敦煌写卷编号。
(1)前组写卷,《俄藏》整理者已将其缀接如一。中组写卷,《国图》叙录首先指出北敦1660+1564号可缀合(第22册,第15页);随后曹凌又进一步指出北敦1491号+北敦1660+1564号可缀合(《综录》,第143页)。后组写卷的缀合参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1)《大正藏》将此句连下读为“修持十善行。来四出诸天善神四天大王天龙八部。常来营护受持此呪者”,不妥,“修持十善”当独立成句,读作“修持十善,行来四出,诸天善神、四天大王、天龙八部,常来营护受持此呪者”。
(2)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166-167页有关《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的介绍,其中共收15号敦煌写本。笔者此次新增羽137、142、504号。
(3)白化文:《〈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录》,原载《法音》1988年第2辑;又收入杨曾文、杜斗城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16-225页。此据后者征引。
(1)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文末所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氏著:《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2)有关李盛铎藏卷来历的详细论述,参荣新江:《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第47-50页。
(1)[英]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61页右栏5411号。
(1)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205-207页有关《救护身命济人病苦厄经》的介绍,该书共收19号敦煌写本,笔者此次新增羽387-3号。个别写本所属系统的归类也略有不同,如俄敦7976号,《综录》归在甲种,笔者列在乙种。此外,斯10136、10477、12652、12952等4号,《综录》谓其“情况不详,属于哪个系统亦不明”,笔者在IDP上获睹其彩色照片,并据其所存内容分别确定其归属如上。
(1)法经:《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38页下栏、139页上栏。
(2)此处卷号统计主要参考了《综录》第251-252页有关《救护众生恶疾经》的介绍,其中共收38号敦煌写本。笔者新增俄敦2711、2712、9442、14657、18209等5号,后3号蒙师妹罗慕君赐告,谨此致谢。又,文中“上博”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敦煌写卷编号;“敦研”指《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所载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卷子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