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华本土化初期模型的建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认知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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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形成于对"简单社会"的研究,在迈向"复杂社会",开展文明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原有的范式面临着挑战。"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研究以"文化自觉"和"自觉发展"的理论思考为核心,"既从人类学角度总结出黄土文明的理论成果,同时为介休的未来发展提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方案"。这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是在探索人类学复杂文明社会研究的范式而试图建构一种"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而且所秉持的学以致用和重视社会实践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应用价值和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理念。
Started from the research of "simple society",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anthropology faces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the "complicated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Loess Plateau Civilization: Example of Jie Xiu " has not only summarized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Loess Plateau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but also showed a unique and profound cultural sol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Jie Xiu in the future. This kind of research is full of meaning in both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reality:It pursues a paradigm of studying complicated cult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and tries to construct an initial patter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Besides,it owns the thought of learning for practic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practice,which show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nthropology discipline,along with its ultimate concern of humanism idea.
Started from the research of "simple society",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anthropology faces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the "complicated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Loess Plateau Civilization: Example of Jie Xiu " has not only summarized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Loess Plateau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but also showed a unique and profound cultural sol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Jie Xiu in the future. This kind of research is full of meaning in both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reality:It pursues a paradigm of studying complicated cult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and tries to construct an initial patter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Besides,it owns the thought of learning for practic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practice,which show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nthropology discipline,along with its ultimate concern of humanism idea.
引文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序言”,第1页。
(2)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6页。
(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3)Maurice F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383.
(4)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Ethnography Unb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81.
(5)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2月号。
(7)山西乐户研究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成果分别见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6年5月,乔先生在台湾主持召开了“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两岸人类学与传播学交流合作工作坊”,这次研讨会是对这项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项目进行的一次总结。乔健:《底边阶层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出版社,2007年。
(8)乔健、徐杰舜:《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乔健访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9)周大鸣、乔健:《务实:21世纪人类学本土化的趋势——99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10)庄英章、曾少聪、陈庆德等:《重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探讨——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和总结摘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1)乔健:《乔健口述史》,李菲访谈,昆明:云南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
(12)乔健、王怀民:《黄土文明一亮点:介休市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城市文化论述》,台湾:华艺学术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13)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Ethnography Unb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78.
(14)中根千枝:《田野工作的意义》,麻国庆译,《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1)周大鸣、郭永平、王真真:《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9-399页。
(3)“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的建构”是在乔健先生撰写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丛书的“序言”中提出的。该套丛书一共4本,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周大鸣、郭永平等:《延续的文明——山西介休的历史透视》;安介生、李嘎、姜建国等:《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徐新建等:《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彭兆荣等:《天下一点:人类学“我者”研究之尝试》。“介休范例”研究由乔健先生总设计,下设4个子课题,笔者参加了周大鸣教授为子课题负责人的“历史篇”的调查研究与民族志书写。
(4)刘东生:《黄土石器工业》,徐钦琦等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年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5)周昆叔:《黄土高原·华夏之根》,《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6)Ping-ti Ho,The Cradle of the East: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B.C.,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5,p.368.
(7)周大鸣、郭永平等:《延续的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8)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
(1)徐新建等:《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5页。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
(3)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4)《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丛书“序言”。
(5)《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介休市人民政府合作协议),2013年9月,山西介休。
(1)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施诚、赵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
(2)勒高夫:《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6-40页。
(3)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Introducti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
(4)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5.
(5)刘文明:《多元文明的历史书写:历史回顾及理论思考》,《历史教学》2013年第6期。
(1)1926年,李济率领团队赴山西晋西南的汾阴去考察尧、舜与夏代遗存,2月12日到达介休,停留了10天左右。期间,通过时任县长黄庭槐,以驻扎在城内的士兵和警察为样本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还对其肤色、胡须、骨骼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发现介休本地人基本上属于西北少数民族人种。参见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1-121页。
(2)彭兆荣:《黄土文明之“介休范例”的民族志表述》,《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3)赵旭东:《人类学与文明互动的三种形态》,《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4)莫里斯·弗里德曼:《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郭永平、宁夏楠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西方以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中国人类学则没有清晰认识论的基础以及清晰的理论支点,这大大地制约了其发展。参见勒姆阿微:《中山四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6)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2)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6页。
(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3)Maurice F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383.
(4)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Ethnography Unb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81.
(5)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2月号。
(7)山西乐户研究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成果分别见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6年5月,乔先生在台湾主持召开了“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两岸人类学与传播学交流合作工作坊”,这次研讨会是对这项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项目进行的一次总结。乔健:《底边阶层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出版社,2007年。
(8)乔健、徐杰舜:《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乔健访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9)周大鸣、乔健:《务实:21世纪人类学本土化的趋势——99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10)庄英章、曾少聪、陈庆德等:《重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探讨——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和总结摘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1)乔健:《乔健口述史》,李菲访谈,昆明:云南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
(12)乔健、王怀民:《黄土文明一亮点:介休市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城市文化论述》,台湾:华艺学术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13)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Ethnography Unb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78.
(14)中根千枝:《田野工作的意义》,麻国庆译,《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1)周大鸣、郭永平、王真真:《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9-399页。
(3)“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的建构”是在乔健先生撰写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丛书的“序言”中提出的。该套丛书一共4本,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周大鸣、郭永平等:《延续的文明——山西介休的历史透视》;安介生、李嘎、姜建国等:《介休历史乡土地理研究》;徐新建等:《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彭兆荣等:《天下一点:人类学“我者”研究之尝试》。“介休范例”研究由乔健先生总设计,下设4个子课题,笔者参加了周大鸣教授为子课题负责人的“历史篇”的调查研究与民族志书写。
(4)刘东生:《黄土石器工业》,徐钦琦等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年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5)周昆叔:《黄土高原·华夏之根》,《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6)Ping-ti Ho,The Cradle of the East: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B.C.,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5,p.368.
(7)周大鸣、郭永平等:《延续的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8)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
(1)徐新建等:《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5页。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
(3)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4)《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丛书“序言”。
(5)《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介休市人民政府合作协议),2013年9月,山西介休。
(1)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施诚、赵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
(2)勒高夫:《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6-40页。
(3)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Introducti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
(4)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5.
(5)刘文明:《多元文明的历史书写:历史回顾及理论思考》,《历史教学》2013年第6期。
(1)1926年,李济率领团队赴山西晋西南的汾阴去考察尧、舜与夏代遗存,2月12日到达介休,停留了10天左右。期间,通过时任县长黄庭槐,以驻扎在城内的士兵和警察为样本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还对其肤色、胡须、骨骼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发现介休本地人基本上属于西北少数民族人种。参见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11-121页。
(2)彭兆荣:《黄土文明之“介休范例”的民族志表述》,《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3)赵旭东:《人类学与文明互动的三种形态》,《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4)莫里斯·弗里德曼:《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郭永平、宁夏楠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西方以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中国人类学则没有清晰认识论的基础以及清晰的理论支点,这大大地制约了其发展。参见勒姆阿微:《中山四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6)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