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河流域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初探——以洞穴墓和石棺墓为中心
摘要
太子河流域的石构墓葬在夏末商初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末西汉初,伴随汉文化势力向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在西汉初期彻底衰落。太子河流域的石构墓葬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于周邻的影响,与周边和区域内部不同文化的因素之间发生交流,且该地区传统因素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对太子河流域石构墓葬的渊源及与相邻地区石构墓葬的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了石构墓葬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并同时对外施加影响的互动过程。
引文
[1]杨荣昌.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1.
[2]戴晓兰.全新世以来辽东半岛南部环境关系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7:9.
[3]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孢粉组,C~(14)组.辽宁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J].中国科学:A辑,1977(6).
[4]史本恒.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环境考古初探[D].济南:山东大学,2005:61-63.
[5]陈明达.海城县的巨石建筑[J].文物参考资料,1953(10).
[6]符松子.辽宁省新发现两座石棚[J].考古通讯,1956(2).
[7]许玉林,许明纲.辽东半岛石棚综述[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8]许玉林.辽东半岛石棚[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9]梁志龙.辽宁本溪多年发现的石棺墓及其遗物[J].北方文物,2003(1).
[10]魏海波.辽宁本溪发现青铜短剑墓[J].考古,1987(2).
[11]魏海波.本溪梁家出土青铜短剑和双钮铜镜[J].辽宁文物,1984(6).
[12]万欣,梁志龙,马毅.本溪南芬西山石棺墓[M]//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考古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13]魏海波.本溪连山关和下马塘发现的两座石棺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1(2).
[14]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等.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15]魏海波,梁志龙.辽宁本溪县上堡青铜短剑墓[J].文物,1998(6).
[16]梁志龙,魏海波.辽宁本溪县朴堡发现青铜短剑墓[J].考古,2005(10).
[17]梁志龙.辽宁本溪刘家哨发现青铜短剑墓[J].考古,1992(4).
[18]梁振晶.辽阳杏花村青铜时代石棺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6(1).
[19]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市接官厅石棺墓群[J].考古,1983(1).
[20]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J].考古,1977(5).
[21]赵宾福.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G]//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2]华玉冰.中国东北地区石棚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3]许玉林.辽宁东沟县石佛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0(7).
[24]林.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G].林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5]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J].考古学报,1973(2).
[26]华玉冰,王来柱.新城子文化初步研究:兼谈与辽东地区相关考古遗存的关系[J].考古,2011(6).
[27]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J].考古学报,1960(1).
[28]孙守道,徐秉琨.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J].考古,1964(6).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9(2).
[30]新城子文化由华玉冰等提出,由本溪新城子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而命名,是从马城子文化晚期遗存中区别出来的一类遗存,以弦纹壶和素面壶为典型器物,并与有成对桥耳的球腹罐共存。新城子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并各分出早晚两段。本文采用新城子文化这一命名,但对于具体某一遗存的分期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参见[26]。
[31]郑家洼子类型是新城子文化分布区内晚于新城子文化的一类遗存,由华玉冰等命名,以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为典型墓葬,本溪上堡、刘家哨、朴堡等地石棺墓中出土遗物有郑家洼子类型的同类器,暂将其归入郑家洼子类型。参见[26]。
[32]朱永刚.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
[33]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34]按文中所述,作者所提到的辽东半岛地区是与辽东半岛北部山地区相对应的,即本文所述辽东半岛丘陵区。段天.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岳石文化的相关问题[G]//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5]王巍在《双房遗存研究》一文中对"双房遗存"所指代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双房遗存是以1980年在辽宁省大连市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双房遗址发现的大石盖墓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新金双房和碧流河、凤城东山、抚顺大甲帮、辽阳二道河子等地均有发现",并认为双房遗存应是双砣子三期文化与庙后山文化碰撞后形成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参见王巍.双房遗存研究[G]//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6]赵宾福.以陶器为视角的双房文化分期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8(1).
[37]张春梅,赵希英.从马城子文化看辽东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J].文化学刊,2010(4).
[38]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G]//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39]王绵厚.辽东“貊系”青铜文化的重要遗迹及其向高句丽早期文化的传承演变: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若干问题之四[J].东北史地,2006(6).
[40]郑大宁.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棺墓遗存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
[41]美松里上层文化类型是以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美松里石灰岩洞穴上层命名的,该层发现多具散乱的人骨,骨上发现有火烧痕迹,未发现任何葬具。参见王巍.夏商时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论丛: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二十二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42]李恭笃,高美璇.辽东地区石筑墓与弦纹壶有关问题研究[J].辽海文物学刊,1995(1).
[43]朱永刚.辽东地区双房式陶壶研究[J].华夏考古,2008(2).
[44]王建新.东北亚系青铜短剑分类研究[J].考古学报,2002(2).
[2]戴晓兰.全新世以来辽东半岛南部环境关系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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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新城子文化由华玉冰等提出,由本溪新城子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而命名,是从马城子文化晚期遗存中区别出来的一类遗存,以弦纹壶和素面壶为典型器物,并与有成对桥耳的球腹罐共存。新城子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并各分出早晚两段。本文采用新城子文化这一命名,但对于具体某一遗存的分期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参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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