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
|
摘要
从个人的认知经验出发,会发现"慰安妇"议题曾经历过从消隐到浮出的过程,且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历史记忆。文章利用中国大陆的各类报纸数据库,通过检索各数据库中的"慰安妇"词频,考察"慰安妇"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以何种方式进入国人的历史记忆。文章分析了峰值年媒体报道的特点,抗战时期的"慰安妇"作为民族奴役与苦难的象征存在,激励民众抗战之决心。20世纪90年代重新彰显的"慰安妇"议题作为民族受害的证据再次进入媒体话语,成为国家之争的符码。文章质疑了符号化"慰安妇"的历史叙述方式,认为民族主义叙述框架并不能装进"慰安妇"大娘的全部苦难,民族主义叙述框架中的记忆/忘却机制过滤掉了有可能撕裂国族同一性的性别压迫机制,记住了只是作为民族苦难象征的抽象的"慰安妇"。文章呼吁从"女性反思史"的角度——结合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的复合视角,重建"慰安妇"历史。
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has repeatedly surfaced and sunk in our historical memory-- always with strong political overtones.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various newspapers in mainland China,in which the frequency of the term "comfort women" is searched,this paper examines under what situation and in what fashion does 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enter into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ears,when coverage of "comfort women" reached its peak in mass media,the unfortunate women were used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enslavement and sufferings,with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people's will and stamina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1990 s,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resurrected in the mass media as an evidence for national injuries and an icon for national conflict.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practice of framing the "comfort women"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sufferings only,arguing that the nationalistic narrative framework is too narrow to contain all the miseries of the comfort women,for gender oppression has been omitted in such a narrative framework. The paper calls for a combined angle of gender oppression and national oppression in restor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fort women."
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has repeatedly surfaced and sunk in our historical memory-- always with strong political overtones.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various newspapers in mainland China,in which the frequency of the term "comfort women" is searched,this paper examines under what situation and in what fashion does 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enter into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ears,when coverage of "comfort women" reached its peak in mass media,the unfortunate women were used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enslavement and sufferings,with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people's will and stamina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1990 s,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resurrected in the mass media as an evidence for national injuries and an icon for national conflict.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practice of framing the "comfort women"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sufferings only,arguing that the nationalistic narrative framework is too narrow to contain all the miseries of the comfort women,for gender oppression has been omitted in such a narrative framework. The paper calls for a combined angle of gender oppression and national oppression in restor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fort women."
引文
①何玉娟:《宁波早期的进步民营报——<时事公报>》,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9年第4期。
②贺元凯:《慰安所:宁波1547名妇女之“痛”》,载《宁波日报》2015年7月6日。该报把玛瑙路上的日本慰安所名称记为“月之家”,发音接近,估计是误传。据该报引用宁波市中共党史研究室数据,宁波战争期间遭到日军性侵犯的妇女有1547人,其中“慰安妇”309人。时间集中在日军占领宁波不久,以1941年最多。除了城区,偏僻山村也有慰安所。当地人把“月乃家”称为“东洋堂子”。
③《崇德县凄凉景象各丝厂停顿影响各专业维持会长因贪被监视》,载《申报》1938年10月15日,第8版。
④苏智良教授认为“慰安妇”一词的正式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攻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了维持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集体来沪慰安日军,这个组织被命名为“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为日军服务。据说,这是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参见苏智良、陈丽菲:《上海日军慰军妇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⑤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60页。
⑥《孤岛汉奸恶态,高尚职业原来是军娼》,载《流声机》1938年第6期,第2页;时材:《群丑跳梁:伪警局设慰安所》,载《冲锋》1938年第27期,第6页。
⑦仅举一例。《申报》报道武汉沦陷时的惨状。汉口日军“将天主堂收容难民掳去妇女作为营妓,壮丁迫作苦工,不从被杀者数百人”。(参见《沦陷中之武汉英日军队官一度会晤难民问题亟待解决特区内由日兵巡逻》,载《申报》1938年10月29日,第5版)
⑧翁北溟:《血债:一年来敌人在浙暴行》,载《胜利》1938年第7期。此文列举了沦陷后的日军的种种暴行,如,收买土匪、经济侵略、奴化教育等。而由汉奸冒充沪上某厂招女工,诱骗浙西贫家女子到上海虹口慰安所的恶行,无以归类,列在“其他”中。
⑨蒋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载《妇女共鸣》1938年第5/6期合刊,第1-3页。
⑩梅兰:《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载《群众周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
11比如,《开放慰安所凌光炎重审》,载《申报》1946年11月22日,第6版。
12 H.G.Keith:《日本的营妓》,载《书报精华》1945年第3期,慕白译,第79-80页。
13音乐教育社:《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载《艺文画报》1947年第1卷第11期,第20页。《秋子》于1942年1月31日到2月6日在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演出,引起轰动。学鸢:《歌剧秋子第一次演出》,载《青年音乐》1942年第1期。
14音乐教育社:《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
15比如,任重:《南京慰安所里》,载《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第138-139页;小峰:《慰安所里(湖州城)》,载《巨轮》1939年第3期,第19-20页;王澧泉:《慰安所(独幕剧)》,载《抗战周刊》(广东梅县)1940年第38期,第11-15页。
16《特殊慰安所》,金城译,载《精忠导报》1939年第1卷第2期,第20页。金城翻译了1939年(昭和14年)日军山崎队长占领某村后要求该村维持会徐会长开设“特殊慰安所”的函件。译者在旁加注说明原件是中国军队在通山附近获得的,由此译出是希望国人知道敌人兽行和做顺民之不易,戳穿敌人“王道”、“怀柔”之虚伪。
17这些“慰安妇”仍被中国人称为“营妓”,比如,1946年《申报》的一则本市简讯中,其中一条是“军部队之营妓,已分批遣返。同时韩籍营妓二百三十名,亦於前日返韩”。参见《申报》1946年10月21日,第4版。
18陆中:《大批营妓集中可怜虫》,载《文饭》1946年第5期,第6页。
19驹:《营妓》,载《胜利》1946年第6期,第20页。
20虎癡:《营妓》,载《万象》1946年第3期,第10页。
21陆中:《大批营妓集中可怜虫》。
22《东北门户:收复后的锦州》,载《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7期,第20页。
23最后一次数据库检索时间是2016年3月5日。
24《展开全民性的救国斗争,迫使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2日。
25[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问题的由来》,载苏智良等(编):《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6辛怀时:《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92年7月10日,第1版。
27宫曙光:《苏智良与中国慰安妇的沉重话题》,载《大地》2001年第18期。
28《支持中国受害妇女索赔诉讼》,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6月20日,第4版。
29[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原版序言”,赵金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0比如,《朝批评日解决“慰安妇”问题计划,要求公布真相赔偿受害者》,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4日;《联合国官员听取朝“慰安妇”控诉》,载《宁波日报》1995年7月19日;《朝鲜前“慰安妇”控诉日军暴行联合国官员专程前往调查》,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19日;张国成:《为对“慰安妇”进行赔偿日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20日。
31《海南受害“慰安妇”赴日讨公道》,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china/2001-11/23/content_130978.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
32百度搜索引擎创立于2000年1月,所以,也有可能没有收录2000年之前的数据。
33根据“外交部发言人言论数据库”(2000年—2014年),外交部发言人在2004年(10次)和2005年(8次)的答记者会上,共有18次被问及“慰安妇”问题,其中有三次涉及“中国慰安妇”败诉问题,分别为2004年12月16日、2005年3月22日、2005年3月25日。
34根据《读秀数据库》,2005年有关“慰安妇”共有23次报道,涉及8个省份的19份报纸。除两份报纸是报道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重复性转载),其余都是报道这次败诉。
35《寻找并救助海南最后的慰安妇抢救那一段历史》,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3日;《慰安妇陈金玉:从未有人抚慰晚年贫病交加》,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4日;《海南省发起救助琼崖最后的“慰安妇”》,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5日。
36数据来自《读秀数据库》。《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报道了雷桂英老人的去世(参见《慰安妇第一“活证人抱憾离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
37《“慰安妇”受害者签下维权接力书》,载《新民晚报》2007年7月7日。
38据媒体报道,2007年4月,九旬老人周粉英听儿子读到《扬子晚报》刊登的雷桂英老人去世消息后,向儿子说出了自己曾是“慰安妇”的经历。几天后,老人又从广播中听到中国“慰安妇”日本索赔案败诉的消息,刺激老人站出来向相关机构和媒体公开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的身份。
39《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这一天,不能被忘却》,载《扬州日报》2007年7月8日。
40根据《读秀数据库》统计。
41《中国也该禁用“慰安妇”这个词了》,载《京江晚报》2012年7月16日。
42《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首发——首次以“性奴隶”指称慰安妇》,载《京江晚报》2012年12月7日,第A18版;《慰安妇实为“性奴隶”》,载《汕头特区晚报》2012年12月7日,第3版。
43《盘点2012年全国各地反日流行理性抗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9_15_172574.shtml,2015年12月31日访问。
44根据《读秀数据库》,2012年1月—6月,涉“慰安妇”的报道量只有114篇,7月计111篇,8月骤升为410篇,9月计174篇,10月计120篇,11月计82篇。
45祈乐纛:《否认“慰安妇”无异于再次加害》,载《京华时报》2012年8月29日,第2版:《浔阳晚报》(2012年8月30日)转载。
46典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最年长“慰安妇”20年对日索赔无果黯然辞世》(载《北京青年报》2012年10月13日,第A8版);《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抱憾辞世》(载《山西日报》2012年10月18日,第A1版);《大愿成遗恨何以慰平生——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的生命足迹》(载《太原晚报》2012年10月16日,第8版)。
47《最高龄慰安妇病逝》,载《新民晚报》2012年11月7日,第A16版。
48徐补生:《慰安妇刊物昭告历史》,载《山西日报》2012年9月4日,第C1版。
49《钓鱼岛争端2014年大事记》,新华网(日本频道),http://japan.xinhuanet.com/2014-12/30/c_133873523.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
50我们利用“外交部发言人言论数据库”(2000年—2014年),以“慰安妇”为关键词检索,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答记者会中一共50次涉及“慰安妇”问题:2014年17次:2013年3次:2012年2次:2010年1次:2007年7次;2005年8次:2004年10次:2001年1次,2000年1次。利用《人民数据库》检索,2015年1月1日—11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一共提到5次慰安妇问题。2014年无疑是频率最高的一年,且集中在该年的1月—2月和6月。
51 2014年2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
52 2014年1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5年4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
53“国家公祭网”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华网共同筹办,包含中、英、日三种文字版本,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网址http://www.cngongji.cn/。
54李明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载《求是》2014年第18期。
5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开始分批出版》,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7195.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桂林日报》等都报道了该条消息。这项调研工程始于2004年10月,历时10年,先后共计有60万人参与,主要查阅各种档案文献、收集当年的报刊资料、走访历史亲历者和知情人。作为国家工程,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调查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工作从省、市、县一直深入到乡镇甚至村一级。专题卷中也包括了“慰安妇”的调查。
56《山西:慰安妇陆续抱憾离世,叮嘱后人要讨还公道》,载《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9月18日,第5版。
57 2014年的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抗战胜利定位为中华民族摆脱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企图、重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开辟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参见《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58[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7页。
59[日]小浜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省孟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葛涛译,载《史林》2006年第3期。
60[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50-58页。
61中共山西省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西省阳泉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转引自[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310页。
62[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53页。
63同上,第40页。
64同上,第5页。
65任宜:《敌寇暴行录》,载《每周导报》1938年第1卷第9期,第11-12页。
66[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92-194页。
67[日]石田米子:《关于日军性暴力的记忆·记录·记述——来自山西省的战场性暴力调查》,载[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86-187页。
68在中国,最著名故事是广西籍的韦绍兰及其儿子罗善学。罗善学被称为“鬼子后人”、“日本崽”。罗终身未娶。
69战争期间,关在炮台的南二仆曾生过一孩子,孩子没能活长久。战后因担心八路军处罚她,逃亡过一段日子,后返回村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作为“与日本鬼子一起生活过的反革命分子”,她被收监三年,刑满释放后与人结婚。结婚之后,依然作为“五类分子”处于监视之下。弟弟也因为“姐姐是给日本鬼子提供服务的反革命”而受歧视,终身未能娶妻。参见杨宝贵、南检成证言,载[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64-67页。
70 1986年美籍日裔人士川岛洋子·沃特金斯(Yoko Kawashima Watkins)的自传体小说So Far from the Bamboo Grove在美国出版,并被作为美国的教材。该书讲述了日本战败时,生活在朝鲜的日本少女Yoko和母亲及姐姐在返日途中遭遇的苦难,其中包括母亲为保护女儿而被韩军强奸的故事。2007年Yoko的故事作为教材之事传入韩国,引发了韩国及韩裔美国人的抗议。任文分析了围绕这场抗议中存在的“韩国受害者、日本加害者”的二元结构,以及韩国民族记忆中的记忆/忘却机制。参见任佑卿:《记忆之战:全球化时代民族记忆的破裂、缝合及其性别》,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08年第6期。
71据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八路军女战俘被抓获后,先由情报部门进行审讯,然后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据说被送往朝鲜日本慰安妇不会达及的偏僻荒凉的最前线。因为害怕她们的反抗,特别是害怕受过教育的八路军女兵进行谋报工作,她们不会被送到一般慰安所(参见日朝协会崎玉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管宁译,转引自何吉、管宁:《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第37-51页)。1938年徐州战役后,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至森林地带建立慰安所(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这是国内的“慰安妇”类型研究中广为引用的两则材料。
72抗战女战士所遭受性暴力的性质不同于被强征的“慰安妇”。前者,性暴力无疑是一种酷刑,是专门针对女性反抗者的刑罚;后者,在前线村庄中虽有恐吓和压制中国村民反抗的这部分功能,但主要是为满足日军自己的性需要肆意而为的强权。所以,本文把抗战女战士所遭到的性暴力称为“性酷刑”。
73任佑卿:《记忆之战:全球化时代民族记忆的破裂、缝合及其性别》。
74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区分了事实(fact)与现实(reality)。“现实”是指从特定角度出发的问题意识重新建构的历史。参见[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75蒲晓旭:《“鬼子”后人感恩中国养父》,载《法制晚报》2015年7月9日。
76[日]小浜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省孟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
77[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95-196页。
78上野千鹤子提出了一个严肃和尖锐的问题:法西斯国家需要反思战争,那么,为了“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正义”战争而战斗的联合国就不需要反思吗?战败国的战争犯罪受到裁决,而战胜国的战争犯罪从未受到审判是否也应该成为反思的对象?参见[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262页。
79中文研究中,也有对日本女性在战时协力问题进行反思。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立祥、韩立娟:《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80大滨庆子:《透视日本的“新女性主义”》,载《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16日,第3版。
81[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252-253页。
82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完全同一,而是一种藕合的接连关系。任佑卿分析了抵抗民族主义、亲日协作、中日两个帝国主义三种女性的民族/国家想象以及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参见任佑卿:《殖民地女性与民族/国家想像》,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05年总第58期。
83陈丽菲:《我是一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的访谈史料整理》,载《史林》2010年增刊;《慰安妇第一“活证人”抱憾离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
②贺元凯:《慰安所:宁波1547名妇女之“痛”》,载《宁波日报》2015年7月6日。该报把玛瑙路上的日本慰安所名称记为“月之家”,发音接近,估计是误传。据该报引用宁波市中共党史研究室数据,宁波战争期间遭到日军性侵犯的妇女有1547人,其中“慰安妇”309人。时间集中在日军占领宁波不久,以1941年最多。除了城区,偏僻山村也有慰安所。当地人把“月乃家”称为“东洋堂子”。
③《崇德县凄凉景象各丝厂停顿影响各专业维持会长因贪被监视》,载《申报》1938年10月15日,第8版。
④苏智良教授认为“慰安妇”一词的正式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攻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了维持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集体来沪慰安日军,这个组织被命名为“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为日军服务。据说,这是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参见苏智良、陈丽菲:《上海日军慰军妇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⑤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60页。
⑥《孤岛汉奸恶态,高尚职业原来是军娼》,载《流声机》1938年第6期,第2页;时材:《群丑跳梁:伪警局设慰安所》,载《冲锋》1938年第27期,第6页。
⑦仅举一例。《申报》报道武汉沦陷时的惨状。汉口日军“将天主堂收容难民掳去妇女作为营妓,壮丁迫作苦工,不从被杀者数百人”。(参见《沦陷中之武汉英日军队官一度会晤难民问题亟待解决特区内由日兵巡逻》,载《申报》1938年10月29日,第5版)
⑧翁北溟:《血债:一年来敌人在浙暴行》,载《胜利》1938年第7期。此文列举了沦陷后的日军的种种暴行,如,收买土匪、经济侵略、奴化教育等。而由汉奸冒充沪上某厂招女工,诱骗浙西贫家女子到上海虹口慰安所的恶行,无以归类,列在“其他”中。
⑨蒋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载《妇女共鸣》1938年第5/6期合刊,第1-3页。
⑩梅兰:《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淇县通讯》,载《群众周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
11比如,《开放慰安所凌光炎重审》,载《申报》1946年11月22日,第6版。
12 H.G.Keith:《日本的营妓》,载《书报精华》1945年第3期,慕白译,第79-80页。
13音乐教育社:《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载《艺文画报》1947年第1卷第11期,第20页。《秋子》于1942年1月31日到2月6日在重庆、成都等地多次演出,引起轰动。学鸢:《歌剧秋子第一次演出》,载《青年音乐》1942年第1期。
14音乐教育社:《战时轰动大后方的歌剧秋子》。
15比如,任重:《南京慰安所里》,载《浙江妇女》1939年第4期,第138-139页;小峰:《慰安所里(湖州城)》,载《巨轮》1939年第3期,第19-20页;王澧泉:《慰安所(独幕剧)》,载《抗战周刊》(广东梅县)1940年第38期,第11-15页。
16《特殊慰安所》,金城译,载《精忠导报》1939年第1卷第2期,第20页。金城翻译了1939年(昭和14年)日军山崎队长占领某村后要求该村维持会徐会长开设“特殊慰安所”的函件。译者在旁加注说明原件是中国军队在通山附近获得的,由此译出是希望国人知道敌人兽行和做顺民之不易,戳穿敌人“王道”、“怀柔”之虚伪。
17这些“慰安妇”仍被中国人称为“营妓”,比如,1946年《申报》的一则本市简讯中,其中一条是“军部队之营妓,已分批遣返。同时韩籍营妓二百三十名,亦於前日返韩”。参见《申报》1946年10月21日,第4版。
18陆中:《大批营妓集中可怜虫》,载《文饭》1946年第5期,第6页。
19驹:《营妓》,载《胜利》1946年第6期,第20页。
20虎癡:《营妓》,载《万象》1946年第3期,第10页。
21陆中:《大批营妓集中可怜虫》。
22《东北门户:收复后的锦州》,载《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7期,第20页。
23最后一次数据库检索时间是2016年3月5日。
24《展开全民性的救国斗争,迫使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22日。
25[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问题的由来》,载苏智良等(编):《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6辛怀时:《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92年7月10日,第1版。
27宫曙光:《苏智良与中国慰安妇的沉重话题》,载《大地》2001年第18期。
28《支持中国受害妇女索赔诉讼》,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6月20日,第4版。
29[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原版序言”,赵金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0比如,《朝批评日解决“慰安妇”问题计划,要求公布真相赔偿受害者》,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4日;《联合国官员听取朝“慰安妇”控诉》,载《宁波日报》1995年7月19日;《朝鲜前“慰安妇”控诉日军暴行联合国官员专程前往调查》,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19日;张国成:《为对“慰安妇”进行赔偿日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20日。
31《海南受害“慰安妇”赴日讨公道》,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china/2001-11/23/content_130978.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
32百度搜索引擎创立于2000年1月,所以,也有可能没有收录2000年之前的数据。
33根据“外交部发言人言论数据库”(2000年—2014年),外交部发言人在2004年(10次)和2005年(8次)的答记者会上,共有18次被问及“慰安妇”问题,其中有三次涉及“中国慰安妇”败诉问题,分别为2004年12月16日、2005年3月22日、2005年3月25日。
34根据《读秀数据库》,2005年有关“慰安妇”共有23次报道,涉及8个省份的19份报纸。除两份报纸是报道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重复性转载),其余都是报道这次败诉。
35《寻找并救助海南最后的慰安妇抢救那一段历史》,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3日;《慰安妇陈金玉:从未有人抚慰晚年贫病交加》,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4日;《海南省发起救助琼崖最后的“慰安妇”》,载《南国都市报》2005年7月15日。
36数据来自《读秀数据库》。《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报道了雷桂英老人的去世(参见《慰安妇第一“活证人抱憾离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
37《“慰安妇”受害者签下维权接力书》,载《新民晚报》2007年7月7日。
38据媒体报道,2007年4月,九旬老人周粉英听儿子读到《扬子晚报》刊登的雷桂英老人去世消息后,向儿子说出了自己曾是“慰安妇”的经历。几天后,老人又从广播中听到中国“慰安妇”日本索赔案败诉的消息,刺激老人站出来向相关机构和媒体公开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的身份。
39《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这一天,不能被忘却》,载《扬州日报》2007年7月8日。
40根据《读秀数据库》统计。
41《中国也该禁用“慰安妇”这个词了》,载《京江晚报》2012年7月16日。
42《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首发——首次以“性奴隶”指称慰安妇》,载《京江晚报》2012年12月7日,第A18版;《慰安妇实为“性奴隶”》,载《汕头特区晚报》2012年12月7日,第3版。
43《盘点2012年全国各地反日流行理性抗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9_15_172574.shtml,2015年12月31日访问。
44根据《读秀数据库》,2012年1月—6月,涉“慰安妇”的报道量只有114篇,7月计111篇,8月骤升为410篇,9月计174篇,10月计120篇,11月计82篇。
45祈乐纛:《否认“慰安妇”无异于再次加害》,载《京华时报》2012年8月29日,第2版:《浔阳晚报》(2012年8月30日)转载。
46典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最年长“慰安妇”20年对日索赔无果黯然辞世》(载《北京青年报》2012年10月13日,第A8版);《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抱憾辞世》(载《山西日报》2012年10月18日,第A1版);《大愿成遗恨何以慰平生——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的生命足迹》(载《太原晚报》2012年10月16日,第8版)。
47《最高龄慰安妇病逝》,载《新民晚报》2012年11月7日,第A16版。
48徐补生:《慰安妇刊物昭告历史》,载《山西日报》2012年9月4日,第C1版。
49《钓鱼岛争端2014年大事记》,新华网(日本频道),http://japan.xinhuanet.com/2014-12/30/c_133873523.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
50我们利用“外交部发言人言论数据库”(2000年—2014年),以“慰安妇”为关键词检索,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答记者会中一共50次涉及“慰安妇”问题:2014年17次:2013年3次:2012年2次:2010年1次:2007年7次;2005年8次:2004年10次:2001年1次,2000年1次。利用《人民数据库》检索,2015年1月1日—11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一共提到5次慰安妇问题。2014年无疑是频率最高的一年,且集中在该年的1月—2月和6月。
51 2014年2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1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
52 2014年1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5年4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
53“国家公祭网”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华网共同筹办,包含中、英、日三种文字版本,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网址http://www.cngongji.cn/。
54李明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载《求是》2014年第18期。
5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开始分批出版》,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7195.htm,2015年12月31日访问。《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桂林日报》等都报道了该条消息。这项调研工程始于2004年10月,历时10年,先后共计有60万人参与,主要查阅各种档案文献、收集当年的报刊资料、走访历史亲历者和知情人。作为国家工程,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调查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工作从省、市、县一直深入到乡镇甚至村一级。专题卷中也包括了“慰安妇”的调查。
56《山西:慰安妇陆续抱憾离世,叮嘱后人要讨还公道》,载《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9月18日,第5版。
57 2014年的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抗战胜利定位为中华民族摆脱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企图、重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开辟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参见《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58[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7页。
59[日]小浜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省孟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葛涛译,载《史林》2006年第3期。
60[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50-58页。
61中共山西省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西省阳泉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转引自[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310页。
62[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53页。
63同上,第40页。
64同上,第5页。
65任宜:《敌寇暴行录》,载《每周导报》1938年第1卷第9期,第11-12页。
66[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92-194页。
67[日]石田米子:《关于日军性暴力的记忆·记录·记述——来自山西省的战场性暴力调查》,载[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86-187页。
68在中国,最著名故事是广西籍的韦绍兰及其儿子罗善学。罗善学被称为“鬼子后人”、“日本崽”。罗终身未娶。
69战争期间,关在炮台的南二仆曾生过一孩子,孩子没能活长久。战后因担心八路军处罚她,逃亡过一段日子,后返回村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作为“与日本鬼子一起生活过的反革命分子”,她被收监三年,刑满释放后与人结婚。结婚之后,依然作为“五类分子”处于监视之下。弟弟也因为“姐姐是给日本鬼子提供服务的反革命”而受歧视,终身未能娶妻。参见杨宝贵、南检成证言,载[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64-67页。
70 1986年美籍日裔人士川岛洋子·沃特金斯(Yoko Kawashima Watkins)的自传体小说So Far from the Bamboo Grove在美国出版,并被作为美国的教材。该书讲述了日本战败时,生活在朝鲜的日本少女Yoko和母亲及姐姐在返日途中遭遇的苦难,其中包括母亲为保护女儿而被韩军强奸的故事。2007年Yoko的故事作为教材之事传入韩国,引发了韩国及韩裔美国人的抗议。任文分析了围绕这场抗议中存在的“韩国受害者、日本加害者”的二元结构,以及韩国民族记忆中的记忆/忘却机制。参见任佑卿:《记忆之战:全球化时代民族记忆的破裂、缝合及其性别》,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08年第6期。
71据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八路军女战俘被抓获后,先由情报部门进行审讯,然后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据说被送往朝鲜日本慰安妇不会达及的偏僻荒凉的最前线。因为害怕她们的反抗,特别是害怕受过教育的八路军女兵进行谋报工作,她们不会被送到一般慰安所(参见日朝协会崎玉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管宁译,转引自何吉、管宁:《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第37-51页)。1938年徐州战役后,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至森林地带建立慰安所(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这是国内的“慰安妇”类型研究中广为引用的两则材料。
72抗战女战士所遭受性暴力的性质不同于被强征的“慰安妇”。前者,性暴力无疑是一种酷刑,是专门针对女性反抗者的刑罚;后者,在前线村庄中虽有恐吓和压制中国村民反抗的这部分功能,但主要是为满足日军自己的性需要肆意而为的强权。所以,本文把抗战女战士所遭到的性暴力称为“性酷刑”。
73任佑卿:《记忆之战:全球化时代民族记忆的破裂、缝合及其性别》。
74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区分了事实(fact)与现实(reality)。“现实”是指从特定角度出发的问题意识重新建构的历史。参见[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75蒲晓旭:《“鬼子”后人感恩中国养父》,载《法制晚报》2015年7月9日。
76[日]小浜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省孟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
77[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195-196页。
78上野千鹤子提出了一个严肃和尖锐的问题:法西斯国家需要反思战争,那么,为了“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正义”战争而战斗的联合国就不需要反思吗?战败国的战争犯罪受到裁决,而战胜国的战争犯罪从未受到审判是否也应该成为反思的对象?参见[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262页。
79中文研究中,也有对日本女性在战时协力问题进行反思。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立祥、韩立娟:《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80大滨庆子:《透视日本的“新女性主义”》,载《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16日,第3版。
81[日]上野千鹤子:《“记忆”的政治学》,载[日]秋子洋子、加纳实纪代:《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252-253页。
82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完全同一,而是一种藕合的接连关系。任佑卿分析了抵抗民族主义、亲日协作、中日两个帝国主义三种女性的民族/国家想象以及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参见任佑卿:《殖民地女性与民族/国家想像》,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05年总第58期。
83陈丽菲:《我是一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的访谈史料整理》,载《史林》2010年增刊;《慰安妇第一“活证人”抱憾离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