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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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费孝通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虽然2009年举办了一场世界性学术盛会,但是,学科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因理论创新不足,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学术突破。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标志着"结构—功能论"正在从古典研究范式发展成为新古典研究范式,而且导致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变。通过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两个新概念,进一步夯实了"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人类学民族学正在形成的新型研究范式——"社会结构转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学术接轨,有利于更好地叙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追求。
Since Fei Xiaotong passed away in 2005,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seemed to enter an era without academic master.Although the IUAES World Congress was held in China in 2009,the two discipline have faced the serious theoretical crisis in the recent years.Due to the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obvious academic breakthrough has not happened.From Fei Xiaotong's "pattern of differential sequence"to Li Peilin's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it not only mark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 function theory from classic paradigm to new classic paradigm,but also forced the transit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paradigm.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marketization,and think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two innovative concepts "umbrella society"and "beehive society"to reinforce the paradigm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as a new paradigm is both a local paradigm and a global one.It is propitiou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better than before,and makes up for Chinese theory and school,which helps Chinese scholars have both path and theoretical confidence.
Since Fei Xiaotong passed away in 2005,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seemed to enter an era without academic master.Although the IUAES World Congress was held in China in 2009,the two discipline have faced the serious theoretical crisis in the recent years.Due to the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obvious academic breakthrough has not happened.From Fei Xiaotong's "pattern of differential sequence"to Li Peilin's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it not only mark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 function theory from classic paradigm to new classic paradigm,but also forced the transit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paradigm.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marketization,and think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two innovative concepts "umbrella society"and "beehive society"to reinforce the paradigm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as a new paradigm is both a local paradigm and a global one.It is propitiou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better than before,and makes up for Chinese theory and school,which helps Chinese scholars have both path and theoretical confidence.
引文
1 1970年代出生的第七代学人,年轻有为,个别人在这次世界大会上显示出了“未来之星”的潜质;1980年代出生的第八代学子,作为一个庞大的研究生群体,构成了这次世界大课堂里的“忠实学生”。
2张继焦:《从第16届世界大会,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收入黄忠彩、张继焦主编:《世界的盛会丰硕的成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最新学术成果概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12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初版本1948年版,第22-30页。
4(日)中根千枝著,陈成译,东尔校:《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67年版。
5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6此论点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1)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2)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
7此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8 Victor Nee,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
9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10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1 Oi,Jean.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 45(1);1995,“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China Quarterly,144;1998,“The Evolu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in Andrew Walder,(eds.),Zouping in Transition: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Local State Corporatism.”in Jean C.Oi,(eds.),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Walder,Andrew.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268-269.
13 Lin,Nan.1995,“Local Market Socialism;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Theory and Society 24(3).
14参阅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社会学研究》1995第6期;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15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6页。
16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17参阅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范可:《“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8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0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8页;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21 2015年6月笔者亲自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肖瑛(《社会》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了解当前社会学理论动向时得知。比如,近些年,历史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的成果比较多,学术影响也较大。
22“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著名科学史大师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进“范式”这个概念。后来,他又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对它作了许多发挥,侧重于把“范式”和“常规科学”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此书中。参阅Kuhn,Thomas Sammual,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st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 1994-1997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所长的陆学艺老师曾对我们同一届的五位博士生(陈光金、龚维斌、陈阿江、陈昕、张继焦等)说过: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翻译、介绍、学习西方理论(1980年代),第二步是吸收、模仿西方理论(到1990年代上半叶),第三步是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从1995年开始)。现在(1996年),我们已经走了两步半了,即将形成自己的理论。
24 2011年11月,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全球化/地方化中的文化传承”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受邀从多伦多来到大阪参会,提交了题目为《“老字号”企业---中国企业都“富不过三代”吗?》的论文。在宣读论文之后,渡边欣雄在评议之后,向笔者提问:“研究中国的老字号企业,您为何采用的是欧美企业研究的理论和学术词汇?您能不能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术语分析中国的老字号?”一年之后(2012年11月),我再度来到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中国的社会与民族”的会议,参会论文为《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两家企业的比较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还是未能提出中国本土的概念。又过了一年,到2013年11月,我单位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交流,移师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召开的“中日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目为《伞型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新概念》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伞型社会”的概念。
25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26此观点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阅Walder,Andrew.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268-269.
27商灏:《水皮对话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华夏时报》2015年2月1日。
28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29信息来源: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新华网记者孙铁翔采集。
30信息来源:2015年10月26日中国个体私营劳动者协会对外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新华网记者高敬采集。
31陈伯君:《“权贵经济”从何而来》,《人民论坛》2010年9月刊(总第303期);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32张继焦:《中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比较分析---略谈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张继焦:《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四种趋势》,《民族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张继焦:《人类学在第三世界》,《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33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34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5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创新》2015年第2期。
36人类学的第一次革命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第二次革命是对农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革命是对都市社会的研究(都市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是对现代各类企业的研究(企业人类学)。1989年开始至今26年时间里,我参加了1970年代起源于欧美的第三次革命(都市人类学);2009年开始,我正在带领一些国内外同行,开展了第四次革命(企业人类学)。
37 Freedman,Maurice.1963,“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4.1:1~19;Skinner,G.William.(ed.),1979,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417-419.
38参阅渠敬东:《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据2006年11月4日至5日在广州帽峰山举办“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上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会议录音整理,后经重新删节编排而成),《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39参阅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3日。
40参阅张维为:《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观察者网2016年3月4日。
41凯里调研组成员,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三位同志、本院社会学所一位博士生之外,还邀请了贵州省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外单位学者参与。
42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张继焦:《从第16届世界大会,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收入黄忠彩、张继焦主编:《世界的盛会丰硕的成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最新学术成果概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12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初版本1948年版,第22-30页。
4(日)中根千枝著,陈成译,东尔校:《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67年版。
5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6此论点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1)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2)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
7此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8 Victor Nee,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
9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10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1 Oi,Jean.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 45(1);1995,“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China Quarterly,144;1998,“The Evolu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in Andrew Walder,(eds.),Zouping in Transition: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Local State Corporatism.”in Jean C.Oi,(eds.),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Walder,Andrew.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268-269.
13 Lin,Nan.1995,“Local Market Socialism;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Theory and Society 24(3).
14参阅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社会学研究》1995第6期;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15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6页。
16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17参阅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范可:《“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8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0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8页;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21 2015年6月笔者亲自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肖瑛(《社会》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了解当前社会学理论动向时得知。比如,近些年,历史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的成果比较多,学术影响也较大。
22“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著名科学史大师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进“范式”这个概念。后来,他又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对它作了许多发挥,侧重于把“范式”和“常规科学”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此书中。参阅Kuhn,Thomas Sammual,1962,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st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 1994-1997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所长的陆学艺老师曾对我们同一届的五位博士生(陈光金、龚维斌、陈阿江、陈昕、张继焦等)说过: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翻译、介绍、学习西方理论(1980年代),第二步是吸收、模仿西方理论(到1990年代上半叶),第三步是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从1995年开始)。现在(1996年),我们已经走了两步半了,即将形成自己的理论。
24 2011年11月,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全球化/地方化中的文化传承”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受邀从多伦多来到大阪参会,提交了题目为《“老字号”企业---中国企业都“富不过三代”吗?》的论文。在宣读论文之后,渡边欣雄在评议之后,向笔者提问:“研究中国的老字号企业,您为何采用的是欧美企业研究的理论和学术词汇?您能不能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术语分析中国的老字号?”一年之后(2012年11月),我再度来到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中国的社会与民族”的会议,参会论文为《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两家企业的比较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还是未能提出中国本土的概念。又过了一年,到2013年11月,我单位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交流,移师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召开的“中日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目为《伞型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新概念》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伞型社会”的概念。
25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26此观点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阅Walder,Andrew.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268-269.
27商灏:《水皮对话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华夏时报》2015年2月1日。
28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29信息来源: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新华网记者孙铁翔采集。
30信息来源:2015年10月26日中国个体私营劳动者协会对外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新华网记者高敬采集。
31陈伯君:《“权贵经济”从何而来》,《人民论坛》2010年9月刊(总第303期);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32张继焦:《中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比较分析---略谈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张继焦:《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四种趋势》,《民族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张继焦:《人类学在第三世界》,《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33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34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5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创新》2015年第2期。
36人类学的第一次革命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第二次革命是对农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革命是对都市社会的研究(都市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是对现代各类企业的研究(企业人类学)。1989年开始至今26年时间里,我参加了1970年代起源于欧美的第三次革命(都市人类学);2009年开始,我正在带领一些国内外同行,开展了第四次革命(企业人类学)。
37 Freedman,Maurice.1963,“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4.1:1~19;Skinner,G.William.(ed.),1979,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417-419.
38参阅渠敬东:《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据2006年11月4日至5日在广州帽峰山举办“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上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会议录音整理,后经重新删节编排而成),《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39参阅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3日。
40参阅张维为:《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观察者网2016年3月4日。
41凯里调研组成员,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三位同志、本院社会学所一位博士生之外,还邀请了贵州省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外单位学者参与。
42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