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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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梁启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1902年,他提出了"孔北老南"说。这一说法是梁启超在新民意识主导下突破儒家中心主义的学术产物。在建立此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一方面借助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另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学术界的地理学理论与汉学资源。该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回响,具有长远的学术史意义:它是"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同时,它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具有学术平等的眼光,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此意义上,该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In the revival of modern Chu-tzu-hsueh,Liang Qichao played an intermediary model role.In 1902,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nfucius-North and Lao Tsu-South",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This theory was an academic product of Lia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fetter of Confuci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nmin thought.Towards his establishment of this theory,Liang Qichao borrowed on the one hand Kang Youwei'New Text Confucianism the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bsorb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ography theory as well as sinology in Japanese academia.After the theory was published,it aroused large numbers of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and had a long-term academic significance.It was the first practice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concept.It b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which promoted the social scient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Moreover,it put Confucius and"the philosophers"(zhuzi,诸 子)on an equal footing.With an academically equal perspective,it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Chu-tzu-hsueh's emancipation from Confucian classics.In this sense,it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In the revival of modern Chu-tzu-hsueh,Liang Qichao played an intermediary model role.In 1902,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nfucius-North and Lao Tsu-South",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This theory was an academic product of Lia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fetter of Confuci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nmin thought.Towards his establishment of this theory,Liang Qichao borrowed on the one hand Kang Youwei'New Text Confucianism the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bsorb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ography theory as well as sinology in Japanese academia.After the theory was published,it aroused large numbers of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and had a long-term academic significance.It was the first practice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concept.It b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which promoted the social scient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Moreover,it put Confucius and"the philosophers"(zhuzi,诸 子)on an equal footing.With an academically equal perspective,it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Chu-tzu-hsueh's emancipation from Confucian classics.In this sense,it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引文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2)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3)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熊铁基等:《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夏晓虹指出:“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现存的文本中,梁启超也已随处注意,尽力阐发学术思想受地理因素影响之情状。运用最得体、流传最广远的一段论述,是关于先秦诸子南北学派特点的分疏。”见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25页。
(1)至于原因,姜萌曾指出:“既有的研究常以人、以杂志、以团体为研究视角,而缺少对相似学术观点、思想观念、学术现象源流的追踪梳理。”见姜萌:《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第42页。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930页。
(3)关于先秦学术体系,李振宏曾指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页)
(4)(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70~571、575~576页。
(6)梁启超:《老子的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0页。
(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57页。
(2)关于《新民说》,可参考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2~86页。
(3)(4)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655、685页。
(5)狭间直树著,高莹莹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00页。
(7)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767~768页。
(8)详见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1)高柳信夫:《梁启超的孔子观及其意义》,高柳信夫编著,唐利国译:《中国近代知识的生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7~178页。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4页。
(3)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8页。
(4)李玉洁:《试论老子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第15页。
(5)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6)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7)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66页。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15卷,第4543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69~570页。
(3)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5页。
(4)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5)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
(6)张之洞:《劝学篇》,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7)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页。
(8)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
(9)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350页。
(10)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264页。
(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1页。
(2)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4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8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5)桑兵:《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63页。
(6)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217页。
(7)末冈宏:《梁启超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43~167页。
(8)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9)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926页。
(1)志贺重昂:《地理学》,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出版时间不详,第123页。
(2)邬国义整理:《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3)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9页。
(4)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出版时间不详,第52页。
(5)(7)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6)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0年版,第32~33页。
(1)村田雄二郎:《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3页。
(2)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中国的美术及其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38页。
(3)停春楼主人:《中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系(未完)》,《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第2页。
(4)山路爱山:《支那思想史》,东京:金尾文渊堂1907年版,第3页。
(5)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0、37页。
(6)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29页。
(7)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第135~136页。
(8)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9)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9页。
(1)金七十论学者:《周末学术余议(录新民丛报)》,《选报》第16期,1902年,第5页。据相关考证,金七十论学者为章太炎,详见陆胤:《〈周末学术馀议〉作者考》,《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第43~44页。
(2)梁启超虽然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从南北两分的视角论述了在政治、哲学、风俗、军事上的差异,但仅是一种理念。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实际操作来看,南北两分在分析先秦诸子学研究时落实的较为彻底,在佛学、理学、考证学等方面基本没有运用南北两分法。
(3)那特是德国政治学家,《政治学》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政治学》为那特在日本的讲义,后被翻译为日文,其后根据日文本翻译为汉语。该书在晚清时期有所传播,主要有两个版本:1902年的广智书局本,1902年的商务印书馆本。详见孙宏云:《那特〈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及影响》,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290页。
(4)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上,第549页。
(5)王国维:《孔子之学说》,《教育世界》第161号,1907年,第2页。
(6)(7)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谢无量文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283页。
(8)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8~19页。
(1)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28页。
(3)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0~135页。
(4)(5)(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6~57、52、52~53页。
(6)关于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上古民族的研究及其学术理路,详见王?森:《一个新学术观念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人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3页。
(7)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陈峰:《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社会科学化路向概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54页。
(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741页。
(3)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59页。
(4)关于梁启超的跨学科史学研究,参见石莹丽:《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34~136页。
(5)俞樾:《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页。
(6)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0、172页。
(1)宁腾飞:《经降子升:章太炎、胡适的墨学争议及知识转型》,《江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9页。
(2)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67页。
(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9页。
(4)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40页。
(2)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3)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熊铁基等:《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夏晓虹指出:“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现存的文本中,梁启超也已随处注意,尽力阐发学术思想受地理因素影响之情状。运用最得体、流传最广远的一段论述,是关于先秦诸子南北学派特点的分疏。”见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25页。
(1)至于原因,姜萌曾指出:“既有的研究常以人、以杂志、以团体为研究视角,而缺少对相似学术观点、思想观念、学术现象源流的追踪梳理。”见姜萌:《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第42页。
(2)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930页。
(3)关于先秦学术体系,李振宏曾指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页)
(4)(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70~571、575~576页。
(6)梁启超:《老子的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0页。
(1)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57页。
(2)关于《新民说》,可参考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2~86页。
(3)(4)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655、685页。
(5)狭间直树著,高莹莹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00页。
(7)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767~768页。
(8)详见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1)高柳信夫:《梁启超的孔子观及其意义》,高柳信夫编著,唐利国译:《中国近代知识的生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7~178页。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4页。
(3)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8页。
(4)李玉洁:《试论老子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第15页。
(5)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6)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7)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66页。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15卷,第4543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569~570页。
(3)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5页。
(4)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5)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页。
(6)张之洞:《劝学篇》,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7)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页。
(8)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
(9)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350页。
(10)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264页。
(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1页。
(2)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4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98页。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5)桑兵:《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63页。
(6)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1217页。
(7)末冈宏:《梁启超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43~167页。
(8)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9)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4卷,第926页。
(1)志贺重昂:《地理学》,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出版时间不详,第123页。
(2)邬国义整理:《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3)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9页。
(4)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出版时间不详,第52页。
(5)(7)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6)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0年版,第32~33页。
(1)村田雄二郎:《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3页。
(2)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中国的美术及其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38页。
(3)停春楼主人:《中国文明与其地理之关系(未完)》,《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第2页。
(4)山路爱山:《支那思想史》,东京:金尾文渊堂1907年版,第3页。
(5)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0、37页。
(6)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29页。
(7)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第135~136页。
(8)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9)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9页。
(1)金七十论学者:《周末学术余议(录新民丛报)》,《选报》第16期,1902年,第5页。据相关考证,金七十论学者为章太炎,详见陆胤:《〈周末学术馀议〉作者考》,《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第43~44页。
(2)梁启超虽然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从南北两分的视角论述了在政治、哲学、风俗、军事上的差异,但仅是一种理念。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实际操作来看,南北两分在分析先秦诸子学研究时落实的较为彻底,在佛学、理学、考证学等方面基本没有运用南北两分法。
(3)那特是德国政治学家,《政治学》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政治学》为那特在日本的讲义,后被翻译为日文,其后根据日文本翻译为汉语。该书在晚清时期有所传播,主要有两个版本:1902年的广智书局本,1902年的商务印书馆本。详见孙宏云:《那特〈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及影响》,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290页。
(4)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上,第549页。
(5)王国维:《孔子之学说》,《教育世界》第161号,1907年,第2页。
(6)(7)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谢无量文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283页。
(8)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第18~19页。
(1)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28页。
(3)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0~135页。
(4)(5)(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6~57、52、52~53页。
(6)关于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上古民族的研究及其学术理路,详见王?森:《一个新学术观念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人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3页。
(7)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陈峰:《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社会科学化路向概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54页。
(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741页。
(3)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59页。
(4)关于梁启超的跨学科史学研究,参见石莹丽:《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34~136页。
(5)俞樾:《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页。
(6)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0、172页。
(1)宁腾飞:《经降子升:章太炎、胡适的墨学争议及知识转型》,《江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9页。
(2)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67页。
(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9页。
(4)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