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木质葬具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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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全面梳理了唐墓中出土的木质葬具,在此基础上考察其装殓形式、形制、尺寸、制作、装饰等问题,并结合文献材料,探讨唐代木质葬具的官方和民间来源。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orting of the wooden burial receptacles unearthed from the bu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interment types, forms, sizes, making, decorating and other issues about them, and explored the official and folk origins of the wooden burial recepta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textual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orting of the wooden burial receptacles unearthed from the bu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interment types, forms, sizes, making, decorating and other issues about them, and explored the official and folk origins of the wooden burial recepta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historical textual materials.
引文
[1]a.如齐纪:《唐代石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b.张桢:《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胡人石质葬具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c.李杰编:《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d.金海旺:《隋唐时期石质葬具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等等。
[2]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墓葬完整的葬具已不存,仅能通过残存的板灰作辨识。
[3]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第1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6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8]发掘者推测棺为石质的可能性很大,但目前尚未发现石椁内放置石棺者,契苾明墓石椁底部应为木棺痕迹。
[9]解峰、马先登:《唐契苾明墓发掘记》,《文博》1998年第5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6~1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图六,第1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13]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14]仅凤翔南322号墓一例较特殊,该墓仅埋葬2名男性头骨,头骨均经火烧、东西并列置于棺内,其原因待考。见《陕西凤翔隋唐墓》第17页。
[15]目前发现的地点有辽宁朝阳,北京通州,山西忻州、太原、临汾、长治,河南荥阳、巩义、洛阳、偃师、郑州、三门峡,陕西西安、咸阳、高陵,宁夏固原。
[1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槨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2期。
[17]a.郭远谓:《南昌市碑蹟山清理一座唐代木椁墓》,《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4期;b.郭远谓:《江西南昌碑迹山唐代木槨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5期。
[18]马得志:《安阳大司空村的一个唐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19]黄石市博物馆:《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2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编著:《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第49页图一七A,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1]马得志:《安阳大司空村的一个唐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22]程学华、程蕊萍:《唐遂州司马董务忠墓清理简报》,《文博》1996年第2期。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24]张全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严州刺史华文弘夫妇合葬墓》,《文博》2003年第6期。
[25]俞伟超:《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6]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郭梁隋唐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84~501页。
[28]《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第49~51页。
[29]黄石市博物馆:《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3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
[31]王德庆、魏百龄:《江都县槐泗区发现唐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32]由于保存状况的原因,不能排除仍有部分棺外套椁的情况被识别成单棺。
[33]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3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3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6》第102~10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西郊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2期。
[37]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38]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奉节宝塔坪》第127、13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唐王德等7座墓葬发掘简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第30~6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41]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代纪年墓》,《考古》2010年第11期。
[42]如小于1米的木棺有11副,陕西凤翔墓地出土9副,据《陕西凤翔隋唐墓》报告:“小孩棺长一般在1米以下”报告中附有2例明确的平面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陕西凤翔隋唐墓》第12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3]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第209页,文物出版社,2026年。
[4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45]孝感市博物馆:《孝感永安铺南朝及唐代墓葬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46]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第44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48]王育龙:《西安南郊唐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49]诸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诸暨县唐代土坑墓》,《考古》1988年第6期。
[50]南京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1~3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5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但桥唐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52]浙江省象山县文管会:《浙江象山县南堡寨前清理一座唐墓》,《考古学集刊·11》第304、30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53]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丽水唐代土坑墓》,《考古》1964年第5期。
[54]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唐太原郡王夫人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上册第423页,三秦出版社,2015年。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第44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5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
[57]安阳市博物馆:《唐杨偘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第130~13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58]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
[5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镇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6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唐史君夫人颜氏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61]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6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6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西北环高速公路建设墓葬发掘简报》,《三晋考古·3》第331、33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64]白红芳、崔利民:《长治云步街唐墓》,《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65]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66]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唐陈元通夫妇墓》第55、56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67]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百泉、郭柳和山彪》第149~15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8]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百泉、郭柳和山彪》第146~148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凉国夫人王氏墓发掘简报》,《文博》2016年第6期。
[70]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72、7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7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西安唐刘智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唐温绰、温思暕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2期。
[73]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虽然在东园秘器是否为石棺椁上存在争议,但对比考古材料与文献,在唐代,“东园秘器”是棺椁为主的丧葬器具的代称,大体不误。见齐纪:《唐代石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金海旺:《隋唐时期石质葬具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祝越:《东园秘器试考》,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第六十三《大臣·陪陵·赐功臣陪陵地诏》第346页,中华书局,2008年。
[75]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第二十六《杂律·407征行身死不送还乡》第1828、1829页,中华书局,1996年。
[7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93~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六《志第四十六·刑法》第1410页,中华书局,1975年。
[78][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第八十七《帝王部(八十七)·赦宥第六》第970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
[7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宣宗》第622页,中华书局,1975年。
[80]“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见[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城南》第121页;卷四《城西》第144页,中华书局,2010年。
[81]如《独异志》记:“唐李佐……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吿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李佐》引《独异志》第2030、2031页,中华书局,1961年。
[8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八十四《杂传记一·李娃传》第3988页,中华书局,1961年。
[83]“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姓房人》引《启颜录》第2027页,中华书局,1961年。
[8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三《神仙四十三·于涛》引《神仙感应传》第273页,中华书局,1961年。
[85][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二《壶史》第244页,中华书局,2015年。
[86]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第151页,中华书局,2010年。
[87]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提及,米价在建中元年(780)1斗200钱,40年后(820),米1斗不过50钱(见《李文公集》卷九)。此年代与宝历年间较为接近。
[88]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结社之类,任充死亡丧服粮食等用。”见《唐会要校证》卷三八“葬”条,第599页,三秦出版社,2012年。关于唐代民间结社,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研究,见傅晓静:《论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孟宪实:《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娟:《隋唐华北地区民间结社与民众佛教信仰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李敏华:《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十八《列传第二十三·韦挺》第3902页,中华书局,1975年。
[2]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墓葬完整的葬具已不存,仅能通过残存的板灰作辨识。
[3]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第1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6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8]发掘者推测棺为石质的可能性很大,但目前尚未发现石椁内放置石棺者,契苾明墓石椁底部应为木棺痕迹。
[9]解峰、马先登:《唐契苾明墓发掘记》,《文博》1998年第5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第16~1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唐李宪墓发掘报告》图六,第1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13]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14]仅凤翔南322号墓一例较特殊,该墓仅埋葬2名男性头骨,头骨均经火烧、东西并列置于棺内,其原因待考。见《陕西凤翔隋唐墓》第17页。
[15]目前发现的地点有辽宁朝阳,北京通州,山西忻州、太原、临汾、长治,河南荥阳、巩义、洛阳、偃师、郑州、三门峡,陕西西安、咸阳、高陵,宁夏固原。
[1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槨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2期。
[17]a.郭远谓:《南昌市碑蹟山清理一座唐代木椁墓》,《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4期;b.郭远谓:《江西南昌碑迹山唐代木槨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5期。
[18]马得志:《安阳大司空村的一个唐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19]黄石市博物馆:《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2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编著:《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第49页图一七A,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1]马得志:《安阳大司空村的一个唐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22]程学华、程蕊萍:《唐遂州司马董务忠墓清理简报》,《文博》1996年第2期。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山西临汾市西赵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6期。
[24]张全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严州刺史华文弘夫妇合葬墓》,《文博》2003年第6期。
[25]俞伟超:《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6]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郭梁隋唐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84~501页。
[28]《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第49~51页。
[29]黄石市博物馆:《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3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
[31]王德庆、魏百龄:《江都县槐泗区发现唐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32]由于保存状况的原因,不能排除仍有部分棺外套椁的情况被识别成单棺。
[33]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3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3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6》第102~10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西郊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2期。
[37]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38]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奉节宝塔坪》第127、13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唐王德等7座墓葬发掘简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第30~6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41]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代纪年墓》,《考古》2010年第11期。
[42]如小于1米的木棺有11副,陕西凤翔墓地出土9副,据《陕西凤翔隋唐墓》报告:“小孩棺长一般在1米以下”报告中附有2例明确的平面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陕西凤翔隋唐墓》第12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3]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第209页,文物出版社,2026年。
[4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45]孝感市博物馆:《孝感永安铺南朝及唐代墓葬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46]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第44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48]王育龙:《西安南郊唐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49]诸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诸暨县唐代土坑墓》,《考古》1988年第6期。
[50]南京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1~3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5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但桥唐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52]浙江省象山县文管会:《浙江象山县南堡寨前清理一座唐墓》,《考古学集刊·11》第304、30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53]丽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丽水唐代土坑墓》,《考古》1964年第5期。
[54]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唐太原郡王夫人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上册第423页,三秦出版社,2015年。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第44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5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
[57]安阳市博物馆:《唐杨偘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第130~13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58]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
[5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镇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
[6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唐史君夫人颜氏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61]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6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6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西北环高速公路建设墓葬发掘简报》,《三晋考古·3》第331、33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64]白红芳、崔利民:《长治云步街唐墓》,《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65]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66]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唐陈元通夫妇墓》第55、56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67]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百泉、郭柳和山彪》第149~15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8]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百泉、郭柳和山彪》第146~148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6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凉国夫人王氏墓发掘简报》,《文博》2016年第6期。
[70]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72、7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7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西安唐刘智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郊唐温绰、温思暕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2期。
[73]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研究,虽然在东园秘器是否为石棺椁上存在争议,但对比考古材料与文献,在唐代,“东园秘器”是棺椁为主的丧葬器具的代称,大体不误。见齐纪:《唐代石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金海旺:《隋唐时期石质葬具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祝越:《东园秘器试考》,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第六十三《大臣·陪陵·赐功臣陪陵地诏》第346页,中华书局,2008年。
[75]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第二十六《杂律·407征行身死不送还乡》第1828、1829页,中华书局,1996年。
[7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93~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六《志第四十六·刑法》第1410页,中华书局,1975年。
[78][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第八十七《帝王部(八十七)·赦宥第六》第970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
[7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下《本纪第十八下·宣宗》第622页,中华书局,1975年。
[80]“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见[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城南》第121页;卷四《城西》第144页,中华书局,2010年。
[81]如《独异志》记:“唐李佐……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吿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李佐》引《独异志》第2030、2031页,中华书局,1961年。
[8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八十四《杂传记一·李娃传》第3988页,中华书局,1961年。
[83]“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嗤鄙三·姓房人》引《启颜录》第2027页,中华书局,1961年。
[8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三《神仙四十三·于涛》引《神仙感应传》第273页,中华书局,1961年。
[85][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二《壶史》第244页,中华书局,2015年。
[86]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第151页,中华书局,2010年。
[87]李翱在《疏改税法》中提及,米价在建中元年(780)1斗200钱,40年后(820),米1斗不过50钱(见《李文公集》卷九)。此年代与宝历年间较为接近。
[88]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结社之类,任充死亡丧服粮食等用。”见《唐会要校证》卷三八“葬”条,第599页,三秦出版社,2012年。关于唐代民间结社,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研究,见傅晓静:《论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孟宪实:《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娟:《隋唐华北地区民间结社与民众佛教信仰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李敏华:《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十八《列传第二十三·韦挺》第3902页,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