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刑事案件中的权利诉求及其实现——以《南方周末》评选的78个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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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78个影响性刑事案件的实证考察发现,民意与司法紧张关系的背后是公众扩张权利、限制权力的诉求。样本案件及其发展表明,公民权利不断扩张,公权力行使逐步规范。影响性刑事案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是对权利保护缺失,权力过于扩张。样本案件背后折射出的司法问题亦表明,当前司法在保障权利、约束权力方面存在缺失。以个案为依托,公众诉求强调身份对立来凸显社会矛盾,通过社会问题司法化来主张权利,对司法寄予了过多的、超出司法本身职能的期待。部分权利诉求虽然得到了司法层面的有力回应,并且推进了相关立法、制度的变革,但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应积极、主动应对权利诉求及其发展,推进司法改革以应对公众对司法的诉求,推进社会制度改革从根本上保障权利。公众的权利诉求应回归法治的轨道,背离法治的权利诉求,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国家、社会,都是一种伤害。
An empirical study of 78 influential criminal case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tension lies in the demand for public expansion and restriction of power. The sample cases and its development show that citizens' rights are expanding and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i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The social problem reflected by influential criminal cases is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power. The judicial problems reflected in the sample cases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restraint of power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cases,the public demands to emphasize the conflict of identity highlight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to claim the right through the judicature of social issues,and places too much expect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eyond the functions of the judicial itself. Look forward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judiciary itself. Some rights claims have received strong responses from the judicial level,and promoted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system changes,but also paid a painful price. We should actively and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rights and its development,promote the judicial reform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s demand for justice,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rights fundamentally. The right demand of the public should return to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deviate from the right demand of rule of law,whether to the individual,or to the country,the society,is a kind of harm.
An empirical study of 78 influential criminal case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tension lies in the demand for public expansion and restriction of power. The sample cases and its development show that citizens' rights are expanding and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i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The social problem reflected by influential criminal cases is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power. The judicial problems reflected in the sample cases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restraint of power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cases,the public demands to emphasize the conflict of identity highlight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to claim the right through the judicature of social issues,and places too much expect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eyond the functions of the judicial itself. Look forward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judiciary itself. Some rights claims have received strong responses from the judicial level,and promoted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system changes,but also paid a painful price. We should actively and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rights and its development,promote the judicial reform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s demand for justice,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rights fundamentally. The right demand of the public should return to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deviate from the right demand of rule of law,whether to the individual,or to the country,the society,is a kind of harm.
引文
[1]莫良元、夏锦文:“司法场域中热点案件的事实真相认定:彭宇案的法社会学解读”,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5期。
[2]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3]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4]杨东:“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5]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6]李拥军:“合法律还是合情理:“‘掏鸟窝案’背后的司法冲突与调和”,载《法学》2017年第11期。
[7][英]朱利安·罗伯茨、麦克·豪夫:《解读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态度》,李明琪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9]陈玉娟、杜楠:“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学术研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6研讨会综述”,载《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10]马长山:“公众舆论的‘道德叙事’及其对司法过程的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1]郑宛莹:“从李天一事件谈媒体对于网络情绪型舆论的引导”,载《现代传播》2013年第12期。
[12]李春雷、刘又嘉:“理性启蒙与大众传媒对舆论建构的途径分析———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地的实证调查”,载《新闻记者》2012年第5期。
[13]汤景泰、张曦:“论负面社会新闻报道中的泛道德化———以‘小悦悦事件’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期。
[14]陈林林:“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理论和实验分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5]周安平:“许霆案的民意:按照大数法则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16]白建军:“中国民众刑法偏好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7]邓辉、徐光华:“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
[18]郑磊、陈对:“冤错案平反中的救济权实现状况分析———以新一轮司法改革中23起冤错案为样本”,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9]董林涛、张文静:“诉讼职能与辩护权保障研讨会观点综述”,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2期。
[20]胡昌明:“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基于1060份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
[21]邹兵建:“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偏差与立法缺陷———以赵春华案及22个类似案件为样本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
[22]储陈城:“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
[23]董秀红:“交通肇事量刑中的赔偿因素考量———基于百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载《东南学术》2010年第4期。
[24]庄乾龙:“实体法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研究”,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年第2期。
[25][美]奥斯汀·萨拉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陈瑞华:“看守所制度的改革问题”,载《中国律师》2017年第5期。
[27]杨志军:“城管和摊贩‘互动’关系的过程解读与路径优化探析”,载《岭南学刊》2017年第1期。
[28]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29]孙立平:“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
[30]胡联合、胡鞍钢、魏星:“国家治理:社会矛盾的实证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1][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2]陈璇:“正当防卫、维稳优先与结果导向———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为契机展开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33]朱力、杜伟泉:“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社会矛盾主体迁移及治理思路”,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4]姚伟:“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3期。
[35]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
[36]白建军:“中国民众刑法偏好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7]何海波:“论收容教育”,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38]徐光华、艾诗羽:“从影响性刑事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看刑事司法与民意———以2005年至2013年的119个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
[39]侯猛:“进京上访的社会管理———从“黑监狱”现象切入”,载《法学》2012年第5期。
[40]张群梅:“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9期。
[41]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
(1)Lee Epstein&Andrew D.Martin,Does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he Supreme Court?Possibly Yes(But We’re Not Sure Why),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63-281(2010).
(2)Cf.Christopher J.Casillas,Peter K.Enns&Patrick C.Wohlfarth,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Supreme Court,55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4-88(2011).
(3)Rolf Sartorius,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in Aulis Aarnio and D.Neil MacC ormick(eds.),Legal Reasoning,vol.1,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p.134(1992);Aleksander Peczenik,On Law and Reason,Springer,P.62(2009).
(4)Cf.Richard A.Posner,What Do Judges and Justices Maximize?(The Same Thing Everybody Else Does),3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 12(1993).
(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2)闽刑终字第10号。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刑四终字第127号。
(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吉刑再4号。
(4)《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75号。
(1)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巴刑初字第82号。
(2)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2批指导性案例。
(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杭西刑初字第337号。
(4)《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892号。
(5)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浙湖刑初字第63号。
(1)黄卉:“影响各地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那些要素---26年的数据分析”,https://www.sohu.com/a/159867466_611053,最后访问日期:2019-02-05。
(1)最高法院研究室刑事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3刑终1098号。
(3)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豫1224刑初208号。
(4)马建刚、王飞、杨妙伟:“采了3株‘野草’男子获刑3年”,载2017年4月19日《河南法制报》第8版。
(5)Jerome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London:Steven&Sons,p.20(1949).
(1)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
(2)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沅检公刑不诉(2015)1号。
(3)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9)慈法执异字第395-16号。
(1)凌锋:“顾雏军案改判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载2019年4月11日《法制日报》第7版。
[2]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3]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4]杨东:“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5]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6]李拥军:“合法律还是合情理:“‘掏鸟窝案’背后的司法冲突与调和”,载《法学》2017年第11期。
[7][英]朱利安·罗伯茨、麦克·豪夫:《解读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态度》,李明琪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9]陈玉娟、杜楠:“当前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学术研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6研讨会综述”,载《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10]马长山:“公众舆论的‘道德叙事’及其对司法过程的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1]郑宛莹:“从李天一事件谈媒体对于网络情绪型舆论的引导”,载《现代传播》2013年第12期。
[12]李春雷、刘又嘉:“理性启蒙与大众传媒对舆论建构的途径分析———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地的实证调查”,载《新闻记者》2012年第5期。
[13]汤景泰、张曦:“论负面社会新闻报道中的泛道德化———以‘小悦悦事件’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期。
[14]陈林林:“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理论和实验分析”,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5]周安平:“许霆案的民意:按照大数法则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16]白建军:“中国民众刑法偏好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17]邓辉、徐光华:“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
[18]郑磊、陈对:“冤错案平反中的救济权实现状况分析———以新一轮司法改革中23起冤错案为样本”,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9]董林涛、张文静:“诉讼职能与辩护权保障研讨会观点综述”,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2期。
[20]胡昌明:“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基于1060份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
[21]邹兵建:“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偏差与立法缺陷———以赵春华案及22个类似案件为样本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8期。
[22]储陈城:“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
[23]董秀红:“交通肇事量刑中的赔偿因素考量———基于百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载《东南学术》2010年第4期。
[24]庄乾龙:“实体法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研究”,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年第2期。
[25][美]奥斯汀·萨拉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陈瑞华:“看守所制度的改革问题”,载《中国律师》2017年第5期。
[27]杨志军:“城管和摊贩‘互动’关系的过程解读与路径优化探析”,载《岭南学刊》2017年第1期。
[28]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29]孙立平:“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
[30]胡联合、胡鞍钢、魏星:“国家治理:社会矛盾的实证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1][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2]陈璇:“正当防卫、维稳优先与结果导向———以‘于欢故意伤害案’为契机展开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33]朱力、杜伟泉:“从底层群体利益抗争到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社会矛盾主体迁移及治理思路”,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34]姚伟:“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3期。
[35]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
[36]白建军:“中国民众刑法偏好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7]何海波:“论收容教育”,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38]徐光华、艾诗羽:“从影响性刑事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看刑事司法与民意———以2005年至2013年的119个影响性刑事案件为例”,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
[39]侯猛:“进京上访的社会管理———从“黑监狱”现象切入”,载《法学》2012年第5期。
[40]张群梅:“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9期。
[41]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1)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
(1)Lee Epstein&Andrew D.Martin,Does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he Supreme Court?Possibly Yes(But We’re Not Sure Why),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63-281(2010).
(2)Cf.Christopher J.Casillas,Peter K.Enns&Patrick C.Wohlfarth,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Supreme Court,55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4-88(2011).
(3)Rolf Sartorius,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in Aulis Aarnio and D.Neil MacC ormick(eds.),Legal Reasoning,vol.1,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p.134(1992);Aleksander Peczenik,On Law and Reason,Springer,P.62(2009).
(4)Cf.Richard A.Posner,What Do Judges and Justices Maximize?(The Same Thing Everybody Else Does),3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 12(1993).
(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2)闽刑终字第10号。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刑四终字第127号。
(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吉刑再4号。
(4)《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75号。
(1)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巴刑初字第82号。
(2)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2批指导性案例。
(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杭西刑初字第337号。
(4)《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892号。
(5)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浙湖刑初字第63号。
(1)黄卉:“影响各地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那些要素---26年的数据分析”,https://www.sohu.com/a/159867466_611053,最后访问日期:2019-02-05。
(1)最高法院研究室刑事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3刑终1098号。
(3)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豫1224刑初208号。
(4)马建刚、王飞、杨妙伟:“采了3株‘野草’男子获刑3年”,载2017年4月19日《河南法制报》第8版。
(5)Jerome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London:Steven&Sons,p.20(1949).
(1)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
(2)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沅检公刑不诉(2015)1号。
(3)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9)慈法执异字第395-16号。
(1)凌锋:“顾雏军案改判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载2019年4月11日《法制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