曇始碑考證:史傳闕失與地方記憶
摘要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著録的《曇始禪師行狀記》,承襲清初葉奕苞之説,將年代定爲北齊武平元年(570),爲學界廣泛接受。本文結合明清地方志記載,考訂此碑年代實爲北宋大觀二年(1108),並按照拓本形式,對碑文做了重新分行解讀。同時,依據立碑年月和寺名綫索,在《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找到一通相關碑刻《西山治平寺莊帳記》,指出兩碑可能是同時製作,爲僧人義永復建寺院遭遇誣告、官府進行司法處置後所立,一通是宣示司法審判結果,一通是追溯本寺的神聖歷史。《曇始禪師行狀記》對"曇始—狼虎寺(治平寺)"關係的追溯,不見於《高僧傅》和《魏書·釋老志》。這種地方記憶很難被證實或證僞。本文嘗試改换視角,將幾種文獻中提到的曇始活動地點,作爲一幅"曇始地圖",以之觀察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僧人流動性與政局變幻、經典整理和新譯之間的關係,分析其中所蘊含着的這一時期佛教资源的流動、積聚及其背後的推動力。
引文
(1)王義之隱居剡縣金庭,唐宋地方志文獻記載很多,但柬晉南朝文獻中對此全無記載,參看余國璋《晉王右軍歸隱地文獻考》,《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梁少膺《王義之晚年歸隱剡柬論析——兼及墓葬周题》,《中國書法》2008年第6期;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義之资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20—421頁。
(1)吴真《爲神性加注: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54—264頁。相關的理論性探討,可以參看陳泳超《背過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間傅説生息的動力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7頁。
(2)木村彰宣《曇始と高句麗仏教》,《佛教学セミナ一》31,1980年。
(3)《高僧傅》卷一○《神異下·釋曇始傅》,中華書局,1992年,第385-386頁。本傅題名爲“宋僞魏長安釋曇始”。
(4)《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書局,1974年,第3032-3033頁。
(5)《山右石刻叢編》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4975頁。現代研究者最早注意到這通碑刻的是塚本善隆,參《魏書釈老志の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1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年,第178頁。
(6)陳志速《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4—237頁。
(7)侯慧明《曇始考》,《五臺山研究》2013年第1期。
(1)《山右石刻叢编》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编》第1輯第20册,第14975頁。
(2)《金石録補》卷九《北齊曇始禪師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第9031頁。
(3)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在北齊“武平”年號下,亦收録此碑,注明出自葉、胡兩書著録,中華書局,1990年,第36頁。管見所及,尚未有學者對此碑年代提出懷疑。
(4)萬曆《太原府志》卷八《山川》:“狼虎山,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員會整理《太原府志集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
(5)《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成書更早的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寺觀》“治平寺”條:“縣西二十里狼虎山。大觀年重修。”没有提到曇始碑,《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
(6)道光《陽曲縣志》卷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95頁。
(1)此處所據爲光緒《山西通志》“金石記”部分的單行本,題爲《山西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3輯第30册,第438頁。作者誤題爲明代成化《山西通志》的編纂者胡謐。
(2)吴式芬《金石匯目分編》卷一一,《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8册,第21228頁。
(3)曹溶《古林金石表》,《石刻史料新编》第2輯第20册,第14898頁。曹溶著録碑題是《後魏曇雲禪師行狀殘碑》,“雲”字當屬筆誤。
(1)《山右石刻叢編》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第14975頁。
(1)第1行末尾到“迺”字爲止,除了考慮1、2行的字數和文意外,值得注意的是一點,是“曇始禪師”之前應當有“後魏”等表示年代的文字。
(1)第19—24行的分行最爲困雌。這幾行的意思大體清楚,但具體分行時,很難做到每行的文意和字數(不少於13字)完全協調,目前只是結合文意勉强分開,末行即24行僅有11個字,仍存疑問。
(2)《高僧傅》卷一○《神異下·釋曇始傅》,第385—386頁。
(1)《金石録補》卷九《北齊曇始禪師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第9031頁。還有一些錯誤,如稱“後燕拓跋燾克長安”。
(1)《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西山治平寺莊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第15312頁。
(2)上面的分行嚴格按照《山右石刻叢編》的宇數和留白。第19行僅有兩個字,《山右石刻叢編》所録碑文共有四處留白,其中三處爲空三字,一處爲空二字,並不統一。如前所述,該書所録《曇始禪師行狀記》碑文的留白,也存在不統一的問題。如果《山右石刻叢編》著録的留白有錯誤,上述分行則需要稍作調整,不過並不影響影嚮碑文的大體形式。
(1)《續资治通鑑長编》卷一O三仁宗天聖三年三月,中華書局,1985年,第2378頁;《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傅》,中華書局,1985年,第9583頁。
(2)西山治平寺改額時間不詳。北宋時期以治平爲名的寺院很多,大部分是在北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改額,也有一些時間更早。如臨安治平院,“唐朝建,舊額大中,治平二年改今額”;于潛縣治平寺,“舊名天目,治平二年改今額”;昌化治平寺,“舊名忻平,大中二年建,開平三年改爲治平寺”,以上見《咸淳臨安志》卷八一、八四、八五,《宋元方志叢刊》第4册,中華書局,1990年,第4110、4135、4155頁。始豐治平院,“舊名招賢,梁普通元年建,國朝治平三年改今額”;仙居治平院:“舊名廣業,唐建中三年建,國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嘉定赤城志》卷二七、二九,《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第7488、7504頁。昌化治平寺、仙居治平院的改額,與治平年號無關。如果西山雲溪寺是在治平年間詔改爲治平寺,結合“隕公没數十年間”寺院破落來看,則有可能是在隕公主寺的末期。
(3)果真如此的話,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山右石刻叢编》所據拓本爲僞刻。如所周知,行書入碑,目前所見的最早實例是在唐代,曹溶將此碑列於北魏碑刻,從字體上説,明顯是有問題的。前面提到,此碑在明清地方誌中有明確著録,年代確鏧,但曹溶、葉奕苞、胡聘之等書的著録,所據拓本均無立碑年月,殘碑爲上半截,斷裂處相當整齊。根據上述綫索來看,我懷疑也許是拓本製作者故意只拓印碑文上半截,造成此碑爲北魏碑刻的假像,以獲取高價。後來大概是注意到原碑的行書字體與北魏碑刻的書法習慣不符,因此又以正書字體重刻拓印。
(1)《高僧傅》卷五《義解二·竺僧朗傅》,第190頁。
(2)《高僧傅》卷一一《習禪》多有類似記述,如曇猷在石城山、曇蘭在赤城山、玄高在林陽堂山,第403、407、410頁。關於中古僧人與虎的敘事,參看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三章《中古佛教馴虎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1—209頁。
(3)孫正軍《中古良吏敘事的兩種模式》,《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土堂寺,一在縣西北四十里劉村。金泰和年建。”《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
(1)《太原府志集全》,第94頁。
(2)《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崛■寺,一在縣西北四十里呼延村。大唐貞元年建。賜額。”《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崛■山上之多福寺(古崛■教寺),2006年亦被列爲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於明洪武年間重建,始建年代不詳。
(3)《太原府志集全》,第95頁。
(4)《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5—3036頁。
(1)土堂大佛寺以北不遠,汾水出山之處,又有寶大夫祠,一名烈石神祠,至遲唐代已經存在,2001年被列爲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祠北宋崇寧元年(1102)九月被賜額靈泉,大觀元年十月又被封爲英濟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禮二○《山川祠·雜神祠》“烈石谷神祠”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4頁。
(1)現在狼虎寺所在的村莊,名字是白道村,不知道“白道”是否與曇始的别稱“白足道人”有關。不過,白道地名在山西北部多有,尚難證實。
(2)《名僧傅抄》,南京金陵刻經處印本,第10、39頁。
(1)惠始到平城前在統萬城。他應當是随赫連勃勃從長安去的統萬。
(1)侯慧明《曇始考》,《五臺山研究》2013年第1期。《高僧傅》還提到另外兩個慧始,一個見於釋法羽的傳記,法羽是“冀州人”,與曇始(惠始)一樣都是河北人。他於十五歲出家,“爲慧始弟子”,法羽卒於後秦姚绪鎮蒲坂時,去世時四十五歲,推算起來,他出家時是在365—375年左右,此時曇始(惠始)尚未開始習禪。還有一位是南齊僧人。以上分見《高僧傅》卷一二《亡身·釋法羽傅》、卷一一《明律·釋智稱傅》,第449、439頁。晉城青蓮寺所存北齊造像銘文中,提到另外一位曇始,時代亦不合。
(2)《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6頁。
(3)《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3頁。
(4)陳志遠《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第234—237頁。
(5)周叔迦、蘇晉仁《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引《冥祥記》,中華書局,2003年,第194—195頁。
(1)陳志遠對此已有討論,《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第234—237頁。這個故事的影響很大,《續高僧傅》卷一《譯經初·釋曇曜傅》:“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傅。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毁法七載,三寶還興。”中華書局,2014年,第12頁。該傅提到的“白足禪師來相啓發”之事,應當就承襲自《高僧傅》。
(2)《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僧導傅》,“會虜俄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第281頁。僧導當時在壽春東山寺。
(3)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玄暢,太武滅佛時,其師玄高死於平城,“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柬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這段敘述極爲細顯,應當來自於玄暢自述。另外,《高僧傅》中的玄高傅記非常詳細,應當也是來自於玄暢的敘述,《高僧傅》卷八《義解五·釋玄暢傅》、卷一一《習禪·釋玄高傅》,第314、409-413頁。
(4)關於僧人傅記與故事塊的關係,參看拙撰《安世高的江南行迹——早期神僧事迹的敘事與傅承》,《武漢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1)清河張氏是有名的大族,曇始是否出自這一家族,不詳。
(2)《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圖澄傅》,第352、356頁。參看塚本善隆《中國仏教通史(第一卷)》,東京:鈴木學術財団,1968年,第248—284頁。
(3)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五《河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6頁。
(1)《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調傅》,第363頁。
(2)《高僧傅》卷一一《習禪·釋曇超傅》,第424頁。
(3)《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4)《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調傅》,第363頁。
(5)《高僧傅》卷一二《亡身·釋法羽傅》,第449頁。
(6)《高僧傅》卷四《義解一·康法朗傅》,第153—154頁。
(7)《高僧傅》卷一《譯經上·僧伽跋澄傅》,第33頁。
(8)《资治通鑑》卷一○六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條,中華書局,1956年,第3344頁。
(9)拙撰《龍口晉墓磚銘與太元廿年青齊情勢》,《華柬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1)《资治通鑑》卷一○六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條,第3349頁。
(2)慕容永佔領晉陽時是否有過大的戰事,不詳。後燕滅西燕時,守將投降,並無大的戰事。
(3)《高僧傅》卷五《義解三·釋慧遠傅》,第211頁。
(4)《曇始禪師行狀記》的敘事順序,是先根據《高僧傅》敘述曇始生平(第3—13行),接着敘述曇始在狼虎山的神異事迹(第14一18行),這是否意味着碑文認爲曇始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點化太武帝拓跋燾後來到狼虎山?由於碑文闕失下部,此點難知其詳。在《高僧傅》中,有兩個可以附會曇始行迹的時間段:(1)赫連勃勃破長安後,曇始“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2)太平真君十一年點化拓跋燾後,“不知所終”。如前所述,《高僧傅》是由流傅到江南的幾個故事塊拼湊而成,並非信史。結合《釋老志》來看,赫連勃勃破長安後曇始應當一直在長安、統萬,而太平真君十一年曇始早已去世。《高僧傅》的這兩處記載,爲碑文撰寫者提供了附會空間,但並不能作爲史學考證的依據。
(1)《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小獻林王》,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1—222頁。
(2)木村彰宣《曇始と高句麗仏教》,《佛教学セミナ一》31,1980年。
(3)一然《三國遺事》卷三“阿道基羅”條,在引録《高僧傅·曇始傅》之後,議論説:“曇始以大元末到海東,義熙初還關中,則留此十餘年,何東史無文?始既恢詭不測之人,而與阿道、墨胡、難陀,年事相同,三人中疑一人必其變諱也。”首爾:乙酉文化社,1983年,第198頁。
(4)《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故國壤王》,第222—223頁。
(5)《资治通鑑》卷一O九晉安帝隆安四年二月條,第3507頁;《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廣開土王》,第224頁。《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盛載記》記此事作“盛率眾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户於遼西”,中華書局,1974年,第3103頁。
(6)王綿厚《新城、南蘇、木底道與高句麗南北二道的關係》,《社會科學戰綫》1996年第5期。
(7)《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廣開土王》,第224頁。參看孫進己、馮永謙《東北歷史地理(第二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7—141頁。
(8)《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第3107頁。
(1)《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曇無成傅》,第275頁。
(2)《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第3107頁。
(3)《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4)《高僧傅》卷六《義解三·釋道融傅》,第241頁。
(5)《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曇鑒傅》,第273頁。
(6)《高僧傅》卷一一《明律·釋慧詢傅》,第430頁。
(7)《高僧傅》卷五《義解二·釋道安傅》,第179頁。
(8)塚本善隆《中國仏教通史(第一卷)》,第528—538頁。
(9)鳩摩羅什卒年有異説,學界討論很多。《高僧傅》的記載是前秦弘始十一年(東晉義熙五年,409),齋藤連也綜合梳理相關史料後,認爲可能是弘始十三年(411),《鳩摩羅什の没年問題の再検討》,《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3,2000年。關於鳩摩羅什的死因,最近有學者根據《紅史》的記載,推測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其弟子僧肇亦然,參看陳楠《鳩摩羅什生平事迹新證——漢藏文獻記載的比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此説還有待進一步驗證。不過,數千僧人彙聚長安,内部纷擾争鬥,是很正常的。據《高僧傅》卷二《譯經中·佛馱跋陀羅傅》,鳩摩羅什去世前,由於教團内部鬥争,佛馱跋陀羅及其弟子已經離開,第71—72頁。參看陸揚《解讀〈鳩摩羅什傅〉: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中國學術》第23輯,2006年。
(10)《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1)《高僧傅》卷二《譯經中·卑摩羅叉傅》,第63頁。
(2)《高僧傅》卷一一《明律·釋僧業傅》,第429頁。
(1)《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超進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第297頁。
(2)統萬城考古尚未見發掘佛寺遗址。附近的八大樑墓地曾發掘有佛教内容的壁盡墓,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榆林市考古勘探工作隊、靖邊縣文物管理辦公室、靖邊縣統萬城文物管理所《陕西靖邊縣統萬城周邊北朝仿木結構壁盡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3期。
(3)《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3頁。
(4)遷移到平城後的高僧,另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玄高。據《高僧傅》卷一一《習禅·釋玄高傅》,拓跋燾滅北涼沮渠氏後,玄高到平城,“大流禪化”,受到太子拓跋晃等的崇奉,太平真君五年九月被拓跋燾所殺,“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絶。既而迎屍于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弟子玄暢其時在雲中,亦快馬趕回平城,與“同學”共同見證玄高神異(第411—413頁)。可見玄高在平城有不少弟子。玄暢是其在涼州時期的弟子。前面提到,《高僧傅》所載玄高的傅記非常詳細,可能是玄暢於太平真君七年滅佛時逃到建康後所述。玄高的弟子顯然並不都在平城,如玄暢就在雲中。
(1)柬晉十六國時期《渐備經》的翻譯和流通,特别是在涼州、長安、襄陽之間經由互市人的流動,也是一個由地點觀察歷史的相關例子,《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序》,中華書局,1995年,第329—333頁。參看朱雷《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7—336頁。
(2)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7頁。
(3)李樹生主编《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武鄉縣卷)》,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17頁。
(1)温金玉《佛圖澄與北方佛教》,黄夏年主编《北朝佛教研究——第三届河北禅宗文化論壇論文集》,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1—26頁。
(2)李新宇、周海嬰主编《魯迅大全集》第24卷《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下)》,碑文“澄”作“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78頁。
(3)參看姜虎愚《佛圖澄與中古早期的山林佛教——以玄極寺碑爲中心》,未刊稿。
(4)#12
(1)吴真《爲神性加注:唐宋葉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54—264頁。相關的理論性探討,可以參看陳泳超《背過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間傅説生息的動力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7頁。
(2)木村彰宣《曇始と高句麗仏教》,《佛教学セミナ一》31,1980年。
(3)《高僧傅》卷一○《神異下·釋曇始傅》,中華書局,1992年,第385-386頁。本傅題名爲“宋僞魏長安釋曇始”。
(4)《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書局,1974年,第3032-3033頁。
(5)《山右石刻叢編》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4975頁。現代研究者最早注意到這通碑刻的是塚本善隆,參《魏書釈老志の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1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年,第178頁。
(6)陳志速《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4—237頁。
(7)侯慧明《曇始考》,《五臺山研究》2013年第1期。
(1)《山右石刻叢编》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编》第1輯第20册,第14975頁。
(2)《金石録補》卷九《北齊曇始禪師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第9031頁。
(3)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在北齊“武平”年號下,亦收録此碑,注明出自葉、胡兩書著録,中華書局,1990年,第36頁。管見所及,尚未有學者對此碑年代提出懷疑。
(4)萬曆《太原府志》卷八《山川》:“狼虎山,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員會整理《太原府志集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
(5)《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成書更早的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寺觀》“治平寺”條:“縣西二十里狼虎山。大觀年重修。”没有提到曇始碑,《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
(6)道光《陽曲縣志》卷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95頁。
(1)此處所據爲光緒《山西通志》“金石記”部分的單行本,題爲《山西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3輯第30册,第438頁。作者誤題爲明代成化《山西通志》的編纂者胡謐。
(2)吴式芬《金石匯目分編》卷一一,《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8册,第21228頁。
(3)曹溶《古林金石表》,《石刻史料新编》第2輯第20册,第14898頁。曹溶著録碑題是《後魏曇雲禪師行狀殘碑》,“雲”字當屬筆誤。
(1)《山右石刻叢編》卷二《曇始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第14975頁。
(1)第1行末尾到“迺”字爲止,除了考慮1、2行的字數和文意外,值得注意的是一點,是“曇始禪師”之前應當有“後魏”等表示年代的文字。
(1)第19—24行的分行最爲困雌。這幾行的意思大體清楚,但具體分行時,很難做到每行的文意和字數(不少於13字)完全協調,目前只是結合文意勉强分開,末行即24行僅有11個字,仍存疑問。
(2)《高僧傅》卷一○《神異下·釋曇始傅》,第385—386頁。
(1)《金石録補》卷九《北齊曇始禪師行狀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第9031頁。還有一些錯誤,如稱“後燕拓跋燾克長安”。
(1)《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西山治平寺莊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0册,第15312頁。
(2)上面的分行嚴格按照《山右石刻叢編》的宇數和留白。第19行僅有兩個字,《山右石刻叢編》所録碑文共有四處留白,其中三處爲空三字,一處爲空二字,並不統一。如前所述,該書所録《曇始禪師行狀記》碑文的留白,也存在不統一的問題。如果《山右石刻叢編》著録的留白有錯誤,上述分行則需要稍作調整,不過並不影響影嚮碑文的大體形式。
(1)《續资治通鑑長编》卷一O三仁宗天聖三年三月,中華書局,1985年,第2378頁;《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傅》,中華書局,1985年,第9583頁。
(2)西山治平寺改額時間不詳。北宋時期以治平爲名的寺院很多,大部分是在北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改額,也有一些時間更早。如臨安治平院,“唐朝建,舊額大中,治平二年改今額”;于潛縣治平寺,“舊名天目,治平二年改今額”;昌化治平寺,“舊名忻平,大中二年建,開平三年改爲治平寺”,以上見《咸淳臨安志》卷八一、八四、八五,《宋元方志叢刊》第4册,中華書局,1990年,第4110、4135、4155頁。始豐治平院,“舊名招賢,梁普通元年建,國朝治平三年改今額”;仙居治平院:“舊名廣業,唐建中三年建,國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嘉定赤城志》卷二七、二九,《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第7488、7504頁。昌化治平寺、仙居治平院的改額,與治平年號無關。如果西山雲溪寺是在治平年間詔改爲治平寺,結合“隕公没數十年間”寺院破落來看,則有可能是在隕公主寺的末期。
(3)果真如此的話,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山右石刻叢编》所據拓本爲僞刻。如所周知,行書入碑,目前所見的最早實例是在唐代,曹溶將此碑列於北魏碑刻,從字體上説,明顯是有問題的。前面提到,此碑在明清地方誌中有明確著録,年代確鏧,但曹溶、葉奕苞、胡聘之等書的著録,所據拓本均無立碑年月,殘碑爲上半截,斷裂處相當整齊。根據上述綫索來看,我懷疑也許是拓本製作者故意只拓印碑文上半截,造成此碑爲北魏碑刻的假像,以獲取高價。後來大概是注意到原碑的行書字體與北魏碑刻的書法習慣不符,因此又以正書字體重刻拓印。
(1)《高僧傅》卷五《義解二·竺僧朗傅》,第190頁。
(2)《高僧傅》卷一一《習禪》多有類似記述,如曇猷在石城山、曇蘭在赤城山、玄高在林陽堂山,第403、407、410頁。關於中古僧人與虎的敘事,參看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三章《中古佛教馴虎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1—209頁。
(3)孫正軍《中古良吏敘事的兩種模式》,《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4)《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土堂寺,一在縣西北四十里劉村。金泰和年建。”《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
(1)《太原府志集全》,第94頁。
(2)《太原府志集全》,第1221頁。萬曆《太原府志》卷二四《古迹》:“崛■寺,一在縣西北四十里呼延村。大唐貞元年建。賜額。”《太原府志集全》,第477頁。崛■山上之多福寺(古崛■教寺),2006年亦被列爲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於明洪武年間重建,始建年代不詳。
(3)《太原府志集全》,第95頁。
(4)《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5—3036頁。
(1)土堂大佛寺以北不遠,汾水出山之處,又有寶大夫祠,一名烈石神祠,至遲唐代已經存在,2001年被列爲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祠北宋崇寧元年(1102)九月被賜額靈泉,大觀元年十月又被封爲英濟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點校《宋會要輯稿》禮二○《山川祠·雜神祠》“烈石谷神祠”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4頁。
(1)現在狼虎寺所在的村莊,名字是白道村,不知道“白道”是否與曇始的别稱“白足道人”有關。不過,白道地名在山西北部多有,尚難證實。
(2)《名僧傅抄》,南京金陵刻經處印本,第10、39頁。
(1)惠始到平城前在統萬城。他應當是随赫連勃勃從長安去的統萬。
(1)侯慧明《曇始考》,《五臺山研究》2013年第1期。《高僧傅》還提到另外兩個慧始,一個見於釋法羽的傳記,法羽是“冀州人”,與曇始(惠始)一樣都是河北人。他於十五歲出家,“爲慧始弟子”,法羽卒於後秦姚绪鎮蒲坂時,去世時四十五歲,推算起來,他出家時是在365—375年左右,此時曇始(惠始)尚未開始習禪。還有一位是南齊僧人。以上分見《高僧傅》卷一二《亡身·釋法羽傅》、卷一一《明律·釋智稱傅》,第449、439頁。晉城青蓮寺所存北齊造像銘文中,提到另外一位曇始,時代亦不合。
(2)《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6頁。
(3)《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3頁。
(4)陳志遠《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第234—237頁。
(5)周叔迦、蘇晉仁《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引《冥祥記》,中華書局,2003年,第194—195頁。
(1)陳志遠對此已有討論,《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第6輯,第234—237頁。這個故事的影響很大,《續高僧傅》卷一《譯經初·釋曇曜傅》:“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傅。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毁法七載,三寶還興。”中華書局,2014年,第12頁。該傅提到的“白足禪師來相啓發”之事,應當就承襲自《高僧傅》。
(2)《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僧導傅》,“會虜俄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第281頁。僧導當時在壽春東山寺。
(3)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玄暢,太武滅佛時,其師玄高死於平城,“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柬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這段敘述極爲細顯,應當來自於玄暢自述。另外,《高僧傅》中的玄高傅記非常詳細,應當也是來自於玄暢的敘述,《高僧傅》卷八《義解五·釋玄暢傅》、卷一一《習禪·釋玄高傅》,第314、409-413頁。
(4)關於僧人傅記與故事塊的關係,參看拙撰《安世高的江南行迹——早期神僧事迹的敘事與傅承》,《武漢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1)清河張氏是有名的大族,曇始是否出自這一家族,不詳。
(2)《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圖澄傅》,第352、356頁。參看塚本善隆《中國仏教通史(第一卷)》,東京:鈴木學術財団,1968年,第248—284頁。
(3)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五《河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6頁。
(1)《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調傅》,第363頁。
(2)《高僧傅》卷一一《習禪·釋曇超傅》,第424頁。
(3)《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4)《高僧傅》卷九《神異上·竺佛調傅》,第363頁。
(5)《高僧傅》卷一二《亡身·釋法羽傅》,第449頁。
(6)《高僧傅》卷四《義解一·康法朗傅》,第153—154頁。
(7)《高僧傅》卷一《譯經上·僧伽跋澄傅》,第33頁。
(8)《资治通鑑》卷一○六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條,中華書局,1956年,第3344頁。
(9)拙撰《龍口晉墓磚銘與太元廿年青齊情勢》,《華柬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1)《资治通鑑》卷一○六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條,第3349頁。
(2)慕容永佔領晉陽時是否有過大的戰事,不詳。後燕滅西燕時,守將投降,並無大的戰事。
(3)《高僧傅》卷五《義解三·釋慧遠傅》,第211頁。
(4)《曇始禪師行狀記》的敘事順序,是先根據《高僧傅》敘述曇始生平(第3—13行),接着敘述曇始在狼虎山的神異事迹(第14一18行),這是否意味着碑文認爲曇始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點化太武帝拓跋燾後來到狼虎山?由於碑文闕失下部,此點難知其詳。在《高僧傅》中,有兩個可以附會曇始行迹的時間段:(1)赫連勃勃破長安後,曇始“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2)太平真君十一年點化拓跋燾後,“不知所終”。如前所述,《高僧傅》是由流傅到江南的幾個故事塊拼湊而成,並非信史。結合《釋老志》來看,赫連勃勃破長安後曇始應當一直在長安、統萬,而太平真君十一年曇始早已去世。《高僧傅》的這兩處記載,爲碑文撰寫者提供了附會空間,但並不能作爲史學考證的依據。
(1)《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小獻林王》,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1—222頁。
(2)木村彰宣《曇始と高句麗仏教》,《佛教学セミナ一》31,1980年。
(3)一然《三國遺事》卷三“阿道基羅”條,在引録《高僧傅·曇始傅》之後,議論説:“曇始以大元末到海東,義熙初還關中,則留此十餘年,何東史無文?始既恢詭不測之人,而與阿道、墨胡、難陀,年事相同,三人中疑一人必其變諱也。”首爾:乙酉文化社,1983年,第198頁。
(4)《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故國壤王》,第222—223頁。
(5)《资治通鑑》卷一O九晉安帝隆安四年二月條,第3507頁;《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廣開土王》,第224頁。《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盛載記》記此事作“盛率眾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户於遼西”,中華書局,1974年,第3103頁。
(6)王綿厚《新城、南蘇、木底道與高句麗南北二道的關係》,《社會科學戰綫》1996年第5期。
(7)《三國史記》卷一八《高句麗本紀六·廣開土王》,第224頁。參看孫進己、馮永謙《東北歷史地理(第二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7—141頁。
(8)《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第3107頁。
(1)《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曇無成傅》,第275頁。
(2)《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第3107頁。
(3)《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4)《高僧傅》卷六《義解三·釋道融傅》,第241頁。
(5)《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曇鑒傅》,第273頁。
(6)《高僧傅》卷一一《明律·釋慧詢傅》,第430頁。
(7)《高僧傅》卷五《義解二·釋道安傅》,第179頁。
(8)塚本善隆《中國仏教通史(第一卷)》,第528—538頁。
(9)鳩摩羅什卒年有異説,學界討論很多。《高僧傅》的記載是前秦弘始十一年(東晉義熙五年,409),齋藤連也綜合梳理相關史料後,認爲可能是弘始十三年(411),《鳩摩羅什の没年問題の再検討》,《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3,2000年。關於鳩摩羅什的死因,最近有學者根據《紅史》的記載,推測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其弟子僧肇亦然,參看陳楠《鳩摩羅什生平事迹新證——漢藏文獻記載的比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此説還有待進一步驗證。不過,數千僧人彙聚長安,内部纷擾争鬥,是很正常的。據《高僧傅》卷二《譯經中·佛馱跋陀羅傅》,鳩摩羅什去世前,由於教團内部鬥争,佛馱跋陀羅及其弟子已經離開,第71—72頁。參看陸揚《解讀〈鳩摩羅什傅〉: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中國學術》第23輯,2006年。
(10)《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慧觀傅》,第264頁。
(1)《高僧傅》卷二《譯經中·卑摩羅叉傅》,第63頁。
(2)《高僧傅》卷一一《明律·釋僧業傅》,第429頁。
(1)《高僧傅》卷七《義解四·釋超進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第297頁。
(2)統萬城考古尚未見發掘佛寺遗址。附近的八大樑墓地曾發掘有佛教内容的壁盡墓,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榆林市考古勘探工作隊、靖邊縣文物管理辦公室、靖邊縣統萬城文物管理所《陕西靖邊縣統萬城周邊北朝仿木結構壁盡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3期。
(3)《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3頁。
(4)遷移到平城後的高僧,另一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玄高。據《高僧傅》卷一一《習禅·釋玄高傅》,拓跋燾滅北涼沮渠氏後,玄高到平城,“大流禪化”,受到太子拓跋晃等的崇奉,太平真君五年九月被拓跋燾所殺,“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絶。既而迎屍于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弟子玄暢其時在雲中,亦快馬趕回平城,與“同學”共同見證玄高神異(第411—413頁)。可見玄高在平城有不少弟子。玄暢是其在涼州時期的弟子。前面提到,《高僧傅》所載玄高的傅記非常詳細,可能是玄暢於太平真君七年滅佛時逃到建康後所述。玄高的弟子顯然並不都在平城,如玄暢就在雲中。
(1)柬晉十六國時期《渐備經》的翻譯和流通,特别是在涼州、長安、襄陽之間經由互市人的流動,也是一個由地點觀察歷史的相關例子,《出三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序》,中華書局,1995年,第329—333頁。參看朱雷《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7—336頁。
(2)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7頁。
(3)李樹生主编《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武鄉縣卷)》,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17頁。
(1)温金玉《佛圖澄與北方佛教》,黄夏年主编《北朝佛教研究——第三届河北禅宗文化論壇論文集》,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1—26頁。
(2)李新宇、周海嬰主编《魯迅大全集》第24卷《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下)》,碑文“澄”作“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78頁。
(3)參看姜虎愚《佛圖澄與中古早期的山林佛教——以玄極寺碑爲中心》,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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