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组玉礼器与良渚文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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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良渚文化是东亚玉器时代发展的高峰,良渚文化成组玉礼器(成套玉礼器)标识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彰显聚落的等级和规模,反映中心和区域中心之间的密切关系。成组玉礼器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组织结构和文明模式的体现。
Jade culture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Chinese culture. Liangzhu is the very peak time of eastern Asia Jade Time. Group of ritual jades embody the social status of tomb owners, represent scale of the tribe, refl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neighbors. Group of ritual jades is the mirror of the complic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cultural pattern of Liangzhu culture.
Jade culture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Chinese culture. Liangzhu is the very peak time of eastern Asia Jade Time. Group of ritual jades embody the social status of tomb owners, represent scale of the tribe, refl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neighbors. Group of ritual jades is the mirror of the complic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cultural pattern of Liangzhu culture.
引文
[1]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产生的一种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9-170、186页。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本文反山材料均采自该报告,不另注。
[3][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5-156页。
[4]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5]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本文瑶山材料均采自该报告,不另注。
[7]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9-130页。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3-1。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1-8、图5-3。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文管会:《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11][日]中村慎一著,刘恒武译:《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3-54页。
[12]方向明:《控制中的高端手工业--良渚文化琢玉工艺》,《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0页。
[1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4]徐湖平:《古玉菁华--南京博物院玉器馆展品选萃》,南京博物院,2000年,第66页。
[15]周丽娟:《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地点考古发掘》,《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1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彩版二八。
[17]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桐乡姚家山》,《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博物馆:《嘉兴凤桥高墩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第144页。
[19]牟永抗:《良渚玉器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牟永抗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本文反山材料均采自该报告,不另注。
[3][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5-156页。
[4]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5]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年第2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本文瑶山材料均采自该报告,不另注。
[7]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9-130页。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3-1。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1-8、图5-3。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文管会:《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11][日]中村慎一著,刘恒武译:《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3-54页。
[12]方向明:《控制中的高端手工业--良渚文化琢玉工艺》,《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0页。
[1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4]徐湖平:《古玉菁华--南京博物院玉器馆展品选萃》,南京博物院,2000年,第66页。
[15]周丽娟:《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地点考古发掘》,《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1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彩版二八。
[17]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桐乡姚家山》,《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博物馆:《嘉兴凤桥高墩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第144页。
[19]牟永抗:《良渚玉器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牟永抗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