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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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In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feedback, the inpu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s both a favorable condition and a new challenge for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ile rural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to get rid of poverty, new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aking the resistances cases in the town of Qinba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the "resistance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RPA) have become the main type of resistances in the rural society. Compared with everyday resistance and justice resistance, the motivations of RPA are mostly caused by a relative lack of benefit, characterized by a low intensity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a spreading tendency. For China's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rural society. Expectation control of resource feedback, multiple-oriented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active political respons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all requisite 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rur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meliorate the logical chain of resource feedback-resource distributing-peasants satisfied-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feedback, the inpu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is both a favorable condition and a new challenge for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ile rural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to get rid of poverty, new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aking the resistances cases in the town of Qinba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the "resistance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RPA) have become the main type of resistances in the rural society. Compared with everyday resistance and justice resistance, the motivations of RPA are mostly caused by a relative lack of benefit, characterized by a low intensity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a spreading tendency. For China's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rural society. Expectation control of resource feedback, multiple-oriented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active political respons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all requisite 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rur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meliorate the logical chain of resource feedback-resource distributing-peasants satisfied-effective governance.
引文
[1]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93-367.
[2]O'BRIEN K,LI L.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78.
[3]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1950-1980)[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0-148.
[4]沈毅,刘俊雅.“韧武器抗争”与“差序政府信任”的解构——以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为个案[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9-20.
[5]刘海健,王毅杰.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7-24.
[6]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文史博览(理论),2008(12):60-63.
[7]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C]//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第六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55-305.
[8]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J].社会,2010(2):215-234.
[9]尤陈俊.尸体危险的法外生成——以当代中国的藉尸抗争事例为中心的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1):146-160.
[10]罗亚娟.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6-33.
[11]刘涛.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5):102-113.
[12]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7(6):106-120.
[13]彭国胜,罗爱武.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基于五省份2504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26-34.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4.
[15]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0(6):24-38.
[16]陈柏峰.偏执型上访及其治理的机制[J].思想战线,2015(6):98-105.
[17]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一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13(4):2-13.
[18]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95-120.
[19]许汉泽.扶贫瞄准困境与乡村治理转型[J].农村经济问题,2015(9):80-84.
[20]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21]冯华超,钟涨宝.精准扶贫中农民正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Q村的实地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8-87.
[22]李小云,唐丽霞,许汉泽.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90-98.
[23]王雨磊.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J].公共行政评论,2017(3):26-45.
[24]李琳,郭占峰.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8-106.
[25]朱志玲,朱力.从“不公”到“怨恨”:社会怨恨情绪的形成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4(2):172-177.
[26]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J].探索与争鸣,2009(10):49-52.
[27]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9(6):105-121.
[28]易小明.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15(3):4-21.
[29]顾仲阳.精准扶贫,不撒胡椒面[N].人民日报,2014-3-12(002).
[30]孙灯勇,郭永玉.相对剥夺感: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J].心理科学,2016(3):714-719.
[31]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7-25.
[32]范达娜·德赛.发展中的公众参与[C]//范达娜·德赛,罗伯特·波特.发展研究指南(上),杨先明,刘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5.
[33]SAMUEL P.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rticipation:The Case for Government-Grassroots Agency Collaboration[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89(2):379-390.
[34]吴新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上下互动”——与许汉泽、李小云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8(8):54-59.
[35]徐明强,许汉泽.扶贫资源的乡土遭遇与分配性治理——对G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3):104-113.
[36]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J].政治学研究,2017(5):104-114.
[37]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85.
[38]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10.
(1)根据学术匿名化规范,T镇和文中的H县皆以真实名称的第一个字的首字母代替,行政村名和人名皆以拼音首字母替代。
(2)上述数字参考中共T镇委员会、T镇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及第一季度脱贫攻坚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T字[2018]29号),2018年3月15日;H县:《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总表》《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明细表》;H县人民政府县长:《在H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1月11日。
(3)按照T镇异地搬迁政策,可以享受集中安置异地搬迁的贫困户一家只需要出资1万元左右,即可搬进100平米左右的安置新房。当地房价每平米2千元左右。对于享受集中安置异地搬迁的贫困户,这一政策相当于用1万元购买20万元的集中安置住房。
(4)参考T镇2016—2018年的《扶贫攻坚领域信访矛盾纠纷排查登记表》,无文号、日期。
(5)T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8LF,访谈时间:2018年7月18日。
(6)后来笔者询问站长和T镇党政办副主任才了解到陈姓村民的具体情况:在精准识别时,这位陈姓村民的妻子长期患有疾病,因此他家以“因病致贫”被纳入到了贫困户范围,而且享受了相关的健康扶贫政策。但在2013年,这位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自费修建了一栋二层住房,共计花费20多万,由于他修建房屋在精准扶贫政策之前,所以无法获得旧房改造补贴,而那些在精准扶贫政策后修建住房的贫困户大多获得了将近两万块钱的补贴。对此他到镇上多次表示不满,希望给他补助2万块钱。但国家政策如此,乡镇干部没有答应他的诉求。于是镇上干部每次去进行政策宣讲,他都会对精准扶贫政策冷嘲热讽,说一些“酸话”“怪话”。T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7LL,访谈时间:2018年7月17日。
(7)WLJ反映,2015年她儿子在西安出车祸死亡,她只能打零工维持生活,工资只有一千元,现在年龄逐渐偏大,自己又有慢性病,看病也要花很多钱,生活实在困难。担心以后的生活没有着落,因此要求政府再把她纳入贫困户系统,为以后的生活提供一份保障。对于的上访请求,因其已达到脱贫标准,因此村镇并没有答应。
(8)对于ZJZ的请求,村镇进行了区别对待,一是由村委会帮助补助一千元,用于房屋维修,二是对于资金问题,建议他到村互助资金协会办理贷款。T镇扶贫办干部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9ZLN,访谈时间:2018年7月19日。
(9)T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8LF,访谈时间:2018年7月18日。
(10)中共T镇委员会、T镇人民政府:《关于反映T镇GT村贫困户评定暗箱操作的调查情况报告》(T字[2017]24号),2017年6月10日。
(11)T镇人民政府:《关于WHQ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函》(T政函字[2018]58号),2018年6月26日。
(12)对于LKP四人的请求,T镇经请示县搬迁办后表示同意。6月29日,四户已经到A安置点选房号。
[2]O'BRIEN K,LI L.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78.
[3]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1950-1980)[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0-148.
[4]沈毅,刘俊雅.“韧武器抗争”与“差序政府信任”的解构——以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为个案[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9-20.
[5]刘海健,王毅杰.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7-24.
[6]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文史博览(理论),2008(12):60-63.
[7]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C]//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第六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5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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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尤陈俊.尸体危险的法外生成——以当代中国的藉尸抗争事例为中心的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1):146-160.
[10]罗亚娟.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6-33.
[11]刘涛.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5):1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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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朱志玲,朱力.从“不公”到“怨恨”:社会怨恨情绪的形成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4(2):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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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顾仲阳.精准扶贫,不撒胡椒面[N].人民日报,2014-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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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SAMUEL P.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rticipation:The Case for Government-Grassroots Agency Collaboration[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89(2):37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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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J].政治学研究,2017(5):104-114.
[37]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85.
[38]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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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数字参考中共T镇委员会、T镇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及第一季度脱贫攻坚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T字[2018]29号),2018年3月15日;H县:《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总表》《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汇明细表》;H县人民政府县长:《在H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1月11日。
(3)按照T镇异地搬迁政策,可以享受集中安置异地搬迁的贫困户一家只需要出资1万元左右,即可搬进100平米左右的安置新房。当地房价每平米2千元左右。对于享受集中安置异地搬迁的贫困户,这一政策相当于用1万元购买20万元的集中安置住房。
(4)参考T镇2016—2018年的《扶贫攻坚领域信访矛盾纠纷排查登记表》,无文号、日期。
(5)T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8LF,访谈时间:2018年7月18日。
(6)后来笔者询问站长和T镇党政办副主任才了解到陈姓村民的具体情况:在精准识别时,这位陈姓村民的妻子长期患有疾病,因此他家以“因病致贫”被纳入到了贫困户范围,而且享受了相关的健康扶贫政策。但在2013年,这位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自费修建了一栋二层住房,共计花费20多万,由于他修建房屋在精准扶贫政策之前,所以无法获得旧房改造补贴,而那些在精准扶贫政策后修建住房的贫困户大多获得了将近两万块钱的补贴。对此他到镇上多次表示不满,希望给他补助2万块钱。但国家政策如此,乡镇干部没有答应他的诉求。于是镇上干部每次去进行政策宣讲,他都会对精准扶贫政策冷嘲热讽,说一些“酸话”“怪话”。T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7LL,访谈时间:2018年7月17日。
(7)WLJ反映,2015年她儿子在西安出车祸死亡,她只能打零工维持生活,工资只有一千元,现在年龄逐渐偏大,自己又有慢性病,看病也要花很多钱,生活实在困难。担心以后的生活没有着落,因此要求政府再把她纳入贫困户系统,为以后的生活提供一份保障。对于的上访请求,因其已达到脱贫标准,因此村镇并没有答应。
(8)对于ZJZ的请求,村镇进行了区别对待,一是由村委会帮助补助一千元,用于房屋维修,二是对于资金问题,建议他到村互助资金协会办理贷款。T镇扶贫办干部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9ZLN,访谈时间:2018年7月19日。
(9)T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访谈记录,访谈编号2018718LF,访谈时间:2018年7月18日。
(10)中共T镇委员会、T镇人民政府:《关于反映T镇GT村贫困户评定暗箱操作的调查情况报告》(T字[2017]24号),2017年6月10日。
(11)T镇人民政府:《关于WHQ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函》(T政函字[2018]58号),2018年6月26日。
(12)对于LKP四人的请求,T镇经请示县搬迁办后表示同意。6月29日,四户已经到A安置点选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