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洋油箱”:近代温州闹米风潮的仪式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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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抗议者用此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闹米风潮的出现,在近代温州与轮粜制的衰微、"漏海"指控、粮食统购压力等有密切关系,也与各种地方权力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对风潮的应对,可以反映统治方式及官民关系的嬗变。19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粮食政策,与此前政策有重大差异,随着政府对粮食征收力度的增强,闹米风潮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也日趋政治化、组织化,"拖洋油箱"最终成为当局禁止的行为。
"Dragging kerosene tanks"was a ritual in the rice riots happened in Wenzhou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ing to solve the food shortage,the protesters used this ritual to promote the strike and bring pressure to the government,gentry and food merchants. The rice rio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system of selling rice in turn,the charge of "sea leaking"andfood purchase pressure,and meanwhile were entangled with the struggle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 in modern Wenzhou.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ping of the riots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civil. In 1940 s,the food policy adop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policies.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rain tax,rice riots happen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nd they became more and more organized and politicalized,so that "dragging kerosene tanks"was finally prohibited by the authorities.
"Dragging kerosene tanks"was a ritual in the rice riots happened in Wenzhou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ing to solve the food shortage,the protesters used this ritual to promote the strike and bring pressure to the government,gentry and food merchants. The rice rio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system of selling rice in turn,the charge of "sea leaking"andfood purchase pressure,and meanwhile were entangled with the struggle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 in modern Wenzhou.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ping of the riots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civil. In 1940 s,the food policy adop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policies.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rain tax,rice riots happen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nd they became more and more organized and politicalized,so that "dragging kerosene tanks"was finally prohibited by the authorities.
引文
(1)唐湜:《骚动的城》,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7年,第31页。
(2)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199页。
(3)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福建文化》第1卷第2期,1941年7月。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529-530页;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3-134页;隗瀛涛、吴雁南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8-324页。
(1)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1,No.4(Aug.,1982),p.785;[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2)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1,No.4(Aug.,1982),pp.767-788;[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165-194页。李明珠也认同这种看法。Lillian M.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6。
(3)[日]堀地明:《明清食糧騒擾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
(4)傅衣凌:《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第15-19页;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pp.767-788;[日]堀地明:《明清食糧騒擾研究》。
(5)Lucien Bianco,Looting and Food Riot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ume 33,Issue 2,1999,pp.6-41;Lucien Bianco,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grass-root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Armonk,N.Y.;London:Sharpe,2001),pp.145-174.
(6)[日]菅野正:《一九一〇年長沙米騷動について》,《東海大學紀要》第28号,1977年12月,第29-39页;[日]藤谷浩悦:《清末、湖南省における暴力と秩序:一九一〇年の長沙米騷動を中心に》,《歴史評論》第681号,2007年1月,第2-15页;[日]石川禎浩:《1910年長沙大搶米の「鎮圧」と電信》《史林》第76卷第3号,第107-123页;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0-120页。
(7)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68-84页。
(8)马军:《从限价到抢米---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第113-121页。
(9)与单纯的习惯性仪式表达不同,政治仪式通过带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行动和语言传达更为强烈的感情,是一种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发生的正式的、标准化的行动,通常发生在公共场合。William Outhwaite ed.,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Malden,Mass:Blackwell,2003),p.495。
(1)常旭:《旧海关史料与煤油进口(1863-190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8-135页。
(2)[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3)张振鹤等编:《辛亥前十年报刊资料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58页;吴锡祥、孙友文:《临泽镇闹米潮斗争始末记》,高邮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高邮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15页;《萧山农民二千暴动捣毁沙田局》,《申报》1929年7月4日,第10版。
(4)1913年,瓯海关煤油进口量是200.75万加仑,1930年达至246.54万加仑,其数量超过浙海关。马丁:《民国时期浙江对外贸易研究(1911-193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5)《章安办粜》,《申报》1896年7月4日,第3版。
(6)以小孩拖洋油箱,比起“鸣锣”或后来的“敲洋油箱”,可能含有规避官府制裁的意味。在抗议时遇强硬对付,在孩童后面的成年人便可一哄而散。官方事后追究责任,也可以“小孩无知游戏”作为卸罪理由。
(7)张棡:《张棡日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8)(9)《申报》1906年3月20日,第17版;1912年3月28日,第6版。
(10)《张棡日记》,民国五年五月廿一日条,手稿本。
(1)(2)《永明米厂门口昨发生流血案》,《温州日报》1946年6月10日,第3版;《解决永嘉粮荒,专署决定办法六项》,《浙瓯日报》1947年2月17日,第2版。
(3)《罢市群众示威中,士绅出发安民》,《温州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南北大街即今之解放街;县城殿后,今称“公园路”。
(4)《车夫不能拉车,怎样可以度日》,《温州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
(5)《温州通信》,《申报》1912年1月17日,第6页第6版。
(6)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1962年,第166页。
(7)中共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乐清历史》第1卷(1926-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页。
(8)陈夫:《盐店命案》,文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成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59页。
(9)乾隆皇帝亦曾指温州、台州两府属县“奸民之所以强抢米石”,“多由富民居奇闭粜而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1页。
(10)李梦生注释:《左传今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11)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27-32页。
(12)董熠指出的五种办法是“常平、义仓、劝分、不抑价、禁遏籴”。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
(1)(2)杨宇勋:《动员民间资源赈济:宋朝的劝分与敷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第117-118页。
(3)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79页。
(4)赵钧:《〈过来语〉辑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115页。
(5)(7)(14)《张棡日记》,光绪廿四年五月初七条;民国十年六月初一条;民国五年五月十六日条。
(6)(11)(12)(13)张棡:《张棡日记》,第22页;第30页;第20页;第47页。
(8)(9)刘绍宽:《厚庄日记》,光绪廿六年五月廿七日条;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条,手稿本。
(10)[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15)李世众曾发现清中叶温州宗族组织在荒年会通过办理平粜等形式消弭贫民骚乱。氏著《清中叶的宗族,政府与地方治理---透视温州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及其消弭》,《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第4-9页。
(16)赵钧:《〈过来语〉辑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199页。
(17)(18)《横阳击壤间民笔述》,《闹米风潮慨言》,《申报》1890年8月14日,第6版;1911年5月30日,第2版。
(1)(9)见《申报》1912年3月28日,第6版。
(2)《呈省长齐呈送限制食米出洋办法文》,1918年3月29日,黄庆澜:《瓯海观政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53-56页。
(3)(11)(12)《章安办粜》,《温州米荒之扰攘》,《瓯郡又演闹米大风潮》,《申报》1896年7月4日,第3版;1929年10月6日,第14版;1911年7月2日,第11版。
(4)《快信》,《新闻报》1917年5月22日,第1张第2版。
(5)《旅沪温州同乡维持梓乡民食》,《申报》1922年7月25日,第4张第15版;《杭州快信》,《申报》1922年3月20日,第3张第10版;《杭州快信》,《申报》1922年8月13日,第3张第11版。其实逢灾各地互通有无,本属寻常之事,如温州发生水灾,便通常会去江苏、台湾等地采购米粮。《温处办米消息》,《新闻报》1912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堀地明也发现明末台湾、温州的米曾经在绍兴灾荒后运来接济,可见当时省内外赈米流通是存在的。[日]堀地明:《光緒24(1898)年浙江紹興府における平糶》,《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29期,2010年11月,第47页。
(6)《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文汇报》1946年8月8日。
(7)刘绍宽:《厚庄日记》,民国十六年三月二日条。
(8)秋雁:《鳌江又罢市了》,《浙瓯日报》1946年6月16日,第4版。
(10)《张棡日记》,民国十六年二月初六条。
(13)《“五四”的火炬传来》,叶大兵:《温州史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101页。
(14)温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温州市科技志》,编者印,2000年,第139页。
(15)(16)《申报》1926年3月23日,第10版;《愤怒的温州---米荒风潮纪实》,《文汇报》1946年6月22日。
(1)(3)(5)《米蛀虫游街示众》,《粮管处严惩囤积,米价可望抑平》,《对本县粮食问题庄县长发表谈话》,《浙瓯日报》1947年2月17日,第2版;1940年7月30日;1940年11月18日,第2版。
(2)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1962年,第161-162页。
(4)《县田粮处奉令加紧催赋增拨军粮》,《临海乡队附收捐受辱》,《乐清新报》1946年11月24日,第1版。
(6)超:《温州的米潮》,《经济周报》1946年第20期,第3页。
(7)Patel,Raj,and McM ichael Philip.“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ood Riot.”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32:1,2009,pp.9-35.
(8)《温州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温州粮食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1)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7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2)(3)(4)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第363页;第366-367页。
(5)瓯海道尹黄庆澜即认为温州各属以瑞安最难治理,不但地绅动辄“干涉”官府,其内部又“党派众多,意见不一”。黄庆澜:《瓯海观政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4页。
(6)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1-373页。
(7)瑞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瑞安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26页。
(8)陈世奇:《五四运动在温州》,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集粹》(上),编者印,2013年,第30-34页。
(9)《张棡日记》,民国八年八月四日、十三日条。
(10)(11)(12)(13)《永嘉粮食会议决议筹设粮食公店》,《永食粮管理处订定租谷运输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筹设粮食公店》,《解决粮食问题之意见》(社论),《本县粮食公店展期开业》,《王纯侯紧要启事》,《浙瓯日报》1940年10月19日,第2版;1940年10月26日,第2版;1940年10月26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1版;1940年11月17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2版。
(1)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编者印,1962年,第161-168页。
(2)(3)(4)(6)《王纯侯紧要启事》,《青年团举行座谈会讨论粮食问题》,《永县党部电请取消浙粮食管理办法》,《永粮管处暂停工作》,《浙瓯日报》1940年11月18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2版;1940年11月19日,第2版;1940年10月19日,第2版。
(5)见《浙瓯日报》1940年11月10日,第2版。
(7)(11)孙孟恒:《1947年温州国大代表竞选丑剧纪略》,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17辑,2003年,第80-84页。
(8)安邦:《缅怀陈道生同志》,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12辑,编者印,1998年,第370页。
(9)孙明津:《回忆温州学运兼忆曾绍文同志》,《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22期,第25页。
(10)(14)《米风潮渐趋缓和,戒严令昨撤回》,《罢市群众示威中,士绅出发安民》,《温州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1946年6月11日,第3版。
(12)蔡仲瑜:《1946年春温州的米风潮》,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17辑,2003年,第35-43页;《温州中学学生自治会筹募民食平粜基金委员会通告》,《浙瓯日报》1946年8月23日,第1版;牧金:《再会吧!永嘉》,《浙瓯日报》1946年7月17日副刊。
(13)安邦:《缅怀陈道生同志》,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12辑,第370页;孙明津:《回忆温州学运兼忆曾绍文同志》,《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22期,第26页。
(15)《乐清米价步涨发生罢市风潮》,《浙瓯日报》1946年3月18日。
(1)安邦:《温州地区第二条战线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朱微珂女士:《馒头巷口尸祭》,《浙瓯日报》1946年6月14日,第4版。诗里写道“拖洋铁箱的穷苦孩子们,他们唤醒了全市的铁匠、小工、挑力、车夫们的酣睡”。
(3)张棡:《张棡日记》,第20页。
(4)《瓯郡又演闹米大风潮》,《申报》1911年7月2日,第11版。
(5)刘绍宽:《厚庄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条。
(6)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博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第28-32页。
(7)杨宇勋:《动员民间资源赈济:宋朝的劝分与敷配》,第119-120页。
(8)见《申报》1906年7月25日,第2版。
(9)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7卷,第361页。
(1)(7)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耀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第103页。
(2)刘绍宽:《厚庄日记》,民国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条。
(3)(5)(13)《永嘉城区将增防昨晚宣布戒严》,《维持地方秩序》,《树立政府威信》,《温州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1946年6月11日,第3版;1946年6月13日,第3版。
(4)马允伦编:《黄光集》,第366页。
(6)《温州审检两厅又捣毁矣》,《申报》1911年7月3日,第10版、第11版。
(8)茹管廷:《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省的历任县长》,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9)见《东南日报》1940年11月25日,第1版。
(10)(11)[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12)《温州变热了》,《文汇报》1946年5月3日。
(1)(4)(8)(10)《告别永嘉》,《严禁龙舟竞赛废除粽子馈送》,《本埠发生罢市风潮》,《解决永嘉粮荒,专署决定办法六项》,《浙瓯日报》1946年9月13日,第4版;1947年6月8日;1946年2月21日,第3版;1947年2月17日,第2版。
(2)《浙江省粮食管理办法纲要》,《浙江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3312期,“法规”,第8-11页。
(3)(5)(9)《实施节约禁碾白米》,《永临催粮大骚扰》,《米风潮渐趋缓和,戒严令昨撤回》,《温州日报》1948年9月12日;1946年6月10日,第3版;1946年6月12日,第3版。
(6)(7)《朱监察使定明日莅乐视察》,《乐清新报》1947年3月30日,第1版。
(1)[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192-194页。
(2)[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
(2)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199页。
(3)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福建文化》第1卷第2期,1941年7月。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529-530页;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3-134页;隗瀛涛、吴雁南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8-324页。
(1)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1,No.4(Aug.,1982),p.785;[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2)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1,No.4(Aug.,1982),pp.767-788;[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165-194页。李明珠也认同这种看法。Lillian M.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6。
(3)[日]堀地明:《明清食糧騒擾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
(4)傅衣凌:《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第15-19页;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pp.767-788;[日]堀地明:《明清食糧騒擾研究》。
(5)Lucien Bianco,Looting and Food Riot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ume 33,Issue 2,1999,pp.6-41;Lucien Bianco,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grass-root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Armonk,N.Y.;London:Sharpe,2001),pp.145-174.
(6)[日]菅野正:《一九一〇年長沙米騷動について》,《東海大學紀要》第28号,1977年12月,第29-39页;[日]藤谷浩悦:《清末、湖南省における暴力と秩序:一九一〇年の長沙米騷動を中心に》,《歴史評論》第681号,2007年1月,第2-15页;[日]石川禎浩:《1910年長沙大搶米の「鎮圧」と電信》《史林》第76卷第3号,第107-123页;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0-120页。
(7)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68-84页。
(8)马军:《从限价到抢米---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第113-121页。
(9)与单纯的习惯性仪式表达不同,政治仪式通过带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行动和语言传达更为强烈的感情,是一种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发生的正式的、标准化的行动,通常发生在公共场合。William Outhwaite ed.,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Malden,Mass:Blackwell,2003),p.495。
(1)常旭:《旧海关史料与煤油进口(1863-190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8-135页。
(2)[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3)张振鹤等编:《辛亥前十年报刊资料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58页;吴锡祥、孙友文:《临泽镇闹米潮斗争始末记》,高邮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高邮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15页;《萧山农民二千暴动捣毁沙田局》,《申报》1929年7月4日,第10版。
(4)1913年,瓯海关煤油进口量是200.75万加仑,1930年达至246.54万加仑,其数量超过浙海关。马丁:《民国时期浙江对外贸易研究(1911-193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5)《章安办粜》,《申报》1896年7月4日,第3版。
(6)以小孩拖洋油箱,比起“鸣锣”或后来的“敲洋油箱”,可能含有规避官府制裁的意味。在抗议时遇强硬对付,在孩童后面的成年人便可一哄而散。官方事后追究责任,也可以“小孩无知游戏”作为卸罪理由。
(7)张棡:《张棡日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8)(9)《申报》1906年3月20日,第17版;1912年3月28日,第6版。
(10)《张棡日记》,民国五年五月廿一日条,手稿本。
(1)(2)《永明米厂门口昨发生流血案》,《温州日报》1946年6月10日,第3版;《解决永嘉粮荒,专署决定办法六项》,《浙瓯日报》1947年2月17日,第2版。
(3)《罢市群众示威中,士绅出发安民》,《温州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南北大街即今之解放街;县城殿后,今称“公园路”。
(4)《车夫不能拉车,怎样可以度日》,《温州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
(5)《温州通信》,《申报》1912年1月17日,第6页第6版。
(6)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1962年,第166页。
(7)中共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乐清历史》第1卷(1926-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页。
(8)陈夫:《盐店命案》,文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成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59页。
(9)乾隆皇帝亦曾指温州、台州两府属县“奸民之所以强抢米石”,“多由富民居奇闭粜而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1页。
(10)李梦生注释:《左传今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11)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27-32页。
(12)董熠指出的五种办法是“常平、义仓、劝分、不抑价、禁遏籴”。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
(1)(2)杨宇勋:《动员民间资源赈济:宋朝的劝分与敷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第117-118页。
(3)陈瑞赞编注:《东瓯逸事汇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79页。
(4)赵钧:《〈过来语〉辑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115页。
(5)(7)(14)《张棡日记》,光绪廿四年五月初七条;民国十年六月初一条;民国五年五月十六日条。
(6)(11)(12)(13)张棡:《张棡日记》,第22页;第30页;第20页;第47页。
(8)(9)刘绍宽:《厚庄日记》,光绪廿六年五月廿七日条;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条,手稿本。
(10)[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15)李世众曾发现清中叶温州宗族组织在荒年会通过办理平粜等形式消弭贫民骚乱。氏著《清中叶的宗族,政府与地方治理---透视温州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及其消弭》,《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第4-9页。
(16)赵钧:《〈过来语〉辑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199页。
(17)(18)《横阳击壤间民笔述》,《闹米风潮慨言》,《申报》1890年8月14日,第6版;1911年5月30日,第2版。
(1)(9)见《申报》1912年3月28日,第6版。
(2)《呈省长齐呈送限制食米出洋办法文》,1918年3月29日,黄庆澜:《瓯海观政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53-56页。
(3)(11)(12)《章安办粜》,《温州米荒之扰攘》,《瓯郡又演闹米大风潮》,《申报》1896年7月4日,第3版;1929年10月6日,第14版;1911年7月2日,第11版。
(4)《快信》,《新闻报》1917年5月22日,第1张第2版。
(5)《旅沪温州同乡维持梓乡民食》,《申报》1922年7月25日,第4张第15版;《杭州快信》,《申报》1922年3月20日,第3张第10版;《杭州快信》,《申报》1922年8月13日,第3张第11版。其实逢灾各地互通有无,本属寻常之事,如温州发生水灾,便通常会去江苏、台湾等地采购米粮。《温处办米消息》,《新闻报》1912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堀地明也发现明末台湾、温州的米曾经在绍兴灾荒后运来接济,可见当时省内外赈米流通是存在的。[日]堀地明:《光緒24(1898)年浙江紹興府における平糶》,《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29期,2010年11月,第47页。
(6)《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文汇报》1946年8月8日。
(7)刘绍宽:《厚庄日记》,民国十六年三月二日条。
(8)秋雁:《鳌江又罢市了》,《浙瓯日报》1946年6月16日,第4版。
(10)《张棡日记》,民国十六年二月初六条。
(13)《“五四”的火炬传来》,叶大兵:《温州史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101页。
(14)温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温州市科技志》,编者印,2000年,第139页。
(15)(16)《申报》1926年3月23日,第10版;《愤怒的温州---米荒风潮纪实》,《文汇报》1946年6月22日。
(1)(3)(5)《米蛀虫游街示众》,《粮管处严惩囤积,米价可望抑平》,《对本县粮食问题庄县长发表谈话》,《浙瓯日报》1947年2月17日,第2版;1940年7月30日;1940年11月18日,第2版。
(2)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1962年,第161-162页。
(4)《县田粮处奉令加紧催赋增拨军粮》,《临海乡队附收捐受辱》,《乐清新报》1946年11月24日,第1版。
(6)超:《温州的米潮》,《经济周报》1946年第20期,第3页。
(7)Patel,Raj,and McM ichael Philip.“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ood Riot.”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32:1,2009,pp.9-35.
(8)《温州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温州粮食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1)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7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2)(3)(4)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第363页;第366-367页。
(5)瓯海道尹黄庆澜即认为温州各属以瑞安最难治理,不但地绅动辄“干涉”官府,其内部又“党派众多,意见不一”。黄庆澜:《瓯海观政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4页。
(6)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1-373页。
(7)瑞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瑞安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26页。
(8)陈世奇:《五四运动在温州》,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集粹》(上),编者印,2013年,第30-34页。
(9)《张棡日记》,民国八年八月四日、十三日条。
(10)(11)(12)(13)《永嘉粮食会议决议筹设粮食公店》,《永食粮管理处订定租谷运输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筹设粮食公店》,《解决粮食问题之意见》(社论),《本县粮食公店展期开业》,《王纯侯紧要启事》,《浙瓯日报》1940年10月19日,第2版;1940年10月26日,第2版;1940年10月26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1版;1940年11月17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2版。
(1)张明东:《温州“庄强华米案”的回忆》,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编者印,1962年,第161-168页。
(2)(3)(4)(6)《王纯侯紧要启事》,《青年团举行座谈会讨论粮食问题》,《永县党部电请取消浙粮食管理办法》,《永粮管处暂停工作》,《浙瓯日报》1940年11月18日,第2版;1940年11月18日,第2版;1940年11月19日,第2版;1940年10月19日,第2版。
(5)见《浙瓯日报》1940年11月10日,第2版。
(7)(11)孙孟恒:《1947年温州国大代表竞选丑剧纪略》,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17辑,2003年,第80-84页。
(8)安邦:《缅怀陈道生同志》,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12辑,编者印,1998年,第370页。
(9)孙明津:《回忆温州学运兼忆曾绍文同志》,《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22期,第25页。
(10)(14)《米风潮渐趋缓和,戒严令昨撤回》,《罢市群众示威中,士绅出发安民》,《温州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1946年6月11日,第3版。
(12)蔡仲瑜:《1946年春温州的米风潮》,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17辑,2003年,第35-43页;《温州中学学生自治会筹募民食平粜基金委员会通告》,《浙瓯日报》1946年8月23日,第1版;牧金:《再会吧!永嘉》,《浙瓯日报》1946年7月17日副刊。
(13)安邦:《缅怀陈道生同志》,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12辑,第370页;孙明津:《回忆温州学运兼忆曾绍文同志》,《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22期,第26页。
(15)《乐清米价步涨发生罢市风潮》,《浙瓯日报》1946年3月18日。
(1)安邦:《温州地区第二条战线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朱微珂女士:《馒头巷口尸祭》,《浙瓯日报》1946年6月14日,第4版。诗里写道“拖洋铁箱的穷苦孩子们,他们唤醒了全市的铁匠、小工、挑力、车夫们的酣睡”。
(3)张棡:《张棡日记》,第20页。
(4)《瓯郡又演闹米大风潮》,《申报》1911年7月2日,第11版。
(5)刘绍宽:《厚庄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条。
(6)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张文:《荒政与劝分:民间博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第28-32页。
(7)杨宇勋:《动员民间资源赈济:宋朝的劝分与敷配》,第119-120页。
(8)见《申报》1906年7月25日,第2版。
(9)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7卷,第361页。
(1)(7)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耀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第103页。
(2)刘绍宽:《厚庄日记》,民国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条。
(3)(5)(13)《永嘉城区将增防昨晚宣布戒严》,《维持地方秩序》,《树立政府威信》,《温州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1946年6月11日,第3版;1946年6月13日,第3版。
(4)马允伦编:《黄光集》,第366页。
(6)《温州审检两厅又捣毁矣》,《申报》1911年7月3日,第10版、第11版。
(8)茹管廷:《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省的历任县长》,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
(9)见《东南日报》1940年11月25日,第1版。
(10)(11)[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12)《温州变热了》,《文汇报》1946年5月3日。
(1)(4)(8)(10)《告别永嘉》,《严禁龙舟竞赛废除粽子馈送》,《本埠发生罢市风潮》,《解决永嘉粮荒,专署决定办法六项》,《浙瓯日报》1946年9月13日,第4版;1947年6月8日;1946年2月21日,第3版;1947年2月17日,第2版。
(2)《浙江省粮食管理办法纲要》,《浙江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3312期,“法规”,第8-11页。
(3)(5)(9)《实施节约禁碾白米》,《永临催粮大骚扰》,《米风潮渐趋缓和,戒严令昨撤回》,《温州日报》1948年9月12日;1946年6月10日,第3版;1946年6月12日,第3版。
(6)(7)《朱监察使定明日莅乐视察》,《乐清新报》1947年3月30日,第1版。
(1)[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192-194页。
(2)[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