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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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The Studies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 and the Origion of the Style of “Jishi Benmo”
  • 作者:葛焕礼
  • 英文作者:Ge Huanli;
  • 关键词:《左传》学 ; 纪事本末体 ; 《春秋》学 ; 袁枢 ; 纪事类编学
  • 中文刊名:WSZZ
  • 英文刊名: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
  • 机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出版日期:2017-07-05
  • 出版单位:文史哲
  • 年:2017
  • 期:No.361
  •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宋代《春秋》学史”(15BZS054)的阶段性成果
  • 语种:中文;
  • 页:WSZZ201704007
  • 页数:22
  • CN:04
  • ISSN:37-1101/C
  • 分类号:83-103+169
摘要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Jishi Benmo"(history presented in separate accounts of important events)is one of the three historiographical styles in ancient China along with annalistic style and annals-biography style.Its historical source lies in the compilation recording events in the studies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Due to the"abruptions"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there emerged series of works to classify the events recorded by The Commentary of Zuo in the studies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 popular in the perio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Song Dynasty.In the trend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studying history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those works were combined with the growing studies of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thus generated Yuan Shu's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Their Entirety,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canonical and pioneering work of the style of Jishi Benmo by scholars at the Academy for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and Collected Accounts of the Treaties with the North under Three Reigns compiled by Xu Mengshen was also affected by it.Hereafter,historiography in this style became a tradition.Since the works to classify the events recorded by The Commentary of Zuo formed earlier,it should be a misrepresentation that Yuan Shu's work"creating the style of Jishi Benmo."Ye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works,Yuan Shu's book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itiating masterpiece in the style of Jishi Benmo.
引文
(1)其典型持说者分别为:a.“《国语》”说。朱熹认为:“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27页)b.“《尚书》”说。章学诚认为:“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1页)c.“书志”说。金毓黻认为:“吾谓正史有本纪,其标目为某帝,其内容则为编年,此以年为主之史也;……然正史中又有书志,书志所纪,于典章制度之外,或纪一事之首尾,如《史记》之有《封禅》《河渠》二书是也。由是言之,虽纪传体之正史号以人为主者,亦含纪年、纪事之二体在内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0页)d.“绳结”、“甲骨卜辞”说。张东光认为:“本末体的源头我们可以上溯到‘结绳而治’的每一个绳结,至少可以上溯到有明确时间断限,完整事件过程的每一片甲骨卜辞残片。”(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2)就《左传》纪事各为始终而类编之,如下文所列,这一源出自《左传》学的学术类型,自两晋至南宋,呈现出日益发展之势。就其文献而言,学术界有称其为“《左传》纪事本末文献”(张素卿)、“《春秋》事迹类编著作”及“《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周翔宇、周国林)者;就其学术形态而言,本文称之为《左传》纪事类编学,视之为《左传》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又,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一文在多就史书而言的对纪事本末体的传统认识中,区分出“经学意义下的纪事本末体著作”,极具合理性,但他们对“《春秋》事迹类编著作”与“《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的区分,尚缺乏坚实的资料依据,本文不取。
    (1)何孟春语,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左邱子(明)《春秋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78页。
    (2)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第966页。
    (1)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4页。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第27页。《毛诗正义》疏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按,今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左传》经文是从包含传世本《左传》相应部分的原《左传》中抽出来编辑的(这方面最新的研究见[日]吉永慎二郎:《〈春秋左氏经〉作经结构考察(一)》,《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6集,2011年)。依照这种说法,最初的《左传》是经、传合一的。然此说缺乏坚实的佐证,本文不取。
    (3)如宋人王应麟云:“《周礼·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三“《春秋古经》十二篇”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32页)是依据该经与《左氏传》原本同为古文而认可二者间为经传关系;清人钱大昕沿此思路,明确认为此《春秋古经》“谓《左氏经》也。《刘歆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又云:‘《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许慎《五经异义》言:‘今《春秋》公羊说,古《春秋》左氏说。’”(见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4)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标点据杨伯峻所标,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49页。
    (5)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5页。
    (6)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卷十五上,第315页。
    (7)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4页。另,文中阮元认为“北平侯所献,盖必有经有传。度其经必与孔壁经大同”,故揣测此“《古经》十二篇”或为张苍所献。但此说之前提“北平侯所献,盖必有经有传”,论无实据,其揣测恐不实,本文不取。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24 25页。
    (2)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左邱子(明)《春秋传》”条,第877页。
    (3)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4)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1936年宁武南氏校本,第324页。
    (5)杜预:《春秋序》,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1 42页。
    (6)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八,第345页。
    (7)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页。
    (8)史载陆澄云:“《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由)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缺。”(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84页)由此可见贾逵兼释《左氏》经传,或已分传之年而附经。
    (1)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卷一即总括此为“秦伯纳晋侯”一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9册,第499 501页);杨伯峻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传文末条注云:“自‘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至此,当与‘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为一《传》。不然,‘秦伯纳之’一语为无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11页)
    (2)王引之撰,虞思徵、马涛、徐炜君点校:《经义述闻》卷十七“错简二十八字”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04页。
    (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第690页。按,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撰《左传旧注疏证》对此云:“《传》多附记之例,如闵公末年言成风事,又言邢、卫,皆非其年之事。杜预言此传当在明年四月下,非也。论当在二年二月下,而彼自有文。知此自是附记,非错误。”(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7册,第228页)若据此说,则“葬僖公,缓作主”亦可视为附记,而非“简编倒错”。未知孰是,姑备此一说。
    (4)刘知幾:《重论孝经老子注议》,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6页。
    (1)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3页。
    (2)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3)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933页。
    (4)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05页。
    (5)方孝岳:《左传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9页。
    (6)刘师培:《国学发微》,《刘申叔遗书》(上),第495页。
    (1)分别为:孔颖达等《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杨士勋《穀梁疏》十二卷、王玄度《注春秋左氏传》(亡佚)、卢藏用《春秋后语》十卷、阴弘道《春秋左氏传序》一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王元感《春秋振滞》二十卷。
    (2)李焘云此书“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春秋指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8页),故知其为《左传》学著作。
    (3)王尧臣《崇文总目》云此书“摘《左氏传》,文中释其义”(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19页),知其当属《左传》学著作。
    (4)宋国彩:《墓志所见晚唐人信仰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76页。
    (5)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
    (6)一个佐证是“目前所公布的英、法、俄及北京图书馆藏等敦煌文献中”,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就有37件(编号重复者不记)。其中“除篇幅太短,无法断定者外,仅有少数几卷因避唐讳而定为唐写本,其余大部分为六朝写本”(参见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弁言”第2页)由此可见南北朝、隋唐时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敦煌等边地多有流传。
    (1)张兴武:《五代艺文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03、404页。另,据《宋史·刘熙古传》记载,他除撰有《春秋极论》二篇外,还撰有《春秋演例》三篇。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00页。
    (2)《唐摭言》卷十云陈岳“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钟)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馋黜,寻遘病而卒。”(王定保撰,阳羡生校点:《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页)可知陈岳于唐昭宗光化(898 900)中被镇南节度使钟传“复辟为从事”,后从此任上罢黜不久即“遘病而卒”,而钟传卒于哀帝“天祐三年(906)”(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一九〇《钟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87页),陈岳之罢黜,当在此前,故可推知陈岳当卒于昭宗朝末期、哀帝朝,抑或五代初年,其《春秋折衷论》当撰作于唐代。
    (3)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第64、67、81页。
    (4)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曹魏所立博士云:“魏时除《左传》杜注未成,《尚书》孔传未出外,《易》有郑氏、王氏,《书》有贾、马、郑、王氏,《诗》及《三礼》郑氏、王氏,《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穀梁》尹氏。”(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页),其中所谓的“《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即指服虔、王肃的《左传》注解。另,刘汝霖亦有考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结论与王国维同。
    (5)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67页);陈元认为“(左)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0页)。可见他们在处理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步步拉近之势。
    (6)杜预:《春秋序》,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第30页。
    (1)如唐人元行冲论汉代学术云:“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元行冲:《释疑》,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七二,第2759页。
    (2)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3)司马光:《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贴》,《资治通鉴释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册,第319页。
    (4)陈岳:《春秋折衷论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二九,第8732页。
    (5)任昉:《文章缘起序》,严可均辑:《全梁文》卷四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64页。
    (6)方孝岳:《左传通论》,第2页。
    (7)皮锡瑞:《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3页。
    (1)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39页。
    (2)如元人吴澄《左传事类序》云:“夫作文欲用事而资检阅,记纂不为无功也。”(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80页)即认为纂辑《左传》纪事有功于“作文”。
    (3)高士奇:《恭谢圣驾临幸西溪山庄御制五言诗并赐竹窗二字表》,《经进文稿》卷三,清康熙刻本。
    (4)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1440页。
    (5)杨维桢:《春秋左氏传类编序》,《东维子文集》卷六,《缩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页。
    (6)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9册,第5页。
    (7)下限之所以截止于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是因为章冲与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袁枢和徐梦莘为同时代人,而且他很可能与袁枢有过交往,故以其为下限,足可为考察《左传》纪事类编学与史书纪事本末体源起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着衔接意义的视点。
    (8)常璩撰,严茜子点校:《华阳国志》卷十一,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196页。按,《丛书集成初编》本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点断“姓族左传抄”为“《姓族左传抄》”一书(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恐不确。今依朱彝尊《经义考》,断为《姓族》、《左传抄》(朱彝尊:《经义考》,第902页)。
    (1)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9页。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1422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1440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8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1440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文宗太和九年四月“上与李训、郑注密谋诛宦官”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册,第217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1441页。
    (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八《经籍志》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9页。该书还有不同的记载:《通志》著录“《鲁史分门属类赋》二卷,崔昇撰。”(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八,第826页。)《玉海》“赋”类此书名下解题云:“杨钧,三卷。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乾德四年奏御,诏褒之。”“春秋”类云:“乾德四年四月庚戌,国子丞杨均上《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诏褒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130页)《宋史·艺文志一》“春秋类”著录“崔昇《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注云“杨均注”(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第5061页);“类事类”著录“《鲁史分门属类赋》一卷”,注云“不知作者”(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第5303页);“别集类”著录“崔昇《鲁史分门属类赋》一卷”(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第5335页)。按,作者名有筠、钧及均之异,当为传写讹误,今从后世通行之见,定为均。作者有杨均、崔昇两说,现今看来,此歧异出自晁公武和郑樵题名之不同,《宋史·艺文志》以撰、注相分,实为折衷。从晁氏解题来看,他阅过此书,其题名更为可信,故定作者为杨均。《玉海》于“赋”类、“春秋”类两录之,《宋史·艺文志》于“春秋类”、“类事类”和“别集类”三录之,对此差别,当视之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言:“疑即一书也。”(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第1023页)其卷数差异,当出自卷数分合或传写讹误。
    (1)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天禧《春秋纂类》”条,第758页。
    (2)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皇祐《春秋列国类纂》”条,第759页。
    (3)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第396页。
    (4)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宋朝《春秋传》”条,第760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三《经籍考》十“《左氏纪传》五十卷”条,第1576页。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1)谢谔:《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966页。
    (2)黄仲昭纂修:《(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八“人物”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965页。
    (3)杨时:《周宪之墓志铭》,《龟山集》卷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445页。
    (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三《经籍考》十“《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条,第5412页。
    (5)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六“桂氏(绩)《类左传》”条,第959页。
    (6)吕祖谦:《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东莱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105页。
    (7)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815页。
    (8)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五《唐阅传》,施宿、张淏等撰,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
    (9)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隆兴《左氏国纪》”条,第761页。
    (10)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815页。
    (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62 63页。
    (1)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664页。
    (2)吴师道:《敬乡录》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第389页。
    (3)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第967页。
    (4)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966页。
    (5)参见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文史哲》2012年第2期。
    (1)杨万里:《淳熙荐士录》,《诚斋集》卷一一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438页。
    (2)袁枢“与(杨)万里,最为知好,万里屡有书牍,与之讨论学术,又荐之于时相王淮”(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 54页)。又,袁枢与吕祖谦为同年,与朱熹有同乡之谊。
    (3)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70页。
    (4)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东莱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62页。
    (5)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70页。
    (6)参见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40页。
    (7)吕祖谦:《左氏博议原序》,《左氏博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2册,第296页。
    (8)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4页;卷四三三《杨万里传》,第12864页。
    (1)关于袁枢到任严州州学教授的时间,据宋人方仁荣、郑珤撰《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州学教授题名”条记载,是在“乾道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7册,第545页),郑鹤声先生却定为该年的“六月二十四日”(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年谱》,第42页),然未出佐证,疑误,今从方仁荣、郑珤之说。
    (2)此从陈振孙之说,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事类始末》五卷”条,第64页。
    (3)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4)卢雄:《(洪武)苏州府志》,转引自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载《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6月。
    (5)其墓在今湖州长兴县境内,今长兴章氏视章惇为始迁祖。
    (6)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5页。
    (7)梁章钜撰,阳羡生点校:《归田琐记》卷三《书詹元善遗集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8)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第12072页。
    (1)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三十四,清雍正影钞宋本。
    (2)据天一阁藏本《会稽偁山章氏家乘初集》卷二记载,章惇有四子:择、持、授、援。择五子:佃、依、攸、儋、倧;佃一子:涛;依一子:滋;攸六子:法、渐、潾、滂、澄、澐;儋四子:渥、澥、沂、湛;倧五子:湜、深、洎、泳、沆。持一子:侁;侁二子:沔、淠。授三子:傚、僅、一失名;傚四子:澂、淙、泌、濮(?);僅四子:溥、濬、溉、灌。援二子:億、傑;億四子:渊、冲、潜、洽;傑六子:津、涓、淯、洞、涣、汲。
    (3)参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年谱》,第68页。
    (4)据此谱“章氏题名”记载,政和五年(1115年)何榜有一“章沂”,考虑到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而家谱所载作为章惇曾孙的章沂,是其长子(择)之四子(儋)的季子,从时序来看,他不应在如此早年登第,故此“章沂”不可视为章惇的曾孙沂。
    (5)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三《章冲传》引《咸淳毗陵志》,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6)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966页。
    (7)关于章冲撰作《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的缘由,四库馆臣认为“殆踵(袁)枢之义例而作”(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7页),这其实是依据著作撰成的先后关系而得出的想当然之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崔文印先生就章冲《自序》而认为“与其说章冲受袁书影响,倒不如说他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更确”(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可谓知言。
    (8)陈造:《吴门芹宫策问二十一首》,《江湖长翁集》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第422页。
    (9)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五“《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条,第211页。
    (10)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27页。
    (1)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帝学》“建炎《通鉴解义》”条,第529页。
    (2)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五《唐阅传》,施宿、张淏等撰,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第285页。
    (3)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艺文》“乾道《资治通鉴纲目》”条,第900 901页。吴怀祺先生指出:“南宋学人为使《资治通鉴》得到流传,使这本书产生出社会效应,做了大量工作。”(吴怀祺:《〈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叙〉补遗》,《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八《徐梦莘传》,第12983页。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静安作具》十四卷、《别集》十卷”条,第519页。
    (6)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隆兴《左氏国纪》”条,第761页。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汉官考》六卷”条,第174页。按,陈氏记载此书为六卷,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四卷,周必大《汉兵本末序》亦云“徐筠孟坚既为《汉官考》四卷”(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4页),疑晁、周为确,今从之。
    (8)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四《汉兵本末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67页。
    (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西汉会要》七十卷”条,第695页。
    (10)楼钥:《直密阁徐公墓志铭》,《攻愧集》卷一〇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645 646页。
    (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西汉会要》七十卷”条,第695页。
    (2)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815页。
    (3)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815页。
    (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437 438页。
    (2)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966页。
    (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9册,第462页。
    (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437 438页。
    (5)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凡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9册,第6页。
    (6)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9册,第5 6页。
    (7)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左传属事》前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9册,第500页。
    (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左传属事》二十卷”条,第232页。
    (9)马骕:《左传事纬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传事纬前集》前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5册,第620页。
    (1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条,第237页。
    (1)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9册,第5页。
    (2)沈玉成先生认为,“宋代叶清臣、章冲开始把《左传》改写成纪事本末体,明代傅逊又有《左传属事》,但都因处在草创阶段而不够完备”(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虽认为叶清臣此书尚“不够完备”,但已视之为“纪事本末体”。
    (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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