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训诂通义理:以戴震、章太炎等人为线索论清代汉学的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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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学与宋学之争,实迄于清代。汉学擅考据,宋学精义理,各有所长。宋学与汉学是经典研究中追寻意义的两种方法,两者都力求揭示蕴含在经典文本中的义理。汉学重训诂不仅有助于思想史的还原,还可以提供一条不同于宋学的探索义理之路。按照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训诂具有解蔽见道之功用,是治学之基本功。借助训诂展开的哲学史探寻,不仅能发挥解构形上学的作用,而且对哲学有深耕力作之功,从而使观念的图景不断充实与整合。在中国哲学史上,汉学是借助字义澄清义理,宋学是透过语义构思义理;汉学是对思想源头的挖掘,宋学则是思想景观的构筑。总结清代汉学的哲学遗产,绝非主张退回传统的训诂学领域,更非在汉宋之争中为一方摇旗呐喊,而是在展望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时回望传统的一个必要环节。
The contest between Han learning(hanxue)and Song learning(songxue) actually ended in the Qing Dynasty.The former was strong on textual research,while the latter's expertise lay in examination of implications,so each had its strong points.As two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s,both sought to reveal the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classical texts.Han learning's emphasis on exegesis not only helps to trace the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but also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meaning that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Song learning.According to Zhang Taiyan's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semantic exegesis functions to illuminate obscurity and reveal the Dao,and is thus a basic skill for the conduct of research.Explo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at draw on semantic exegesis not only serve to deconstruct metaphysics,but also contribute to in-depth philosophical research,thus continuously enriching and integrating conceptual schema.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Han learning drew on the meaning of words to clarify the sense,whereas Song learning used semantics to develop the sense.Thus Han learning unearthed the sources of thought,while Song learning constructed an intellectual landscape.Summing up the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Qing dynasty Han learning definitely does not mean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semantic exegesis,nor does it call for taking sides in the dispute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instead,it is a necessary link enabling us to look back at the tradition a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ontest between Han learning(hanxue)and Song learning(songxue) actually ended in the Qing Dynasty.The former was strong on textual research,while the latter's expertise lay in examination of implications,so each had its strong points.As two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s,both sought to reveal the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classical texts.Han learning's emphasis on exegesis not only helps to trace the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but also provides an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meaning that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Song learning.According to Zhang Taiyan's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of language,semantic exegesis functions to illuminate obscurity and reveal the Dao,and is thus a basic skill for the conduct of research.Explo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at draw on semantic exegesis not only serve to deconstruct metaphysics,but also contribute to in-depth philosophical research,thus continuously enriching and integrating conceptual schema.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Han learning drew on the meaning of words to clarify the sense,whereas Song learning used semantics to develop the sense.Thus Han learning unearthed the sources of thought,while Song learning constructed an intellectual landscape.Summing up the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Qing dynasty Han learning definitely does not mean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semantic exegesis,nor does it call for taking sides in the dispute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instead,it is a necessary link enabling us to look back at the tradition a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引文
(1)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2页。
(1)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台湾的徐复观与毛子水等人关于考据与义理的论战,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杜维明与何炳棣等学人围绕“克己复礼”诠释展开训诂与义理之争,表明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2)关于清代汉学及其哲学成就的研究成果很多,目前内容最丰富者为吴根友、孙邦金等著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三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其中第一编便包括对20世纪相关成果的系统评述。
(3)因此,为减少枝蔓,与论题关联度不高的其他学术思想人物,例如清初三大儒中讲考据但不专义理的顾炎武,追随宋学讲义理的黄宗羲、王夫之,还有戴震之前倡汉学甚力且治《易》有成的惠栋,与戴震同时代,有重大义理贡献但非训诂专家的章学诚等,均不论列。
(4)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5页。
(5)章太炎:《论戴学根柢》,《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59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1)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95页。
(2)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1页。
(3)胡适:《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05-1106页。
(4)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163页。
(1)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56-357页。
(2)不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甚至侯外庐、萧萐父等对此均持肯定立场。
(3)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有声称继承宋学,而绝少标榜传承清代汉学的现代儒家。
(4)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7-378页。
(1)戴震:《东原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0页。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5页。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卷,第377页。
(4)阮元:《论语一贯说》,《揅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3页。
(5)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1页。
(6)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0页。
(7)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082页。
(1)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5页。
(1)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第378页。
(2)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上),第37-38页。
(3)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7页。
(4)石井刚对章太炎哲学的清学背景,以及他同戴震的思想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参见石井刚:《“言”和“文”的真理表述---章太炎的语言实践,或者哲学话语方式》,《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1)章太炎:《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32页。
(2)章太炎:《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第39页。
(3)章太炎:《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第36页。
(4)假借、转注之说源于汉代,含于《汉书·艺文志》与《说文》所述六书之法中,其意义后世众说纷纭,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略考》的相关论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9-251页)。章太炎立论与前贤有同有异,本文引其说,焦点不在证实其转注假借说,而在于其对语言现象的观察所带来的思想启发。
(5)章太炎:《明见》,《国故论衡》,第124页。
(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页。
(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79页。
(3)戴震同时或其后的学者,如钱大昕、凌廷堪、焦循等人,论道均取戴震强调气化流行,人伦日用之倾向。阮元在方法上更效仿戴震,直言“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亁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册,第295-328页的相关论述)
(1)参见章太炎:《原道》(上、中、下),《国故论衡》。
(2)庞朴:《解牛之解》,《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
(3)庞朴:《解牛之解》,《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435页。
(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页。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5-46页。
(1)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38页。
(2)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37页。
(3)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46页。
(1)参见李泽厚:《何谓“现代新儒学”》,《杂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73页。
(2)参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自序”。
(3)庞朴:《说“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348页。
(1)参见庞朴:《“中庸”平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659-707页。
(1)王夫之:《庄子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2)参见陈少明:《“吾丧我”:一种古典的自我观念》,《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
(3)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4)从语言哲学角度谈清代训诂学的意义,已有若干可资参考的作品。例如,李开的《戴震评传》专章谈“戴震的人文科学语言解释哲学”(参见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根友等在《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也专章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及“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本文通过区分两种相反的语言哲学观念展开对问题的分析。
(1)傅斯年:《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187-188页。
(2)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244页。
(3)艾耶尔:《语言、逻辑与真理》,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4)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戴震那里,也能找到通过语言分析,消除形上学的某种尝试。如他通过虚、实词性的区分,对理的实体化的质疑。参见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发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7-38页。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0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3)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8页。
(4)参见阮元:《揅经室集》(上),第54-55页。
(1)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2)阮元:《性命古训》,《揅经室集》(上),第230页。
(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81页。
(1)强调经典诠释必须突破传统训诂学的限制,参见景海峰:《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2页。
(1)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台湾的徐复观与毛子水等人关于考据与义理的论战,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杜维明与何炳棣等学人围绕“克己复礼”诠释展开训诂与义理之争,表明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2)关于清代汉学及其哲学成就的研究成果很多,目前内容最丰富者为吴根友、孙邦金等著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三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其中第一编便包括对20世纪相关成果的系统评述。
(3)因此,为减少枝蔓,与论题关联度不高的其他学术思想人物,例如清初三大儒中讲考据但不专义理的顾炎武,追随宋学讲义理的黄宗羲、王夫之,还有戴震之前倡汉学甚力且治《易》有成的惠栋,与戴震同时代,有重大义理贡献但非训诂专家的章学诚等,均不论列。
(4)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5页。
(5)章太炎:《论戴学根柢》,《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59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1)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95页。
(2)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1页。
(3)胡适:《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05-1106页。
(4)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163页。
(1)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56-357页。
(2)不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甚至侯外庐、萧萐父等对此均持肯定立场。
(3)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有声称继承宋学,而绝少标榜传承清代汉学的现代儒家。
(4)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7-378页。
(1)戴震:《东原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0页。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5页。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经籍纂诂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卷,第377页。
(4)阮元:《论语一贯说》,《揅经室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3页。
(5)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1页。
(6)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庵文集》,第100页。
(7)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082页。
(1)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5页。
(1)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第378页。
(2)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上),第37-38页。
(3)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7页。
(4)石井刚对章太炎哲学的清学背景,以及他同戴震的思想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参见石井刚:《“言”和“文”的真理表述---章太炎的语言实践,或者哲学话语方式》,《齐物的哲学: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的东亚经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1)章太炎:《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32页。
(2)章太炎:《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第39页。
(3)章太炎:《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第36页。
(4)假借、转注之说源于汉代,含于《汉书·艺文志》与《说文》所述六书之法中,其意义后世众说纷纭,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略考》的相关论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9-251页)。章太炎立论与前贤有同有异,本文引其说,焦点不在证实其转注假借说,而在于其对语言现象的观察所带来的思想启发。
(5)章太炎:《明见》,《国故论衡》,第124页。
(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页。
(2)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79页。
(3)戴震同时或其后的学者,如钱大昕、凌廷堪、焦循等人,论道均取戴震强调气化流行,人伦日用之倾向。阮元在方法上更效仿戴震,直言“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亁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册,第295-328页的相关论述)
(1)参见章太炎:《原道》(上、中、下),《国故论衡》。
(2)庞朴:《解牛之解》,《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
(3)庞朴:《解牛之解》,《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435页。
(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页。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5-46页。
(1)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38页。
(2)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37页。
(3)王国维:《释理》,《静庵文集》,第46页。
(1)参见李泽厚:《何谓“现代新儒学”》,《杂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73页。
(2)参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自序”。
(3)庞朴:《说“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348页。
(1)参见庞朴:《“中庸”平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第659-707页。
(1)王夫之:《庄子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2)参见陈少明:《“吾丧我”:一种古典的自我观念》,《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
(3)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4)从语言哲学角度谈清代训诂学的意义,已有若干可资参考的作品。例如,李开的《戴震评传》专章谈“戴震的人文科学语言解释哲学”(参见李开:《戴震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根友等在《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也专章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及“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本文通过区分两种相反的语言哲学观念展开对问题的分析。
(1)傅斯年:《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187-188页。
(2)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244页。
(3)艾耶尔:《语言、逻辑与真理》,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4)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戴震那里,也能找到通过语言分析,消除形上学的某种尝试。如他通过虚、实词性的区分,对理的实体化的质疑。参见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发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7-38页。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0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3)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8页。
(4)参见阮元:《揅经室集》(上),第54-55页。
(1)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2)阮元:《性命古训》,《揅经室集》(上),第230页。
(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81页。
(1)强调经典诠释必须突破传统训诂学的限制,参见景海峰:《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