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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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知识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3350篇国内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表明,通过关键词聚类与关键词时区视图,可以展示40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等,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差距,学科移植与学科建设任重道远。未来研究既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抽象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为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提供理论引领,为国际公共政策研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
We use th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3,350 domest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apers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ebsite. Through keyword clustering and keyword time zone view,we identify the evolution path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research field,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trends,and construct a public policy research knowledge map for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ith 40 years of development,China'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but a considerable gap remai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extract abstract theories from China's uniqu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e use th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3,350 domest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apers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ebsite. Through keyword clustering and keyword time zone view,we identify the evolution path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research field,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trends,and construct a public policy research knowledge map for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ith 40 years of development,China'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but a considerable gap remai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extract abstract theories from China's uniqu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search.
引文
(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检索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因此2018年文献未检索完整,数量仅94篇,但该数字并不代表2018年度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总量。
(1)二手数据主要是包括统计数据、政策文本、期刊论文、报纸、政府网站、微博数据等。
(2)Top N表示是以每个时间切片前N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生成最终的网络。
[1]陈振明:《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40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2]李杰、陈超美:《Cite 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6页。
[3]颜昌武、牛美丽:《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1期。
[4]丁煌、李晓飞:《中国政策执行力研究评估:2003—2012年》,《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
[5][40]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6]陈振明:《西方政策执行研究运动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7]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6期。
[8]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1期。
[9]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0]陈玲、赵静、薛澜:《择优还是折衷?——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和共识决策模型》,《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
[11]耿曙、余莎、孔晏:《实验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以纳税遵从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年第5期。
[12]郭圣莉、李旭、王晓晖:《“倒逼”式改革:基于多案例的大数据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9期。
[13]胡象明:《论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理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4]罗建文、李静:《民生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6期。
[15]何植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
[16]温美荣:《论公共政策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17]毛劲歌、庞观清:《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的伦理建设途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7期。
[18]杨文明、王晓红、吴量福:《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美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9期。
[19]傅志明:《从过度到弹性:欧盟劳动者保障的变迁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2期。
[20]黄新华:《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1]龚虹波:《“水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美水资源管理政策网络的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4期。
[22]钱再见、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公共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23]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4]魏航、王建冬、童楠楠:《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回顾与建议》,《电子政务》2016年第1期。
[25]曲纵翔:《政策终结:政策科学研究中忽视已久的问题》,《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年第3期。
[26]Lampton D M.“Chinese politics:The bargaining treadmill”,Issues&studies. 1987,23(3),11-41.
[27]宁骚:《公共政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8]王绍光、鄢一龙、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6期。
[29]苏利阳、王毅:《中国“央地互动型”决策过程研究——基于节能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6第3期。
[30]聂静虹:《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31]李希光、杜涛:《超越宣传:变革中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32]刘淑华、潘丽婷、魏以宁:《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1期。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34]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35]朱旭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36]常纾菡:《政策传播:理论模式与中国实践》,《编辑之友》2018年第6期。
[37]石婧、艾小燕、操子宜:《大数据是否能改进公共政策分析——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研究》,《情报杂志》2018年第2期。
[38]Cairney P,Weible C M.“The new policy sciences:combining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choice,multiple theories of context,and basic and applied analysis”,Policy Sciences,2017(3),1-9.
[39]朱德米、李兵华:《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1)二手数据主要是包括统计数据、政策文本、期刊论文、报纸、政府网站、微博数据等。
(2)Top N表示是以每个时间切片前N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生成最终的网络。
[1]陈振明:《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40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2]李杰、陈超美:《Cite 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6页。
[3]颜昌武、牛美丽:《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1期。
[4]丁煌、李晓飞:《中国政策执行力研究评估:2003—2012年》,《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
[5][40]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6]陈振明:《西方政策执行研究运动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7]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6期。
[8]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1期。
[9]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0]陈玲、赵静、薛澜:《择优还是折衷?——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和共识决策模型》,《管理世界》2010年第8期。
[11]耿曙、余莎、孔晏:《实验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以纳税遵从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年第5期。
[12]郭圣莉、李旭、王晓晖:《“倒逼”式改革:基于多案例的大数据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9期。
[13]胡象明:《论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理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4]罗建文、李静:《民生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6期。
[15]何植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1期。
[16]温美荣:《论公共政策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2期。
[17]毛劲歌、庞观清:《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的伦理建设途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7期。
[18]杨文明、王晓红、吴量福:《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美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9期。
[19]傅志明:《从过度到弹性:欧盟劳动者保障的变迁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2期。
[20]黄新华:《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1]龚虹波:《“水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美水资源管理政策网络的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4期。
[22]钱再见、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公共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23]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4]魏航、王建冬、童楠楠:《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回顾与建议》,《电子政务》2016年第1期。
[25]曲纵翔:《政策终结:政策科学研究中忽视已久的问题》,《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年第3期。
[26]Lampton D M.“Chinese politics:The bargaining treadmill”,Issues&studies. 1987,23(3),11-41.
[27]宁骚:《公共政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8]王绍光、鄢一龙、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6期。
[29]苏利阳、王毅:《中国“央地互动型”决策过程研究——基于节能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6第3期。
[30]聂静虹:《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
[31]李希光、杜涛:《超越宣传:变革中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32]刘淑华、潘丽婷、魏以宁:《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1期。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34]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35]朱旭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36]常纾菡:《政策传播:理论模式与中国实践》,《编辑之友》2018年第6期。
[37]石婧、艾小燕、操子宜:《大数据是否能改进公共政策分析——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研究》,《情报杂志》2018年第2期。
[38]Cairney P,Weible C M.“The new policy sciences:combining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choice,multiple theories of context,and basic and applied analysis”,Policy Sciences,2017(3),1-9.
[39]朱德米、李兵华:《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