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与实然:我国古代财政的逻辑起点、主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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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古代在高度认识财政重要性的基础上,认为财政是实现"善政"的基础且以实现"善政"为目的,将实现"善政"作为财政的逻辑起点,提出"富民"、"养民"与"中央集权"的"应然"主张。但是,由于我国古代财政的"私人"属性背离了财政的"公共性"原则,使得财政实践多与其主张相背离:财政收入上主张"富民"却践行"聚敛";财政支出上主张"养民"却践行"养君";财政体制上实现"中央集权"的同时造成了"皇权不下县"的困境。这种背离导致的结果是:财政"应然"实现国家的"善政",但财政"实然"不利于"善政"的达成,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我国古代对财政的认识及其财政实践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Based on highl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rulers believed that finance shoul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untry's good governance and realize it.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finance, the ancients put forward the ideal proposal of enriching people,supporting people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However, the private attribute of ancient finance deviat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nature of finance in China, and the practice often deviated from its proposition. On the fiscal revenue, it advocated enriching people but practiced accumulation; o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t advocated supporting people but practiced nurturing the king.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e fiscal system caused the dilemma that the imperial power was not extended to the counties. As a result, the ideal fiscal situation i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but the real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achievement of good governance and thus has formed a cycle of chaos in history. Th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e and its practice in ancient China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Based on highl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rulers believed that finance shoul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untry's good governance and realize it.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finance, the ancients put forward the ideal proposal of enriching people,supporting people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However, the private attribute of ancient finance deviat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nature of finance in China, and the practice often deviated from its proposition. On the fiscal revenue, it advocated enriching people but practiced accumulation; o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t advocated supporting people but practiced nurturing the king.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e fiscal system caused the dilemma that the imperial power was not extended to the counties. As a result, the ideal fiscal situation i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but the real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achievement of good governance and thus has formed a cycle of chaos in history. Th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e and its practice in ancient China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引文
[1]陈光焱.论农村税费改革的定律约束和取向选择-兼评所谓“黄宗羲定律”[J].财政研究,2002(8):36-38.
[2]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153-16.
[3]傅志华,陈龙.财政本质的“多重性”与集中体现-兼论财政学的学科属性[J].财政研究,2018(8):11-19.
[4]高培勇.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02-122.
[5]高培勇.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J].管理世界,2015(12):4-11.
[6]龚浩.清代江苏财政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8.
[7]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D].山东大学,2009.
[8]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J].经济学(季刊),2010(3):787-828.
[9]李俊生,王文素.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J].财政研究,2014(6):8-13.
[10]李俊生.新市场财政学:旨在增强财政学解释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5):3-11.
[11]李永友.财政基础理论与新时代的财政使命-基于“财政”一词的解读[J].财政研究,2018(12):10-18.
[12]刘尚希.基于公共风险重新定义公共产品[J].财政研究,2018(8):2-10.
[13]刘昀.14-17世纪中英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14]吕冰洋.国家治理财政论-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J].财贸经济,2018(6):14-29.
[15]马海涛,龚浩,高珂.“黄宗羲定律”:我国古代“并税式”赋税改革回顾[J].现代财经,2018(12):50-59.
[16]秦晖.“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J].税务研究,2003(7):2-8.
[17]秦晖.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N].中国经济时报,2000-11-3(5).
[18]汤象龙.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J].财经科学,1957(1):49-83.
[19]万明.“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17(6).
[20]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1]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J].战略与管理,1999(6):7.
[22]杨涛.明末财政危机与三饷加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2):9-15.
[23]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J].开放时代,2014(4):108-132.
(1)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0页。
(1)古代鲜用“财政”一词,常见“国用”、“国计”、“财货”、“度支”、“理财”等词,而其中最普遍的则是“食货”一词。关于古代“财政”一词在我国的使用可参见李俊生教授与王文素教授所著《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财政研究》2014年第6期)一文与万明研究员所著《“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7日第6版)一文。近来,陈锋教授所著《名实之辨:晚清“财政”词语的运用与实质变化(草稿)》(第二届财政史论坛2018年)一文中对“财政”一词在我国的出现与运用提出了新解。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3)脱脱撰:《宋史》,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5页。
(4)鄂容安撰:《鄂文端公年谱》,奏为敬陈所知以备采择事,清钞本。
(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五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5页。
(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权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
(3)班固:《汉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7页。
(4)《宋朝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正和元年五月七日,清钞本。
(1)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2)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8页。
(3)班固:《汉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一,清光绪年刻本。
(1)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权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
(4)方勇、李波:《荀子》,富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0页。
(5)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明成化刻本。
(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五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页。
(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5页。
(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3页。
(9)脱脱撰:《宋史》,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6页。
(1)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1)林駉:《源流至论》,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魏征撰:《隋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7页。
(3)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7页。
(1)(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根据笔者对清代江苏省中央与地方赋税收入分配结构的研究,地方赋税收入(存留)中相当部分被用作驿站经费。如果剔除掉驿站经费的影响,地方实际所得赋税收入尚不足全部赋税收入的10%。参见《清代江苏财政研究》(龚浩,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
(1)汤象龙教授将其归纳为皇室经费、宗室世职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以及河工塘工经费六类,并对鸦片战争之前的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进行估计:全国总支出为3850万两。以上六类开支分别为:200万、600万、2200万、200万、50万、400万两。此外还有其他支出200万两,包括祭祀等银50万两与拨盛京户部150万两。其中皇室经费、薪俸、兵饷三项合计为3000万,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7.9%。参见汤象龙所著《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财经科学》1957年第1期)。
(2)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
(3)管汉晖副教授与李稻葵教授在《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一文中对明代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计:永乐年间为1.5至1.6亿两左右,到16世纪下半叶达到最高位为3.1至3.3亿两,明朝后期又回落到了2.9至3亿两之间。经济增长率在1402年至1449年为0.41%,在1450年至1581年为0.382%,在1582年至1626年为负0.098%。
(1)觉罗·石麟:《奏报剩余公用银数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8页。
(2)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九十五,清光绪年长沙王氏刻本。
[2]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153-16.
[3]傅志华,陈龙.财政本质的“多重性”与集中体现-兼论财政学的学科属性[J].财政研究,2018(8):11-19.
[4]高培勇.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02-122.
[5]高培勇.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J].管理世界,2015(12):4-11.
[6]龚浩.清代江苏财政研究[D].中央财经大学,2018.
[7]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D].山东大学,2009.
[8]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J].经济学(季刊),2010(3):787-828.
[9]李俊生,王文素.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J].财政研究,2014(6):8-13.
[10]李俊生.新市场财政学:旨在增强财政学解释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5):3-11.
[11]李永友.财政基础理论与新时代的财政使命-基于“财政”一词的解读[J].财政研究,2018(12):10-18.
[12]刘尚希.基于公共风险重新定义公共产品[J].财政研究,2018(8):2-10.
[13]刘昀.14-17世纪中英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14]吕冰洋.国家治理财政论-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J].财贸经济,2018(6):14-29.
[15]马海涛,龚浩,高珂.“黄宗羲定律”:我国古代“并税式”赋税改革回顾[J].现代财经,2018(12):50-59.
[16]秦晖.“黄宗羲定律”与税费改革的体制化基础: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J].税务研究,2003(7):2-8.
[17]秦晖.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N].中国经济时报,2000-11-3(5).
[18]汤象龙.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J].财经科学,1957(1):49-83.
[19]万明.“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17(6).
[20]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1]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J].战略与管理,1999(6):7.
[22]杨涛.明末财政危机与三饷加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2):9-15.
[23]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J].开放时代,2014(4):108-132.
(1)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0页。
(1)古代鲜用“财政”一词,常见“国用”、“国计”、“财货”、“度支”、“理财”等词,而其中最普遍的则是“食货”一词。关于古代“财政”一词在我国的使用可参见李俊生教授与王文素教授所著《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财政研究》2014年第6期)一文与万明研究员所著《“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7日第6版)一文。近来,陈锋教授所著《名实之辨:晚清“财政”词语的运用与实质变化(草稿)》(第二届财政史论坛2018年)一文中对“财政”一词在我国的出现与运用提出了新解。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3)脱脱撰:《宋史》,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5页。
(4)鄂容安撰:《鄂文端公年谱》,奏为敬陈所知以备采择事,清钞本。
(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五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5页。
(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权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
(3)班固:《汉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7页。
(4)《宋朝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正和元年五月七日,清钞本。
(1)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2)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8页。
(3)班固:《汉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一,清光绪年刻本。
(1)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权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
(4)方勇、李波:《荀子》,富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0页。
(5)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一,明成化刻本。
(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五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页。
(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5页。
(8)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3页。
(9)脱脱撰:《宋史》,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6页。
(1)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1)林駉:《源流至论》,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魏征撰:《隋书》,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7页。
(3)张廷玉撰:《明史》,卷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7页。
(1)(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根据笔者对清代江苏省中央与地方赋税收入分配结构的研究,地方赋税收入(存留)中相当部分被用作驿站经费。如果剔除掉驿站经费的影响,地方实际所得赋税收入尚不足全部赋税收入的10%。参见《清代江苏财政研究》(龚浩,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
(1)汤象龙教授将其归纳为皇室经费、宗室世职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以及河工塘工经费六类,并对鸦片战争之前的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进行估计:全国总支出为3850万两。以上六类开支分别为:200万、600万、2200万、200万、50万、400万两。此外还有其他支出200万两,包括祭祀等银50万两与拨盛京户部150万两。其中皇室经费、薪俸、兵饷三项合计为3000万,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7.9%。参见汤象龙所著《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财经科学》1957年第1期)。
(2)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
(3)管汉晖副教授与李稻葵教授在《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一文中对明代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计:永乐年间为1.5至1.6亿两左右,到16世纪下半叶达到最高位为3.1至3.3亿两,明朝后期又回落到了2.9至3亿两之间。经济增长率在1402年至1449年为0.41%,在1450年至1581年为0.382%,在1582年至1626年为负0.098%。
(1)觉罗·石麟:《奏报剩余公用银数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8页。
(2)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九十五,清光绪年长沙王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