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自觉——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40年变迁考察
摘要
中国民间信仰的流变与乡村社会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全无教派的宗教文化现象,内蕴着"敬畏自然""崇德敬祖""济民利国"的价值取向,一度成为乡村民众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并与国家意志相协同在总体上形塑着农耕社会的文化品格,在村落共同体联结和激发社会活力中常常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面对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洪流的涤荡,乡村传统文明的物质形态已然处于濒危状态,而传统民间信仰几经沉浮却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复兴景象,与乡村政治、乡村经济交织互渗,依旧叙述着乡土的故事,传播着乡土的情感,持久维系着农耕文明的观念形态,不断为凋敝的乡村生发出文化的想象空间。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发展观,其首要在于对乡村价值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关键在于乡村社会精英的培育与再造,背后都离不开乡村文化兴盛的支撑。中国菇民区核心地带村落——X村的乡村建设实践表明,村落保护与建设是从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回归和提升农耕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乡村生活方式新样式开始的,其文化实践的方式主要表现在村落传统信仰的复兴上,而这种源于民间生活、祖祖辈辈相承的信仰习俗恰是激发传统村落生机、涵育乡村精英再造机制、助推现代文明反哺和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一种重要方式。
引文
[1]张祝平:《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4-98页。
[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4][44]杨小柳、詹虚致:《乡村都市化与民间信仰复兴---珠三角民乐地区的国家、市场和村落共同体》,《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5]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宋颖:《民俗主义与学术反哺---以福建外碧村的民俗生活实践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7]范玉刚:《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核心价值观的润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3期。
[8]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民国时期实为一个行政村,即X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村落人口的增长,被划分为两个行政村。为便于整体性分析,本文延用X村称法,所指均涵盖现两村的诸要素。
[9]据2017年底当地统计数据,X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000元,同比增幅9.8%,均高于周边三县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和同比增幅7.3%的水平。这对于一个以生态农业为主,交通、资源受限的偏远山村而言,确属不易。
[10]著名食用菌专家、香菇文化学者、中国食用菌协会香菇分会名誉会长张寿橙先生认为,X村一域堪称“中华香菇历史与文化第一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菇神庙最集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参见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75-76页。
[11]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476页。
[12]笔者在X村一域及浙闽交界其他一些香菇栽培主要区域调查时发现,各地菇神庙所奉神灵众多且杂乱,但几乎所有菇神庙都供奉有五显大帝、吴三公、刘伯温,众多庙宇将五显大帝供奉于大殿中位,吴三公和刘伯温供奉于两侧,在二神边上还常见有招财童子、进宝郎君、土地公等诸杂神,各庙供奉情况各异。据地方香菇文化学者介绍,五显大帝传说为春秋时代骆氏五兄弟,被菇民视为香菇人工栽培技术“砍花法”的发明者,也是香菇生产技术的传扬者;吴三公为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人,浙闽交界龙岩村人,是人工栽培香菇特殊生产技艺---惊蕈术的发明者;刘伯温则是为菇民区核心地带,即X村毗邻三县民众讨封到了香菇生产的地域专属权,被当地一些乡土文化学者推塑为“中国香菇专利权创始人与鼻祖”而为菇民崇信。简言之,这些神灵都是为香菇业发展作出贡献者中的突出代表,是农耕文明的实际推动者,经由朝廷敕封或地方文人的描述加工而为百姓惦记、代代相传、不断获得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51-53页。
[13]指规模远大于村落神庙,辐射范围广泛,由多地菇民合力兴建的信仰场所,既为祭祀之用,又为菇民议事之用。
[14]X村五显庙初建于明神宗15年(公元1588年),扩建于清康熙11年,占地面积1087.7平方米,是标准的江南寺院建筑结构,整个建筑整体和谐、设计精巧、造型别致,目前已成世界香菇文化遗迹之一。参见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第74页。
[15]参见《五显庙志》,载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
[16]因菇民上山种菇,冬去春回,家人分离,缺少传统年节习俗时空条件,每年菇神庙会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节日,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最好时机。
[17]“跤垟源”,指X村一带的村落。参见项吴菊、刘永善等:《触摸世界香菇文化历史源头》,《丽水日报》2009年8月20日。乡土学者尹福生先生研究也指出,自古以来,X村一域每年秋冬有70%左右的劳力赴闽、赣、皖等周边省份深山老林中从事香菇生产。参见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
[18]据村干部介绍,村民中一直传诵着村里历史上做菇发财的典型故事:“做客鼎好是下田,里村老周发大财,外村老王做好客,请脚每年两百余”。“里村”“外村”,当地人统称下田,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区域,“请脚”就是“请帮工”,主要反映历史上村里香菇种植规模大,发大财的人多,而且乐善好客,村民和谐,其乐融融的情景。另有周氏后裔村民反映,村民传诵的“老周”是其曾祖父,是当时挣钱最多的村民之一,一直到他祖父这一辈,家里还有很多钱。访谈对象:张某,40岁左右,X村干部;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1日;访谈地点:X村;访谈人:张祝平。
[19]笔者访谈笔录。访谈对象: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8年3月3日;访谈地点:电话访谈;访谈人:张祝平。
[20]古时,菇民外出进山种菇通常以菇寮(菇民在山上搭建的简易房子,用于存放香菇并饮食起居和供奉菇神)为生产单位,一个菇寮一般5~6个劳动力。为保证村落菇神庙修造和庙会活动资金使用需要,各菇寮均开设庙股(亦称菇神“干股”),即在收成分配时,菇神庙无偿享有利润分红(半股至一股),由菇神庙董事会代管统一用度。据吴其林先生研究,香菇丰收之年,扣除成本,一个菇寮收入香菇约为10担,按1924年广州香菇收购价,菇神庙股以半股计,“干股”分红计银100圆以上,然集数百上千菇寮之“干股”分配,菇神庙收入极为可观。也因此,菇神庙修缮及庙会活动等,无需民众再另行捐资。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1]据笔者观察与访谈,新中国成立前,X村毗邻三县大型菇神庙内专门设有“三合堂”“菇帮共厅”等颇具传统政治色彩的议事场所,每年6~7月份,三县菇民领袖常聚合于此,对重大事件进行审议与协商,作出共同行动或一致对外的决定。当然,菇神庙场所宽阔,建有戏台和广场,也成为返乡菇民休闲看戏、分享信息及练拳习武、传授菇山谋生特技和防身技艺的重要场所。
[22]发源于X村毗邻三县“二都”一域,形成于明中叶,原为菇民“迎神会”祷告仪式中的演唱小调,后融歌、舞、演、剧为一体,发展成为菇民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独特剧种。参见田中娟:《浙西南菇神庙会的祭祀仪式与仪式音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3]相传,因神之旨意,香菇种植技术专授于X村毗邻三县百姓,菇民为了防止技艺外泄,约定俗成了一种独特而神秘的语言---“山寮白”,亦称“菇山话”(即菇民们在菇山上劳作时交流的语言),它没有文字。据张寿橙先生研究,“山寮白”这种行业暗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极其少见,或惟菇民所独有。
[24]舒喜春:《香菇为中华农业文化添光彩》,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2/02/13/014737482.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25]据笔者调查,其时,偷偷保护或存放菇神庙中神像的村民不在少数,一是基于对菇神的深厚情感;二是确有实际需要,凡菇民入山返乡都要暗自祭拜,在菇民看来,这是基本的“礼数”,不能丢。也可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6]受访者如是说。主要包括原来的菇帮领袖、乡土知识分子、宗族中的长者、新兴小企业主等在庙宇和庙会恢复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谋划者。
[27]这时候的“庙股”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仍然保留着的大量的“菇寮”开设的庙股;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村落内部发展出许多大小不一的香菇企业,这些企业也依照菇寮庙股模式,每年按利润的一定比例(一般为5%)无偿上缴到五显庙理事会,供庙宇修缮和举办活动之用。
[28]2000年,X村所在乡镇被列入省“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系所在省份相对贫困的地区。
[29]《图式理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BC%8F%E7%90%86%E8%AE%BA/9942609?fr=aladdin,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30]包括前文所述的香菇技术专家、文化学者、体制内的民俗爱好者,以及来此经营发展乡村生态游的企业主和到X村一域休闲度假的城市知识分子。
[31]经双方多次商议,于2011年8月,36位埔里菇民心怀虔诚、千里迢迢专程来到X村五显庙,将菇神分灵至埔里受奉宫,成为在台湾安家落户的第一尊菇菌业神明。参见吴向东:《两岸菇民同庆菇神吴三公宝岛“履新”》,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3/10/14/017141119.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32]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33]陈旸:《詹姆逊关于后现代理论的探析及其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第1版。
[35]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36]王云才、石忆邵等:《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7]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38]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3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浏览日期:2018年3月17日。
[40]张祝平:《论民间信仰文化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42]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第7版。
[43]沈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困境与重构》,《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4期;李晓明:《城市主义的肆虐与民族乡村原生态文化的际遇》,《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4期。
[45]张祝平:《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6]邱建生:《乡村振兴,别成为新一轮的折腾》,http://www.zgxcfx.com/m/view.php?aid=108161,浏览日期:2018年3月23日。
[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4][44]杨小柳、詹虚致:《乡村都市化与民间信仰复兴---珠三角民乐地区的国家、市场和村落共同体》,《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5]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宋颖:《民俗主义与学术反哺---以福建外碧村的民俗生活实践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7]范玉刚:《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核心价值观的润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3期。
[8]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民国时期实为一个行政村,即X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村落人口的增长,被划分为两个行政村。为便于整体性分析,本文延用X村称法,所指均涵盖现两村的诸要素。
[9]据2017年底当地统计数据,X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000元,同比增幅9.8%,均高于周边三县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和同比增幅7.3%的水平。这对于一个以生态农业为主,交通、资源受限的偏远山村而言,确属不易。
[10]著名食用菌专家、香菇文化学者、中国食用菌协会香菇分会名誉会长张寿橙先生认为,X村一域堪称“中华香菇历史与文化第一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菇神庙最集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参见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75-76页。
[11]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476页。
[12]笔者在X村一域及浙闽交界其他一些香菇栽培主要区域调查时发现,各地菇神庙所奉神灵众多且杂乱,但几乎所有菇神庙都供奉有五显大帝、吴三公、刘伯温,众多庙宇将五显大帝供奉于大殿中位,吴三公和刘伯温供奉于两侧,在二神边上还常见有招财童子、进宝郎君、土地公等诸杂神,各庙供奉情况各异。据地方香菇文化学者介绍,五显大帝传说为春秋时代骆氏五兄弟,被菇民视为香菇人工栽培技术“砍花法”的发明者,也是香菇生产技术的传扬者;吴三公为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人,浙闽交界龙岩村人,是人工栽培香菇特殊生产技艺---惊蕈术的发明者;刘伯温则是为菇民区核心地带,即X村毗邻三县民众讨封到了香菇生产的地域专属权,被当地一些乡土文化学者推塑为“中国香菇专利权创始人与鼻祖”而为菇民崇信。简言之,这些神灵都是为香菇业发展作出贡献者中的突出代表,是农耕文明的实际推动者,经由朝廷敕封或地方文人的描述加工而为百姓惦记、代代相传、不断获得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张寿橙:《中国香菇栽培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51-53页。
[13]指规模远大于村落神庙,辐射范围广泛,由多地菇民合力兴建的信仰场所,既为祭祀之用,又为菇民议事之用。
[14]X村五显庙初建于明神宗15年(公元1588年),扩建于清康熙11年,占地面积1087.7平方米,是标准的江南寺院建筑结构,整个建筑整体和谐、设计精巧、造型别致,目前已成世界香菇文化遗迹之一。参见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第74页。
[15]参见《五显庙志》,载龙泉市民宗局编:《龙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工作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15年。
[16]因菇民上山种菇,冬去春回,家人分离,缺少传统年节习俗时空条件,每年菇神庙会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节日,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最好时机。
[17]“跤垟源”,指X村一带的村落。参见项吴菊、刘永善等:《触摸世界香菇文化历史源头》,《丽水日报》2009年8月20日。乡土学者尹福生先生研究也指出,自古以来,X村一域每年秋冬有70%左右的劳力赴闽、赣、皖等周边省份深山老林中从事香菇生产。参见尹福生:《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
[18]据村干部介绍,村民中一直传诵着村里历史上做菇发财的典型故事:“做客鼎好是下田,里村老周发大财,外村老王做好客,请脚每年两百余”。“里村”“外村”,当地人统称下田,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区域,“请脚”就是“请帮工”,主要反映历史上村里香菇种植规模大,发大财的人多,而且乐善好客,村民和谐,其乐融融的情景。另有周氏后裔村民反映,村民传诵的“老周”是其曾祖父,是当时挣钱最多的村民之一,一直到他祖父这一辈,家里还有很多钱。访谈对象:张某,40岁左右,X村干部;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1日;访谈地点:X村;访谈人:张祝平。
[19]笔者访谈笔录。访谈对象:周某,40岁左右,X村所在乡卫生院医生;访谈时间:2018年3月3日;访谈地点:电话访谈;访谈人:张祝平。
[20]古时,菇民外出进山种菇通常以菇寮(菇民在山上搭建的简易房子,用于存放香菇并饮食起居和供奉菇神)为生产单位,一个菇寮一般5~6个劳动力。为保证村落菇神庙修造和庙会活动资金使用需要,各菇寮均开设庙股(亦称菇神“干股”),即在收成分配时,菇神庙无偿享有利润分红(半股至一股),由菇神庙董事会代管统一用度。据吴其林先生研究,香菇丰收之年,扣除成本,一个菇寮收入香菇约为10担,按1924年广州香菇收购价,菇神庙股以半股计,“干股”分红计银100圆以上,然集数百上千菇寮之“干股”分配,菇神庙收入极为可观。也因此,菇神庙修缮及庙会活动等,无需民众再另行捐资。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1]据笔者观察与访谈,新中国成立前,X村毗邻三县大型菇神庙内专门设有“三合堂”“菇帮共厅”等颇具传统政治色彩的议事场所,每年6~7月份,三县菇民领袖常聚合于此,对重大事件进行审议与协商,作出共同行动或一致对外的决定。当然,菇神庙场所宽阔,建有戏台和广场,也成为返乡菇民休闲看戏、分享信息及练拳习武、传授菇山谋生特技和防身技艺的重要场所。
[22]发源于X村毗邻三县“二都”一域,形成于明中叶,原为菇民“迎神会”祷告仪式中的演唱小调,后融歌、舞、演、剧为一体,发展成为菇民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独特剧种。参见田中娟:《浙西南菇神庙会的祭祀仪式与仪式音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3]相传,因神之旨意,香菇种植技术专授于X村毗邻三县百姓,菇民为了防止技艺外泄,约定俗成了一种独特而神秘的语言---“山寮白”,亦称“菇山话”(即菇民们在菇山上劳作时交流的语言),它没有文字。据张寿橙先生研究,“山寮白”这种行业暗语,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极其少见,或惟菇民所独有。
[24]舒喜春:《香菇为中华农业文化添光彩》,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2/02/13/014737482.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25]据笔者调查,其时,偷偷保护或存放菇神庙中神像的村民不在少数,一是基于对菇神的深厚情感;二是确有实际需要,凡菇民入山返乡都要暗自祭拜,在菇民看来,这是基本的“礼数”,不能丢。也可参见吴其林:《菇神庙与菇神信仰》,《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
[26]受访者如是说。主要包括原来的菇帮领袖、乡土知识分子、宗族中的长者、新兴小企业主等在庙宇和庙会恢复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谋划者。
[27]这时候的“庙股”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仍然保留着的大量的“菇寮”开设的庙股;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村落内部发展出许多大小不一的香菇企业,这些企业也依照菇寮庙股模式,每年按利润的一定比例(一般为5%)无偿上缴到五显庙理事会,供庙宇修缮和举办活动之用。
[28]2000年,X村所在乡镇被列入省“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系所在省份相对贫困的地区。
[29]《图式理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BC%8F%E7%90%86%E8%AE%BA/9942609?fr=aladdin,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30]包括前文所述的香菇技术专家、文化学者、体制内的民俗爱好者,以及来此经营发展乡村生态游的企业主和到X村一域休闲度假的城市知识分子。
[31]经双方多次商议,于2011年8月,36位埔里菇民心怀虔诚、千里迢迢专程来到X村五显庙,将菇神分灵至埔里受奉宫,成为在台湾安家落户的第一尊菇菌业神明。参见吴向东:《两岸菇民同庆菇神吴三公宝岛“履新”》,http://lqnews.zjol.com.cn/lqnews/system/2013/10/14/017141119.s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7日。
[32]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33]陈旸:《詹姆逊关于后现代理论的探析及其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第1版。
[35]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
[36]王云才、石忆邵等:《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7]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38]方李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3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浏览日期:2018年3月17日。
[40]张祝平:《论民间信仰文化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42]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第7版。
[43]沈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困境与重构》,《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4期;李晓明:《城市主义的肆虐与民族乡村原生态文化的际遇》,《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4期。
[45]张祝平:《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6]邱建生:《乡村振兴,别成为新一轮的折腾》,http://www.zgxcfx.com/m/view.php?aid=108161,浏览日期:201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