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寺院经济研究——基于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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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水城地区出土了一批西夏时期的经济文书,其中存有西夏天庆甲寅年(1194)正月至二月间,当地同一寺院与附近农户签立的契约文书,内容包括粮食借贷、土地买卖及牲畜租赁等。通过文书内容分析,笔者认为西夏后期,黑水城周边已形成寺院为主导的农村市场。在被主导的市场中,农民与寺院在土地、牲畜交易中地位极不平等,并受到寺院经济剥削。同时,僧俗之间经济关系失衡造成当地农村权力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及水资源争夺。加之十二世纪后半期气候变迁,本区域内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兼具多重角色的寺院深刻地影响了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
A number of Tangut economic documents in the Tangut period were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including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igned by the local temples and nearby farmers during the Tangut Tian‐qing Jiayin Year(1194)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of the Lunar Calender, which included food lending, land sales and livestock leasing,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the rural market dominated by the temple had been formed around the Pudu Temple in Heishui City. In the market that was dominated, the peasants were treated extremely unequally in economic transactions with the temple such as in that of the monastic land, and were economically exploited by the temples. Meanwhile, the imbalance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ks and the lay people caused the local power balance in the rural area to be broken, mainly in land annex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2 th century,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this region had been deteriorat‐ing. The temples with multiple role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rural economic society in Heishui City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A number of Tangut economic documents in the Tangut period were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including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igned by the local temples and nearby farmers during the Tangut Tian‐qing Jiayin Year(1194)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of the Lunar Calender, which included food lending, land sales and livestock leasing,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the rural market dominated by the temple had been formed around the Pudu Temple in Heishui City. In the market that was dominated, the peasants were treated extremely unequally in economic transactions with the temple such as in that of the monastic land, and were economically exploited by the temples. Meanwhile, the imbalance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ks and the lay people caused the local power balance in the rural area to be broken, mainly in land annex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2 th century,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this region had been deteriorat‐ing. The temples with multiple role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rural economic society in Heishui City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引文
[1]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J].历史研究,2012,(2).
[2]安北江.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5).
[3]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2).
[4]郝振宇.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1).
[5]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J].历史研究,2005,(1).
[7]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1)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漆侠、乔幼梅:《辽夏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陈国灿:《西夏天盛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原件见[法]马伯乐:《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伦敦,1953年。
(4)孙寿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5期。
(5)罗海山:《国内西夏契约文书研究评述与展望(1980-2015),《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6)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简论》,《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2004年。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7)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骆详译:《从天盛律令看西夏荒地产权制度的流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9)安北江:《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0)原件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册,第279-280页;第14册,第188-191页;第14册,第56-61页;第14册,第250-252页。本文使用史金波录释及译文。
(1)7741号西夏文草书文书契约,有学者专作释意研究。参见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2)同上。参见赵天英:《俄藏黑水城文献No.5870西夏文草书借贷契》,《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1)郝振宇:《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历代以来,民间利息高于官方实属平常,但1149-1169年期间颁布的西夏法令规定:“全国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不准比其增加”,其规定最高利率不超过100%,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3)以下所有计量单位,皆为西夏时期计量单位,与唐宋度量衡制略有不同,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其中田亩数以撒种子多少来衡量。
(4)史金波先生认为,文书中寺院为粮食所有者,梁喇嘛与梁那征茂为出借的经手者。参见:《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
(5)“百姓僧”一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中提出的,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页下注。敦煌文献见P.3155《唐天复四年(904)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2)具体参见陶圣希:《唐代寺院经济概说》,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册;黄梅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年版。
(3)杨惠玲:《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86页。
(4)天庆甲寅年卖地契约文书皆留存有所卖田地的四周,以此来确定范围。契约中西夏文一般写作,译为“四至界上已令明”。
(5)其认为寺院常常建筑在水浇田中间出现的荒芜的岛状地带,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6)关于此地农作物的种类,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7)[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2)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3)崔红芬:《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6页。
(4)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6-178页。
(5)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3-95页。
(6)刘浩龙、戴君虎、闫军辉、何凡能、葛全胜、牟重行:《基于杭州偏晚终雪记录的南宋(1131-1270年)气候再推断》,《地理学报》,2017年第3期。
(7)[德]沃尔夫刚·贝林格著,史军译:《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气候变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德二:《历史记录的西北环境变化与农业开发》,《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2期;梁有叶、张德二:《我国西部地区过去2000年降水变化研究主要进展》,《气象科技》2004年,第3期;张彦虎:《13世纪西域绿洲农业经济的先发展、成就与成因——基于非平衡生态理论的视角》,《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1)[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15页。
(2)[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26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2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7页。
(5)具体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的开发》,《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日]佐藤贵保:《隋唐至西夏时代的黑河流域》,载[日]中尾正义编:《オアシス地域の歷史と環境—黑河が語るヒトと自然の2000年》,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1年。
(6)史志林、汪桂生、颉耀文:《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第83页。
(7)西夏政府鼓励开垦荒地,史金波先生分析地账文书也认为黑水城地广人稀,故其人均耕地面积较之中原地区为多。
(8)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
(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2)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页。
(3)史金波、聂鸿音、黄振华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98页。
(4)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5)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八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17年,第2632页。
(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96页。
(1)[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2)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8页。
(3)此为何兹全先生为《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一书所作之序,参见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部分。
[2]安北江.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5).
[3]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2).
[4]郝振宇.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1).
[5]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J].历史研究,2005,(1).
[7]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1)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漆侠、乔幼梅:《辽夏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陈国灿:《西夏天盛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原件见[法]马伯乐:《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伦敦,1953年。
(4)孙寿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5期。
(5)罗海山:《国内西夏契约文书研究评述与展望(1980-2015),《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6)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简论》,《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2004年。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7)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骆详译:《从天盛律令看西夏荒地产权制度的流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9)安北江:《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0)原件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册,第279-280页;第14册,第188-191页;第14册,第56-61页;第14册,第250-252页。本文使用史金波录释及译文。
(1)7741号西夏文草书文书契约,有学者专作释意研究。参见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2)同上。参见赵天英:《俄藏黑水城文献No.5870西夏文草书借贷契》,《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1)郝振宇:《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历代以来,民间利息高于官方实属平常,但1149-1169年期间颁布的西夏法令规定:“全国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不准比其增加”,其规定最高利率不超过100%,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3)以下所有计量单位,皆为西夏时期计量单位,与唐宋度量衡制略有不同,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其中田亩数以撒种子多少来衡量。
(4)史金波先生认为,文书中寺院为粮食所有者,梁喇嘛与梁那征茂为出借的经手者。参见:《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
(5)“百姓僧”一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中提出的,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页下注。敦煌文献见P.3155《唐天复四年(904)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2)具体参见陶圣希:《唐代寺院经济概说》,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册;黄梅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年版。
(3)杨惠玲:《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86页。
(4)天庆甲寅年卖地契约文书皆留存有所卖田地的四周,以此来确定范围。契约中西夏文一般写作,译为“四至界上已令明”。
(5)其认为寺院常常建筑在水浇田中间出现的荒芜的岛状地带,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6)关于此地农作物的种类,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7)[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2)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3)崔红芬:《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6页。
(4)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6-178页。
(5)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3-95页。
(6)刘浩龙、戴君虎、闫军辉、何凡能、葛全胜、牟重行:《基于杭州偏晚终雪记录的南宋(1131-1270年)气候再推断》,《地理学报》,2017年第3期。
(7)[德]沃尔夫刚·贝林格著,史军译:《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气候变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德二:《历史记录的西北环境变化与农业开发》,《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2期;梁有叶、张德二:《我国西部地区过去2000年降水变化研究主要进展》,《气象科技》2004年,第3期;张彦虎:《13世纪西域绿洲农业经济的先发展、成就与成因——基于非平衡生态理论的视角》,《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1)[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15页。
(2)[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26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2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7页。
(5)具体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的开发》,《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日]佐藤贵保:《隋唐至西夏时代的黑河流域》,载[日]中尾正义编:《オアシス地域の歷史と環境—黑河が語るヒトと自然の2000年》,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1年。
(6)史志林、汪桂生、颉耀文:《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第83页。
(7)西夏政府鼓励开垦荒地,史金波先生分析地账文书也认为黑水城地广人稀,故其人均耕地面积较之中原地区为多。
(8)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
(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2)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页。
(3)史金波、聂鸿音、黄振华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98页。
(4)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5)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八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17年,第2632页。
(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96页。
(1)[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2)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8页。
(3)此为何兹全先生为《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一书所作之序,参见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