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钞本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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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人家求仁、龙溪编纂的《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咏物诗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宋人所编的唐宋诗合选本。《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全本在中国已经失传,仅有明刊本十卷残本存世,日本还存有完整的明刊本十八卷钞本,全部为唐诗,故日本钞本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从《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可以窥见唐代咏物诗创作的成绩,其编选也与宋人的格物思想以及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有关。该书原本分唐宋二编,而所收宋诗多于唐诗,也体现了宋人对本朝诗歌创作实绩的自信。
引文
(1)关于《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与陈伯海、朱易安先生编撰的《唐诗书目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皆有简单的叙录,但因为未见到日本十八卷钞本,故相关观点有待修正。
(2)校者可考者为佐父理希亮(1774—1820),阿波国阿波郡(今德岛县阿波市)人,出身农家,后为桑名蕃进修馆的副教(实为校长)。他之前曾在昌平坂学问所学习,此书当是彼时所校。
(3)有论者认为该书无序跋、目录,此说不确,盖因未见日本钞本之故(参见《唐诗书目总录》,第50页。黄淑芳、王顺贵《新发现稀见宋元明清唐宋诗歌选本二十种述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认为:“《百川书志》所录,疑即明刊本。悬测之,盖明代流传之旧椠《增广草木虫鱼杂咏》乃残帙,明人因刊之,即现存本。”(上册,第98页)此判断殆误,盖明代流传之旧椠并非残帙,只不过中国现存明刊本为残本,并非原本是残本,而是完整的十八卷,从日本钞本可见其原貌。
(5)赵锦修,张衮纂,刘徐昌点校《嘉靖江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6)李舜华《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
(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丙集《陈挥使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8)卞荣《卞郎中诗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20页。
(9)参见祝尚书《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这里用“题”而没有用“首”,是因为本书所选诗歌有的一题有多首。
(11)雷松舟《龙山诗话》,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册,第1788页。
(12)胡大浚、兰甲云《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3)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上册,第200页。
(14)参见程杰《〈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生平和作品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姓名、籍贯考》(《南京师大学报》2015年第6期)。
(15)不过《全芳备祖》所录之文本亦有异于《诗集》之处,如卷七杜甫《海棕行》“左绵公馆清江”,“”《全芳备祖》后集卷一九作“滨”;“苍棱白皮十抱文”,“十”《全芳备祖》作“合”。此诗《全芳备祖》编者可能作了改动,因为现存杜集诸本文字皆同于《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
(1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诗集》所录诗歌文本有异于《沈下贤文集》之处,如上举《题海榴树呈八叔大夫》中“文章枝叶五云笺”,“笺”《沈下贤文集》作“边”;“凌寒向暖占风烟”,“向”《沈下贤文集》作“送”。
(17)俞琰《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2页。
(18)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苏轼文集》卷六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067页。
(19)《演繁露》,《全宋笔记》第4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8册,第141页。宋代的理学家特别讲求“格物致知”,程颐、程颢曾说:“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二程遗书》卷一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93页)“‘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二程遗书》卷二五,《二程集》,第1册,第323页)家求仁在序中也说:“其名有出于三百篇外者,抑云可以助多识乎!”对“格物致知”的强调发展到朱子达到了高峰,朱熹曾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95页)朱熹认为,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洞透万物之理。我们无法考证家求仁、龙溪是否受到了理学的影响,但无论朱熹还是苏轼,都强调格物与“尽理”之间的关系。《诗集》所选皆为“一草一木一昆虫”,当与宋人对格物之重视有关。
(20)郑樵《通志》卷七五《昆虫草木略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册,第865页。
(21)李壮鹰《诗式校注》卷一“用事”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22)关于李峤《杂咏诗》,参见胡志昂编《日藏古抄本李峤咏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福田俊昭《李嶠と雑詠詩の研究》(汲古书院2012年版)。
(23)卞东波《类书中的宋代文学史料——以明钞本〈诗渊〉为例》二《〈诗渊〉所引“丁谓夹注单题诗”考》,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7—202页。
(24)参见纪昀对王安石《华岩院此君亭》的评语(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425页)。
(25)金圣叹《金圣叹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册,第452页。
(26)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2245页。
(27)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八《渌水亭杂识》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698页。
(28)何光远撰,邓星亮、邬宗梅校注《鉴诫录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94页。
(29)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四○,巴蜀书社1989年版,下册,第1985页。
(30)齐文榜先生言:“诗作于屡举不第之后,借秋蝉以寄意。”(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31)《诗集》有多首诗亦见于陈沆的《诗比兴笺》,陈氏对这些诗中的比兴多有抉发,如卷六杜甫《病橘》,陈沆笺云:“通章自喻,末乃寄慨,慨大材以违时不用,而小材力小任重也。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正许身契稷,自负自伤之词。”(《诗比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卷一八韩愈《鸣雁》,陈沆笺云:“公在徐(州)郁郁不得志,见于诗者如此。盖托雁以自喻也。”(《诗比兴笺》,第217页)
(32)卞东波《宋代诗歌总集新考》,《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第305—307页。
(3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1064页。
(34)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册,第4005—4006页。
(2)校者可考者为佐父理希亮(1774—1820),阿波国阿波郡(今德岛县阿波市)人,出身农家,后为桑名蕃进修馆的副教(实为校长)。他之前曾在昌平坂学问所学习,此书当是彼时所校。
(3)有论者认为该书无序跋、目录,此说不确,盖因未见日本钞本之故(参见《唐诗书目总录》,第50页。黄淑芳、王顺贵《新发现稀见宋元明清唐宋诗歌选本二十种述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认为:“《百川书志》所录,疑即明刊本。悬测之,盖明代流传之旧椠《增广草木虫鱼杂咏》乃残帙,明人因刊之,即现存本。”(上册,第98页)此判断殆误,盖明代流传之旧椠并非残帙,只不过中国现存明刊本为残本,并非原本是残本,而是完整的十八卷,从日本钞本可见其原貌。
(5)赵锦修,张衮纂,刘徐昌点校《嘉靖江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6)李舜华《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
(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丙集《陈挥使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8)卞荣《卞郎中诗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20页。
(9)参见祝尚书《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0)这里用“题”而没有用“首”,是因为本书所选诗歌有的一题有多首。
(11)雷松舟《龙山诗话》,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册,第1788页。
(12)胡大浚、兰甲云《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3)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上册,第200页。
(14)参见程杰《〈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生平和作品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姓名、籍贯考》(《南京师大学报》2015年第6期)。
(15)不过《全芳备祖》所录之文本亦有异于《诗集》之处,如卷七杜甫《海棕行》“左绵公馆清江”,“”《全芳备祖》后集卷一九作“滨”;“苍棱白皮十抱文”,“十”《全芳备祖》作“合”。此诗《全芳备祖》编者可能作了改动,因为现存杜集诸本文字皆同于《重广草木虫鱼杂咏诗集》。
(1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诗集》所录诗歌文本有异于《沈下贤文集》之处,如上举《题海榴树呈八叔大夫》中“文章枝叶五云笺”,“笺”《沈下贤文集》作“边”;“凌寒向暖占风烟”,“向”《沈下贤文集》作“送”。
(17)俞琰《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2页。
(18)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苏轼文集》卷六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067页。
(19)《演繁露》,《全宋笔记》第4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8册,第141页。宋代的理学家特别讲求“格物致知”,程颐、程颢曾说:“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二程遗书》卷一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93页)“‘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二程遗书》卷二五,《二程集》,第1册,第323页)家求仁在序中也说:“其名有出于三百篇外者,抑云可以助多识乎!”对“格物致知”的强调发展到朱子达到了高峰,朱熹曾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295页)朱熹认为,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洞透万物之理。我们无法考证家求仁、龙溪是否受到了理学的影响,但无论朱熹还是苏轼,都强调格物与“尽理”之间的关系。《诗集》所选皆为“一草一木一昆虫”,当与宋人对格物之重视有关。
(20)郑樵《通志》卷七五《昆虫草木略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册,第865页。
(21)李壮鹰《诗式校注》卷一“用事”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22)关于李峤《杂咏诗》,参见胡志昂编《日藏古抄本李峤咏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福田俊昭《李嶠と雑詠詩の研究》(汲古书院2012年版)。
(23)卞东波《类书中的宋代文学史料——以明钞本〈诗渊〉为例》二《〈诗渊〉所引“丁谓夹注单题诗”考》,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7—202页。
(24)参见纪昀对王安石《华岩院此君亭》的评语(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425页)。
(25)金圣叹《金圣叹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册,第452页。
(26)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第2245页。
(27)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八《渌水亭杂识》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698页。
(28)何光远撰,邓星亮、邬宗梅校注《鉴诫录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94页。
(29)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四○,巴蜀书社1989年版,下册,第1985页。
(30)齐文榜先生言:“诗作于屡举不第之后,借秋蝉以寄意。”(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31)《诗集》有多首诗亦见于陈沆的《诗比兴笺》,陈氏对这些诗中的比兴多有抉发,如卷六杜甫《病橘》,陈沆笺云:“通章自喻,末乃寄慨,慨大材以违时不用,而小材力小任重也。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正许身契稷,自负自伤之词。”(《诗比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卷一八韩愈《鸣雁》,陈沆笺云:“公在徐(州)郁郁不得志,见于诗者如此。盖托雁以自喻也。”(《诗比兴笺》,第217页)
(32)卞东波《宋代诗歌总集新考》,《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第305—307页。
(3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1064页。
(34)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册,第4005—4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