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摘要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引文
[1]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廖伯源.秦汉史论丛[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
[4]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J].史学月刊,2000,(5).
[5]徐卫民.汉废帝刘贺新论[J].史学月刊,2016,(9).
[6]朱绍侯.昌邑王废帝海昏侯刘贺经历考辨[J].南都学坛,2016,(4).
[7]黄今言.温乐平.刘贺被贬的历史考察[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孙立群.世族、士族与势族[J].历史教学,1997,(2).
[10](美)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A].(加)卜正民.哈佛中国史(第1卷)[M].王兴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11]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周天游.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东汉门阀问题研究之三[J],学术界,1989,(5).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孙家洲.汉初的“过秦”思潮及其影响[N].光明日报,2008-01-01(3).
[16]朱绍侯.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7]王翠.马孟龙.汉高帝十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J].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2012.
[18]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二年律令·具律[A].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李凭.《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J],中国社会科学,2016,(5).
[2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美国学者陆威仪注意到汉武帝的“政策也在制造出一种新形式的地方权威”,且这些“地方权威”与土地兼并有关。笔者认为“制造”势族是秦汉时期受先秦旧制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机制,既不限于汉武帝的施政,也并非仅与土地兼并有关。参见:(加)卜正民主编,(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哈佛中国史》第1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9-70页。
(2)日本京都学派多持这一观点,是其“唐宋变革论”的组成部分,谷川道雄认为中世中国为“贵族社会”。参见(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106页。
(3)雷戈认为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观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明显过于绝对,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专制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一直如此。参见雷戈:《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开放出的思想境域》(《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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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卫民.汉废帝刘贺新论[J].史学月刊,2016,(9).
[6]朱绍侯.昌邑王废帝海昏侯刘贺经历考辨[J].南都学坛,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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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立群.世族、士族与势族[J].历史教学,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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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二年律令·具律[A].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李凭.《北史》中的宗族与北朝历史系统——兼论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历史原因[J],中国社会科学,2016,(5).
[2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美国学者陆威仪注意到汉武帝的“政策也在制造出一种新形式的地方权威”,且这些“地方权威”与土地兼并有关。笔者认为“制造”势族是秦汉时期受先秦旧制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机制,既不限于汉武帝的施政,也并非仅与土地兼并有关。参见:(加)卜正民主编,(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哈佛中国史》第1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9-70页。
(2)日本京都学派多持这一观点,是其“唐宋变革论”的组成部分,谷川道雄认为中世中国为“贵族社会”。参见(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106页。
(3)雷戈认为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观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明显过于绝对,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专制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一直如此。参见雷戈:《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开放出的思想境域》(《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