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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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引文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3)陈胜蓝、卢锐:《股权分置改革、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金融研究》,2012年第10期。
(4)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梁上坤:《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
(5)陈震、丁忠明:《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9期。
(6)程敏英、魏明海:《关系股东的权力超额配置》,《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0期。
(7)杜兴强、王丽华:《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期。
(8)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9)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10)方军雄:《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11)方军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治理决策》,《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
(12)郝阳、龚六堂:《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13)郝云宏、汪茜:《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制衡机制研究--基于“鄂武商控制权之争”的案例解析》,《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
(14)何婧、徐龙炳:《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路径和影响--基于资本市场“举牌”的研究》,《财经研究》,2012年第2期。
(15)黄速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
(16)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管理世界》,2015年第4期。
(17)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18)廖冠民、沈红波:《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6期。
(19)刘小玄:《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2001年全国普查工业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20)刘运国、郑巧、蔡贵龙:《非国有股东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6年第11期。
(21)卢锐、柳建华、许宁:《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22)吕长江、赵宇恒:《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效应研究--基于管理者权力的解释》,《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
(23)马连福、王丽丽、张琦:《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24)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25)王曾、符国群、黄丹阳、汪剑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5期。
(26)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7)魏明海、蔡贵龙、柳建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8)吴育辉、吴世农:《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29)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30)辛清泉、谭伟强:《市场化改革、企业业绩与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31)谢德仁、林乐、陈运森:《薪酬委员会独立性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薪酬辩护假说的分析和检验》,《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32)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33)薛云奎、白云霞:《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2008年第10期。
(34)岳希明、李实、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5)赵璨、朱锦余、曹伟:《高薪能够养廉么?--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中国会计评论》,2013年第4期。
(36)郑国坚、蔡贵龙、卢昕:《“深康佳”中小股东维权:“庶民的胜利”抑或“百日维新”?--一个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6年第12期。
(37)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5),pp.1369~1401.
(38)Ang,J.S.,Cole,R.A.,Lin,J.W.,2000,“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Vol.55(1),pp.81~106.
(39)Bebchuk,L.A.,Fried,J.M.and Walker,D.I.,2002,“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9,pp.751~846.
(40)Bryan,S.,L.Hwang and S.Lilien,2005,“CEO Compensation after Deregulation:The Case of Electric Utilities”,Journal of Business,Vol.78(5),pp.1709~1752.
(41)Cai,G.,Zheng,G.,2016,“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usiness Groups: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9(1),pp.25~40.
(42)Fama,E.F.,Jensen,M.C.,1983,“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6(2),pp.327~349.
(43)Fan.J.P.H,Wong T.J.,Zhang T.,2013,“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The Case of State-Owned Corporate Pyramids”,Journal of Law Economics&Organization,Vol.29(6),pp.1217~1252.
(44)Firth,M.,Fung,P.,Rui,O.,2006,“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CEO Compensation in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12(4),pp.693~714.
(45)Gul,F.A.,L.T.W.,Chen and T.Y.Leung,2011,“Perks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Stock Prices in the Chinese market”,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17(5),pp.1410~1429.
(46)Gupta N.,2005,“Partial Privat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e,Vol.60(2),pp.987~1015.
(47)Holmstrom,B.,1979,“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pp.74~91.
(48)Jensen,M.C.,Meckling W.,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3(4),pp.305~360.
(49)Jensen,M.C.,Murphy K.J.,1990,“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2),pp.225~264.
(50)Kato,T.,Long,C.,2006,“CEO Turnover,Firm Performance an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4(4),pp.796~817.
(51)Laffont,J.J.,Tirole,J.,1993,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MIT Press.
(52)Megginson,W.L.,Netter,J.M.,2001,“From State to Market: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9(2),pp.321~389.
(53)Murphy,K.J.,1999,“Executive Compens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3(2),pp.2485~2563.
(54)Shaw,K.W.,Zhang,M.H.,2010,“Is CEO Cash Compensation Punished for Poor Firm Performance?”,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5(3),pp.1065~1093.
(55)Shen W.,G.Richard Gentry,J.Henry,2010,“The Impact of Pay on CEO Turnover:A Test of Two Perspective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63(7),pp.729~734.
(56)Shleifer,A.,Vishny,R.W.,1997,“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Vol.52(2),pp.737~783.
(57)Sloan,R.,1993,“Accounting Earnings and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Vol.16(1~3),pp.55~100.
(58)Xu,N.,Li,X.,Yuan,Q.,Chan,K.C.,2014,“Excess Perk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25(4),pp.419~434.
(1)财新网,“民营企业要求在混合所有制中有话语权”,2014年3月2日。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公开表示,“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财务投资以外,一般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没有话语权被动地参与,会让很多民营企业有后顾之忧”。
(2)本文区分垄断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比例在竞争性国有企业约为13.86%,而在垄断性国有企业为1.54%,支持了这一推断。
(3)以深圳市振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6)为例,其2013年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包括国有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31%)和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10.07%),非国有股东有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6.69%)、马信琪(5.12%)、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4.99%)和傲诗伟杰有限公司(3.32%)等。其中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为30.38%;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和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故第一大非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5%。
(4)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002033)为例,从其2009年年报披露的董事会成员简历可以发现,副董事长陈方在第二大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非国有股东)担任董事,故本文认为非国有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了一名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本文股东委派高管的数据与程敏英和魏明海(2013)、魏明海等(2017)的做法一致。
(5)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1842~1949年),中国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即商埠)和设立租界,从而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根据Fan等(2013),这些通商口岸包括:福建、广东、上海、浙江、海南、湖北、江苏、辽宁、山东、天津、新疆、安徽、广西、重庆和河北;租界包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山东、重庆和湖北。此外,本文在回归时对SEA_PORT取对数处理。
(6)高管薪酬敏感性属于微观企业公司治理的范畴,而一个地区港口数量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因此很难受到微观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
(7)一个地区是否开放为商埠或租界是一个历史事件,与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关系不大。
(8)非国有股东持股小于3%但仍委派董事的情况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了满足混合所有制改革“装饰”需求的结果,背后的机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此部分样本现阶段比较少,本文无法对其做进一步研究,期待后续有更多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考察。
(2)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3)陈胜蓝、卢锐:《股权分置改革、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金融研究》,2012年第10期。
(4)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梁上坤:《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
(5)陈震、丁忠明:《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9期。
(6)程敏英、魏明海:《关系股东的权力超额配置》,《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0期。
(7)杜兴强、王丽华:《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期。
(8)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9)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吗?》,《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10)方军雄:《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11)方军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治理决策》,《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
(12)郝阳、龚六堂:《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13)郝云宏、汪茜:《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制衡机制研究--基于“鄂武商控制权之争”的案例解析》,《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
(14)何婧、徐龙炳:《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路径和影响--基于资本市场“举牌”的研究》,《财经研究》,2012年第2期。
(15)黄速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
(16)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管理世界》,2015年第4期。
(17)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18)廖冠民、沈红波:《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6期。
(19)刘小玄:《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2001年全国普查工业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20)刘运国、郑巧、蔡贵龙:《非国有股东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6年第11期。
(21)卢锐、柳建华、许宁:《内部控制、产权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22)吕长江、赵宇恒:《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效应研究--基于管理者权力的解释》,《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
(23)马连福、王丽丽、张琦:《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24)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25)王曾、符国群、黄丹阳、汪剑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5期。
(26)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7)魏明海、蔡贵龙、柳建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8)吴育辉、吴世农:《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29)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30)辛清泉、谭伟强:《市场化改革、企业业绩与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31)谢德仁、林乐、陈运森:《薪酬委员会独立性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薪酬辩护假说的分析和检验》,《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32)徐细雄、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33)薛云奎、白云霞:《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2008年第10期。
(34)岳希明、李实、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5)赵璨、朱锦余、曹伟:《高薪能够养廉么?--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中国会计评论》,2013年第4期。
(36)郑国坚、蔡贵龙、卢昕:《“深康佳”中小股东维权:“庶民的胜利”抑或“百日维新”?--一个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6年第12期。
(37)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5),pp.1369~1401.
(38)Ang,J.S.,Cole,R.A.,Lin,J.W.,2000,“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Vol.55(1),pp.81~106.
(39)Bebchuk,L.A.,Fried,J.M.and Walker,D.I.,2002,“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9,pp.751~846.
(40)Bryan,S.,L.Hwang and S.Lilien,2005,“CEO Compensation after Deregulation:The Case of Electric Utilities”,Journal of Business,Vol.78(5),pp.1709~1752.
(41)Cai,G.,Zheng,G.,2016,“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Business Groups: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9(1),pp.25~40.
(42)Fama,E.F.,Jensen,M.C.,1983,“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6(2),pp.327~349.
(43)Fan.J.P.H,Wong T.J.,Zhang T.,2013,“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The Case of State-Owned Corporate Pyramids”,Journal of Law Economics&Organization,Vol.29(6),pp.1217~1252.
(44)Firth,M.,Fung,P.,Rui,O.,2006,“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CEO Compensation in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12(4),pp.693~714.
(45)Gul,F.A.,L.T.W.,Chen and T.Y.Leung,2011,“Perks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Stock Prices in the Chinese market”,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17(5),pp.1410~1429.
(46)Gupta N.,2005,“Partial Privat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Finance,Vol.60(2),pp.987~1015.
(47)Holmstrom,B.,1979,“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pp.74~91.
(48)Jensen,M.C.,Meckling W.,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3(4),pp.305~360.
(49)Jensen,M.C.,Murphy K.J.,1990,“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2),pp.225~264.
(50)Kato,T.,Long,C.,2006,“CEO Turnover,Firm Performance an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4(4),pp.796~817.
(51)Laffont,J.J.,Tirole,J.,1993,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MIT Press.
(52)Megginson,W.L.,Netter,J.M.,2001,“From State to Market: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9(2),pp.321~389.
(53)Murphy,K.J.,1999,“Executive Compens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3(2),pp.2485~2563.
(54)Shaw,K.W.,Zhang,M.H.,2010,“Is CEO Cash Compensation Punished for Poor Firm Performance?”,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5(3),pp.1065~1093.
(55)Shen W.,G.Richard Gentry,J.Henry,2010,“The Impact of Pay on CEO Turnover:A Test of Two Perspective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63(7),pp.729~734.
(56)Shleifer,A.,Vishny,R.W.,1997,“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Vol.52(2),pp.737~783.
(57)Sloan,R.,1993,“Accounting Earnings and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Vol.16(1~3),pp.55~100.
(58)Xu,N.,Li,X.,Yuan,Q.,Chan,K.C.,2014,“Excess Perk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25(4),pp.419~434.
(1)财新网,“民营企业要求在混合所有制中有话语权”,2014年3月2日。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公开表示,“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财务投资以外,一般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没有话语权被动地参与,会让很多民营企业有后顾之忧”。
(2)本文区分垄断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比例在竞争性国有企业约为13.86%,而在垄断性国有企业为1.54%,支持了这一推断。
(3)以深圳市振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6)为例,其2013年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包括国有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31%)和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10.07%),非国有股东有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6.69%)、马信琪(5.12%)、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4.99%)和傲诗伟杰有限公司(3.32%)等。其中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第一大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为30.38%;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和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故第一大非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为15%。
(4)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002033)为例,从其2009年年报披露的董事会成员简历可以发现,副董事长陈方在第二大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非国有股东)担任董事,故本文认为非国有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了一名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本文股东委派高管的数据与程敏英和魏明海(2013)、魏明海等(2017)的做法一致。
(5)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1842~1949年),中国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即商埠)和设立租界,从而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根据Fan等(2013),这些通商口岸包括:福建、广东、上海、浙江、海南、湖北、江苏、辽宁、山东、天津、新疆、安徽、广西、重庆和河北;租界包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山东、重庆和湖北。此外,本文在回归时对SEA_PORT取对数处理。
(6)高管薪酬敏感性属于微观企业公司治理的范畴,而一个地区港口数量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因此很难受到微观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
(7)一个地区是否开放为商埠或租界是一个历史事件,与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关系不大。
(8)非国有股东持股小于3%但仍委派董事的情况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了满足混合所有制改革“装饰”需求的结果,背后的机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此部分样本现阶段比较少,本文无法对其做进一步研究,期待后续有更多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