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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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en Yuan Shu's TONGJIAN JISHIBENMO(通鉴纪事本末) being published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separate accounts of important events gradual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dominating historical writing styles in ancient China.Compared with the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and the annals,it has following advantages; its text is briefer than the historical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but events recorded in it are clearer than those in annals. It focuses on the events,and as Zhang Xuecheng said,every chapter's titles accorded with the events need to be recorded. Its springing up marks a new stag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is meaning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ses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en Yuan Shu's TONGJIAN JISHIBENMO(通鉴纪事本末) being published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separate accounts of important events gradual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dominating historical writing styles in ancient China.Compared with the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and the annals,it has following advantages; its text is briefer than the historical style which presents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but events recorded in it are clearer than those in annals. It focuses on the events,and as Zhang Xuecheng said,every chapter's titles accorded with the events need to be recorded. Its springing up marks a new stag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is meaning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ses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引文
(1)据《宋史·袁枢传》载,“乾道七年,(枢)为礼部试官,就除太学录……张说自阁门以节钱签枢密,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上虽容纳而色不怡……枢即求外补,出为严州教授。”郑鹤声据《严州续志》考证袁枢到严州任上在乾道九年六月。中华书局点校本亦持此说。又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明言在淳熙元年三月,则《通鉴纪事本末》当成书于乾道九年六月至淳熙元年三月间。
(1)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史部·编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8,“唐书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4)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1)瞿林东指出:“从章学诚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论来看……显然是针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说的。如果把《通鉴纪事本末》看作是‘臭腐复化为神奇’,即回归到因事命篇的《尚书》那里,则《尚书》所产生的时代,既无纪传体史书,亦无编年体史书,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至少是有缺陷的。”(《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理论与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2)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卷末李有棻叙,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877页。
(3)分别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3页。傅玉璋《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关于纪事本末体起源诸观点的辨析,参见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此外,周翔宇、周国林在《春秋》学史中为纪事本末体的起源提供了新视角。(《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第92页)
(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5)近年,许兆昌通过对清华简《系年》作史学史上的考察,为先秦时期出现纪事本末体萌芽补充了新的例证。参见《〈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8页。
(6)参见晋海学《袁枢的读者意识及其编撰策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7)参见代继华《略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
(8)参见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9)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7页。
(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
(3)刘知幾:《史通》卷2,《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5)例如,《史记·外戚世家》中“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匈奴列传》中獉獉“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西南夷列传》中“当是时,巴蜀四郡獉獉獉獉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等等。(以上见《史记》卷49、110、11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01、2911、2995页)《史记》中的插叙手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传体史书叙事的不足,被后世史家继承,如《后汉书·襄楷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獉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段(《后汉书》卷30下,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084页)《旧唐书·礼仪志》中“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旧唐书》卷24,中华书局1975年獉獉版)
(6)《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李有棠:《明史纪事本末》书首傅以渐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2)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章大醇叙,北京图书馆2005年影印版,第2页。
(3)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0,《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4)《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68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0页。
(6)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7)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第1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3)乔治忠指出:“纪事本末体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即不可能将所有史事皆设立标题事目予以记述,因此很难撰成内容丰富完满的全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1)本文之所以举《马后抑外家》篇为例,是由于它在《通鉴纪事本末》中既具有代表性,亦具有独特性。首先,杨万里指出《通鉴纪事本末》的撰述初衷之一,在于探寻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即“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马后抑外家》就是专写外戚干政的篇目,它反映了袁枢本人对马后抑外家做法的赞赏。在《马后抑外家》之后,袁枢安排了《窦氏专恣》一篇,深刻揭露了汉章帝、汉和帝两朝窦氏兄弟恣意妄为、破坏朝政的恶行。这一前一后,对比鲜明,都指向共同的主旨---外戚干政是影响东汉皇朝兴亡的重要因素。
(2)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4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三年、卷45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十八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二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册,第1437-1438、1470-1471、1477-1481、1484-1485页。
(3)见《后汉纪》卷9、卷11,周天游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307、309-311、318页。
(4)《后汉纪》卷9,周天游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5)《后汉纪》卷11,第318页。
(6)《后汉纪》以“名教”观念作为品评和论定历史人物的准则,作者袁宏采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中记人的空间;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目的,揭示各种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神面貌。从这个撰述宗旨来看,《后汉纪》缺载了《马后抑外家》中关于马廖上疏劝德政的内容,这是由于,马廖并非东汉一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袁宏未载其语。
(7)见《后汉书》卷2、卷10、卷24、卷4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407-413、853-857、1398-1399页。
(8)《后汉书·明德皇后本纪》记:“(建初)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后汉书》卷10,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3-414页)
(1)《后汉书·马援传附马廖传》记:“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后汉书》卷24,第854-855页)
(2)《后汉书·马援传附马防传》记:“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显宗寝疾,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屡上表让位,俱以特进就第。”(《后汉书》卷24,第856-857页)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4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38页;《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51页。
(4)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二年,1481-1482页。此事分别见于《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本纪》、卷24《马援传》、卷41《第五伦传》,第135-136、855-856页、1399页。
(5)《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不久便已有初刊本,即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次年,参知政事龚茂良将其呈于御前,宋孝宗下诏“严州摹印十部”,袁枢因以得诏回京任国子监典簿。其后,该书又分别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淳祐六年(1246)、宝祐五年(1257)重刻,反映出其流传之广。(据《玉海》卷4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898页;顾士铸:《通鉴纪事本末》前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页;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1)据柴德赓统计,《通鉴纪事本末》标目用“平”字二十九次,用“据”字二十三次,用“灭”字二十三次,用“叛”字二十三次,用“乱”字二十次,用“篡”字二十次,用“寇”字十次,用“伐”字九次,用“逆”字八次,用“讨”字七次,直接反映出该书所叙事件以战争类最多,政治斗争类其次。(《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195页)谢保成指出:“(通鉴纪事本末)有关政治、军事的纪事,按标目所示,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二是有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纪事,三是关于民众起义的纪事。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集中表现在题目使用的动词上。全书各目都有一个动词,除重复外,共使用动词60余个,绝大部分都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9页)陶晓姗对《九朝纪事本末》标目用字作了统计,指出:“九种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标目多使用动词(单字或双字词)对史事人物进行褒贬,也有使用形容词词组进行描绘,另有少数是名词标目。”(《纪事本末体考评---以九朝纪事本末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7年,附录,第36-37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437页。
(3)例如李有棠《辽金纪事本末》取材以《辽》、《金》二部正史为主,并辅以新旧《五代史》、《宋史》、《元史》、叶隆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司马光《通鉴》、朱熹《纲目》、李焘《续通鉴长编》、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等约百数十种。(参见《金史纪事本末》卷末引用书目,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59-876页)
(4)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9、卷18、卷27、卷38、卷39,中华书局2015年版。
(5)见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7、卷12、卷13、卷14,中华书局2015年版。
(6)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8页。
(7)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首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8)这样的排序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认识:“一首王室,尊周也。次鲁,重宗国也,《春秋》之所讬也。次齐、晋,崇霸统也。次宋、卫、郑三国,皆为与国,其事多,且《春秋》中之枢纽也。次楚,次吴、越,其国大,其事繁;后之者,黜其僭也。次秦,志其代周,且恶之也。陈、蔡、曹、许诸小国,散见于诸大国之中,微而略之也。晋、楚之争霸,俱详晋事中,晋为主,楚为客也。”(《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凡例”,第5页)
(9)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首韩菼序,第2页。
(1)清修《四库全书》,将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列入“史部·纪事本末类”。四库馆臣指出:“冲但以事类搜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章书与高书,在史学家看来既是史著,在经学家看来亦是经解著作,但归根结底还是史书。
(2)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书首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3)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1,《豪杰亡秦》。
(4)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2,《高帝灭除》。
(5)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2,《高帝灭除》。
(6)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12、23,第12、77、180页等有关内容。
(7)袁枢:《金史纪事本末》卷末李有棻叙。
(8)《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明史纪事本末”条,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443页。
(9)孙毓修:《明朝纪事本末补编跋》,见《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册,第2541页上栏。
(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三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8页。
(2)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91-1192页。
(3)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二,第225页。
(4)《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条,第439页。有学者认为:“对待南宋末、元末史事采取双重标准,突出其以宋、以明为正统的认识。……这种矛盾,恰恰反映陈邦瞻所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认识的两重性。”(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7-308页)
(5)崔文印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趋于完善”的三个发展阶段。(《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6)《明史纪事本末》成书早于《明史》八十余年,足显作者编纂功力深厚。四库馆臣指出:“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明史纪事本末”条第43页)
(7)《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第439页。
(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第1191-1192页。
(2)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7页。
(3)《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序,第437页。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第1页。
(2)《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3)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二,第225页。
(4)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0,《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5)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徐申叙,第223页。
(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书首谷应泰自序,第1页。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书首傅以渐序,第1页。
(1)张溥:《通鉴纪事本末序》,转引自石菲《宋刻〈通鉴纪事本末〉版本辑考》,《文艺评论》2012年第6期。
(2)参见陈秉才《〈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4)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出版工作》1982年第7期。
(5)参见瞿林东《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新成就---评〈中国历史大事本末〉》,《人民日报》1995-08-10,第6版。
(1)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史部·编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8,“唐书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4)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1)瞿林东指出:“从章学诚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论来看……显然是针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说的。如果把《通鉴纪事本末》看作是‘臭腐复化为神奇’,即回归到因事命篇的《尚书》那里,则《尚书》所产生的时代,既无纪传体史书,亦无编年体史书,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至少是有缺陷的。”(《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理论与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2)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卷末李有棻叙,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877页。
(3)分别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3页。傅玉璋《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关于纪事本末体起源诸观点的辨析,参见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此外,周翔宇、周国林在《春秋》学史中为纪事本末体的起源提供了新视角。(《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第92页)
(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5)近年,许兆昌通过对清华简《系年》作史学史上的考察,为先秦时期出现纪事本末体萌芽补充了新的例证。参见《〈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8页。
(6)参见晋海学《袁枢的读者意识及其编撰策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7)参见代继华《略论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南宋的原因》,《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
(8)参见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9)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7页。
(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
(3)刘知幾:《史通》卷2,《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5)例如,《史记·外戚世家》中“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匈奴列传》中獉獉“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西南夷列传》中“当是时,巴蜀四郡獉獉獉獉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等等。(以上见《史记》卷49、110、116,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01、2911、2995页)《史记》中的插叙手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传体史书叙事的不足,被后世史家继承,如《后汉书·襄楷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獉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段(《后汉书》卷30下,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084页)《旧唐书·礼仪志》中“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旧唐书》卷24,中华书局1975年獉獉版)
(6)《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李有棠:《明史纪事本末》书首傅以渐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2)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章大醇叙,北京图书馆2005年影印版,第2页。
(3)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0,《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4)《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68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0页。
(6)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7)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第1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3)乔治忠指出:“纪事本末体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即不可能将所有史事皆设立标题事目予以记述,因此很难撰成内容丰富完满的全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1)本文之所以举《马后抑外家》篇为例,是由于它在《通鉴纪事本末》中既具有代表性,亦具有独特性。首先,杨万里指出《通鉴纪事本末》的撰述初衷之一,在于探寻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即“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马后抑外家》就是专写外戚干政的篇目,它反映了袁枢本人对马后抑外家做法的赞赏。在《马后抑外家》之后,袁枢安排了《窦氏专恣》一篇,深刻揭露了汉章帝、汉和帝两朝窦氏兄弟恣意妄为、破坏朝政的恶行。这一前一后,对比鲜明,都指向共同的主旨---外戚干政是影响东汉皇朝兴亡的重要因素。
(2)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4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三年、卷45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十八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二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册,第1437-1438、1470-1471、1477-1481、1484-1485页。
(3)见《后汉纪》卷9、卷11,周天游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307、309-311、318页。
(4)《后汉纪》卷9,周天游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5)《后汉纪》卷11,第318页。
(6)《后汉纪》以“名教”观念作为品评和论定历史人物的准则,作者袁宏采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中记人的空间;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目的,揭示各种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神面貌。从这个撰述宗旨来看,《后汉纪》缺载了《马后抑外家》中关于马廖上疏劝德政的内容,这是由于,马廖并非东汉一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袁宏未载其语。
(7)见《后汉书》卷2、卷10、卷24、卷4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407-413、853-857、1398-1399页。
(8)《后汉书·明德皇后本纪》记:“(建初)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后汉书》卷10,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3-414页)
(1)《后汉书·马援传附马廖传》记:“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后汉书》卷24,第854-855页)
(2)《后汉书·马援传附马防传》记:“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显宗寝疾,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屡上表让位,俱以特进就第。”(《后汉书》卷24,第856-857页)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4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38页;《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51页。
(4)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6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二年,1481-1482页。此事分别见于《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本纪》、卷24《马援传》、卷41《第五伦传》,第135-136、855-856页、1399页。
(5)《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不久便已有初刊本,即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次年,参知政事龚茂良将其呈于御前,宋孝宗下诏“严州摹印十部”,袁枢因以得诏回京任国子监典簿。其后,该书又分别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淳祐六年(1246)、宝祐五年(1257)重刻,反映出其流传之广。(据《玉海》卷47,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898页;顾士铸:《通鉴纪事本末》前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页;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1)据柴德赓统计,《通鉴纪事本末》标目用“平”字二十九次,用“据”字二十三次,用“灭”字二十三次,用“叛”字二十三次,用“乱”字二十次,用“篡”字二十次,用“寇”字十次,用“伐”字九次,用“逆”字八次,用“讨”字七次,直接反映出该书所叙事件以战争类最多,政治斗争类其次。(《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195页)谢保成指出:“(通鉴纪事本末)有关政治、军事的纪事,按标目所示,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二是有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纪事,三是关于民众起义的纪事。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集中表现在题目使用的动词上。全书各目都有一个动词,除重复外,共使用动词60余个,绝大部分都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9页)陶晓姗对《九朝纪事本末》标目用字作了统计,指出:“九种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标目多使用动词(单字或双字词)对史事人物进行褒贬,也有使用形容词词组进行描绘,另有少数是名词标目。”(《纪事本末体考评---以九朝纪事本末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7年,附录,第36-37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437页。
(3)例如李有棠《辽金纪事本末》取材以《辽》、《金》二部正史为主,并辅以新旧《五代史》、《宋史》、《元史》、叶隆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司马光《通鉴》、朱熹《纲目》、李焘《续通鉴长编》、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等约百数十种。(参见《金史纪事本末》卷末引用书目,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59-876页)
(4)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9、卷18、卷27、卷38、卷39,中华书局2015年版。
(5)见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7、卷12、卷13、卷14,中华书局2015年版。
(6)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8页。
(7)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首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8)这样的排序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认识:“一首王室,尊周也。次鲁,重宗国也,《春秋》之所讬也。次齐、晋,崇霸统也。次宋、卫、郑三国,皆为与国,其事多,且《春秋》中之枢纽也。次楚,次吴、越,其国大,其事繁;后之者,黜其僭也。次秦,志其代周,且恶之也。陈、蔡、曹、许诸小国,散见于诸大国之中,微而略之也。晋、楚之争霸,俱详晋事中,晋为主,楚为客也。”(《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凡例”,第5页)
(9)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首韩菼序,第2页。
(1)清修《四库全书》,将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列入“史部·纪事本末类”。四库馆臣指出:“冲但以事类搜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章书与高书,在史学家看来既是史著,在经学家看来亦是经解著作,但归根结底还是史书。
(2)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书首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3)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1,《豪杰亡秦》。
(4)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2,《高帝灭除》。
(5)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2,《高帝灭除》。
(6)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2、12、23,第12、77、180页等有关内容。
(7)袁枢:《金史纪事本末》卷末李有棻叙。
(8)《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明史纪事本末”条,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443页。
(9)孙毓修:《明朝纪事本末补编跋》,见《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2册,第2541页上栏。
(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三凡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8页。
(2)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91-1192页。
(3)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二,第225页。
(4)《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条,第439页。有学者认为:“对待南宋末、元末史事采取双重标准,突出其以宋、以明为正统的认识。……这种矛盾,恰恰反映陈邦瞻所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认识的两重性。”(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7-308页)
(5)崔文印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趋于完善”的三个发展阶段。(《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6)《明史纪事本末》成书早于《明史》八十余年,足显作者编纂功力深厚。四库馆臣指出:“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明史纪事本末”条第43页)
(7)《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第439页。
(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第1191-1192页。
(2)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7页。
(3)《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序,第437页。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书首杨万里叙第1页。
(2)《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3)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二,第225页。
(4)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0,《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5)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徐申叙,第223页。
(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书首谷应泰自序,第1页。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书首傅以渐序,第1页。
(1)张溥:《通鉴纪事本末序》,转引自石菲《宋刻〈通鉴纪事本末〉版本辑考》,《文艺评论》2012年第6期。
(2)参见陈秉才《〈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4)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出版工作》1982年第7期。
(5)参见瞿林东《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新成就---评〈中国历史大事本末〉》,《人民日报》1995-08-10,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