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管”到“统合”:1644-1951年四川牛华溪区划变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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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华溪是因盐业开发而兴起的共管市镇。民国时期牛华溪爆发了长达17年的区划纠纷案,最终引发了自身及犍乐盐区的区划变动。通过把区划变动的全过程还原于历史脉络,发现区划变动并不只是简单的政策导向或利益之争,而有其复杂的内生过程。牛华溪从"共管"走向"统合"的根本动力,是基于市镇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内生性整合力。这种整合力把分属两县的市镇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地域共同体,从而不断推动"统合"的进程。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为牛华溪重构自身所属区划提供了首次契机。民国初年的销岸之争,是地方精英正式提出并归诉求的直接原因。由于"盐区设治"更加符合各方利益,牛华溪并归问题最终被纳入到五通桥方案中而得以解决。
Niu Huaxi is a co-managed market town(共管市镇) that has become prosperous due to its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re existed some disputes over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Niu Huaxi, which had lasted for 17 years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itself and the Qianle Salt Region(犍乐盐区). By examining the whole situ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not only policy-orientated or interests-orientated,but also in complex endogenous processe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Niu Huaxi's progress from "co-management" to "integr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endogenous integration power gene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own itself, which finally turned the towns of the two counties into a solid regional community, and thereb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olicy of local autono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vided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Niu Huaxi to reconstruct his ow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dispute over salt market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as a direct cause of the formal proposal of the local elites about the consolidation of Niu Huaxi. As the program of setting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salt region(盐区设治)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e problem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Niu Huaxiwas finally solved by the Wutongqiao plan.
Niu Huaxi is a co-managed market town(共管市镇) that has become prosperous due to its development of the salt industr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re existed some disputes over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Niu Huaxi, which had lasted for 17 years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itself and the Qianle Salt Region(犍乐盐区). By examining the whole situ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not only policy-orientated or interests-orientated,but also in complex endogenous processe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Niu Huaxi's progress from "co-management" to "integr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endogenous integration power gene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own itself, which finally turned the towns of the two counties into a solid regional community, and thereb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olicy of local autono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vided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Niu Huaxi to reconstruct his ow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dispute over salt market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as a direct cause of the formal proposal of the local elites about the consolidation of Niu Huaxi. As the program of setting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salt region(盐区设治)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e problem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Niu Huaxiwas finally solved by the Wutongqiao plan.
引文
①例如徐建平:《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徐建平:《从界限到界线:湖滩开发与省界成型——以丹阳湖为例》,《史林》2008年第3期;胡英泽:《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9-220页。
②就笔者所见,学界对市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论文十分少见。温二强还原了民国时期黄牛铺归属纠纷的具体过程,参见温二强:《政区调整与地方表达——以陕西黄牛铺归属之争为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吴滔考察了章练塘的演变问题,但考察时段止于清末,对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全过程缺乏探讨。参见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王曙宁以个案入手,研究了江南共管市镇的起源与空间生长问题,并分类统计了江南共管市镇的数量,但未讨论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问题。参见王曙宁:《明清江南的政区边界与空间生长》,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张乐峰从城市化的角度研究了诸翟镇的归属问题,参见张乐峰:《城市化与近代以来诸翟镇的归属纷争》,《史林》2017年第6期。
(1)又名“油花溪”“流花溪”,名称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明代当地人每年“人日”以油洒水观其纹,以占丰歉,“油花”之名由此而来。另一说,有浮油于溪中,常见油花,故此名。参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录》,1985年,第85页。
(2)云华乡建立之前,上场属于乐山凌云(乡)镇,本文称“乐属牛华溪”。牛华镇建立之前,下场在清代属中新里上清流乡,民国初年属牛华乡,本文称“犍属牛华溪”。1936年,牛华镇有3272户,18800余口。云华乡有4464户,22617口。牛华溪场有街道二十一条,大部分街道属于牛华镇。参见《乐犍牛华溪合区理由比较表》,1936年5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1991年,牛华溪街市面积有1.49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17701人。参见四川省五通桥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五通桥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51页。
(3)具体的纠纷过程,笔者将依据四川省档案馆、乐山市档案馆、犍为县档案馆藏相关文件,整理研究之后,另文呈现。
(4)“乐山井灶,秦代即有之,明代仅王村、马踏井一带产盐,且均小井,出盐无多也。清初始于牛华溪、沙湾等处开辟大井,其后逐年推广,遂东及于河儿坎,南至鲁公桥,北至青衣坝。周围约及百里,井灶散处,棋布星罗,遂为川盐之次等大厂。”民国《四川盐政史》卷2《场产》,《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45册,(北京)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2008年,第21996-21997页。
(5)乾隆《犍为县志》卷3《秩官志·盐场大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6)《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92,雍正八年三月戊子,《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230页。
(7)牛华溪巡检署为雍正九年(1731)“巡检徐谦领币所修”(嘉庆《犍为县志》卷3《建置志·公署》,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徐谦“先任巡检,后为盐场大使”(乾隆《犍为县志》卷3《秩官志·盐场大使》,第127页)。照此看来,盐场大使承袭了巡检兼理盐务之职,牛华溪盐业也应开发于雍正八年之前。
(8)民国《四川盐政史》卷1《通论·前代盐政之概要》,第21905-21906页。
(9)[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10)民国三年(1914)盐场知事主持盐政,将“盐厂”改名为“盐场”。但在诸多民国文献中,仍将两者混用。为行文简洁,本文使用“盐厂”一词(引用文献除外)。乐山盐厂与犍为盐厂简称为“乐厂”“犍厂”。
(11)《四川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录》,第85页。
(12)[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13)“牛华溪,濒江,明时设界乐犍之间,距城南二十里。”民国《乐山县志》卷1《方舆志·场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7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675页。
(14)乾隆《犍为县志》卷2《建设志·市集》,第93页。
(15)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招灶民洪国柱等,谕以开井增课”,“至康熙五十七年,陆续新增盐井二百四十八眼”(乾隆《犍为县志》卷6《赋役志》,第328页)。乾隆十四年(1749)新招灶民杨一贡等开井,至五十一年(1786)时“新增盐井一千一百二十二眼”,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新招灶民黄表顺等开井(嘉庆《犍为县志》卷4《食货志·盐法》)。
(16)本文所论牛华溪移民,是指除原牛华溪本地村民以外的所有迁民,并非单指省外移民。
(17)[清]刘应蕃:《油华溪即事诗》,民国《乐山县志》卷3《方舆志·区域》,第713页。
(18)《乐犍牛华溪合区理由比较表》,1936年5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19)乾隆《犍为县志》卷2《建置志·乡甲》,第88页。
(20)吴楚宫“两重两厢有戏台”,南华宫会期二月初八。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01-103页。
(21)川主庙建于雍正时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嘉庆十四年(1809)重修。[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2)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8页。四川籍首人称“乡约”,其他省籍的首人称“客长”,一般连称为“约客”。
(23)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9页。
(24)[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5)[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6)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27)柯愈文:《大蜡会与乐山盐场工人运动》,《乐山市志资料》1983年第2期,第34-37页。
(28)牛华溪城隍庙方志未载,修建时间不详。地处花溪沟畔文昌宫旁,正处在上、下两场的分界处。
(29)牛华溪庙会情况,参见易志隆:《千年盐城五通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15-316页。
(30)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9页。
(31)民国时期教育实行分区制。分属两县的牛华溪作为学区中心,成立了“犍为县教育第十八区”,并在此设有学务委员会办事处。参见民国《犍为县志》卷7《文事志·清末及现代之学务》,第280页。此外,1940年,乐厂排除犍厂而单独开办了震华中学。联合小学、教育十八区及震华中学的例子,印证了牛华溪已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32)民国《四川盐政史》卷1《通论》,第21912页。
(33)《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拟具意见提付讨论》,1943年11月4日,犍为县档案馆藏,民国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14-11-454。
(34)本文所论“地方精英”是指,牛华溪的士绅、商团头目及下级官员等,他们往往有盐业家族背景,并且常兼具多重身份。
(35)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22-43页。《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续一),《乐山市志资料》1982第1期,第12-18页。《犍乐盐厂吴景让堂的兴衰史》(续完),《乐山市志资料》1982第2期,第6-15页。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10月13日笔者考察五通桥时,方志办胡正荣先生告知,张端甫曾在吴子春手下工作,其职务相当于“管家”一类,此说法在《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22页)中得到印证。因此,张端甫所记吴氏家族基本史实应较为可信。
(36)清末,牛华溪家族及宗祠的出现应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牛华溪以前多有聚族而居者,常称呼“某某院子”,笔者曾探寻过胡家院子、林家院子、白家院子、柯家院子等。山田贤在其论著中详细阐明过四川移民社会从同乡集团转为同族集团的过程,有势力的宗族开始结成新的社会关系。参见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5-60页。另外,有学者认为,盐业家族祠堂是集结商业资产,进行多种经营的商业组织,也是保证商业财产一体化和连续性的重要工具。参见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119页。吴景让堂经营的行业与管理系统,参见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42-43页。
(37)《为据转犍乐牛华溪公民代表戴少卿等以牛华溪面积错突花飞遵据先令法令恳请规划完整以一政权而除积弊一案祈核转示遵由》,1942年5月25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38)《牛华溪许家乡磨池乡等处查勘县界情形》,1942年7月17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39)总政编查馆编:《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商务印书馆,1911年,第1页。
(40)《呈为筹设合区请愿团以谋整理而符名实仰祈鉴核事》,1936年3月,犍为县档案馆藏,民国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14-8-531。
(41)清代嘉定府署及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均驻乐山县,乐山县是雍正十二年(1734)嘉定州升府之后所设的附郭县。
(42)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城镇乡自治会》,第160页。
(43)“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1页。
(44)《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1页。
(45)民国《乐山县志》卷7《经制志·盐税》,第805页。
(46)这里的“旧法”,是指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改革盐制所实行的“分厂分岸,由官运输,岸商承销之法”。民国《犍为县志》卷11《经济志·盐业》,第359页。
(47)乐厂销岸的“府”是指府河计岸,“南”是指南河计岸,“雅”是指雅河计岸。犍厂销岸的“滇”是指滇边边岸和计岸,“永”是指永边边岸和计岸,“涪”是指涪边边岸和计岸,“万”“巫”是指万县、巫山计岸。两厂具体行销范围可参见《四川盐政史》卷5《销岸》,第22657-22703页。
(48)民国《乐山县志》卷7《经制志·盐税》,第806页。
(49)《五通桥区志》,第254页。
(50)柯愈文:《乐山盐场修晏公祠始末》,《五通桥文史资料》1990年第4辑,第52页。
(51)《照抄民国十五年八月盐务署指令四川盐运使公署犍盐运乐会拟解决办法详加查核尚属可行应准照办文一件》,1942年7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52)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续一),《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13页。
(53)《牛华溪场市与盐务关系之说明》,1942年6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54)张端甫:《帝国主义在盐务系统的罪行》,《乐山市志资料》1984年第3-4期,第273页。
(55)《五通桥区志》,第255页。
(56)张端甫:《帝国主义在盐务系统的罪行》,《乐山市志资料》1984年第3-4期,第273页。
(57)《牛华溪场市与盐务关系之说明》,1942年6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58)《牛华溪许家乡磨池乡等处查勘县界情形》,1942年7月17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59)《为呈复遵令查勘牛华镇地界宜予调整并遵拟调整三种赍请核定示遵由》,1943年6月8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60)《为犍乐盐区情形特殊工商发达条举事实协请仿北碚先例设立五通桥管理局以资治理由》,1943年6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61)《四川省第五行政区犍乐盐区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呈》,1943年6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62)《为据犍为旅省同乡会及本县临参会□电请转呈制止五通桥设局分治一案》,1944年1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63)《关于成立桥溪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设置五通桥管理局纪事》,《乐山县历代文集》(内部资料),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印,1990年,第313页。
(64)五通桥市属县级市,隶属川南行政区乐山专区。1951年,仅辖五通镇、牛华镇等4镇和24乡。《五通桥区志》,第61-69页。
(65)《五通桥区志》,第55页。
(66)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次年,又颁布《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随着这两份法令的颁布,全国开始兴起区划调整的“风潮”。从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档案来看,民国四川省政府主动且全面推行整理地方区划的政策是在1940年,各地政府及地方精英响应积极。1942年,四川省政府还拟具了《四川省各县共管场镇调整办法十条》,抄发各区署实施。可见,即使没有销岸之争,牛华溪精英也会借助整理区划的政策,提出合并诉求。
(67)1944年至1947年间,五通桥、竹根滩、牛华溪等乡镇曾举行过民众投票,一致赞成五通桥升格行政级别。参见《千年盐城五通桥》,第14页。
(3)文中“统合”一词是指共管市镇在经济、文化上被整合为地域共同体后,反映在政治上的统一,最终表现为共管市镇在行政区划上的合并。
②就笔者所见,学界对市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论文十分少见。温二强还原了民国时期黄牛铺归属纠纷的具体过程,参见温二强:《政区调整与地方表达——以陕西黄牛铺归属之争为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吴滔考察了章练塘的演变问题,但考察时段止于清末,对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全过程缺乏探讨。参见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王曙宁以个案入手,研究了江南共管市镇的起源与空间生长问题,并分类统计了江南共管市镇的数量,但未讨论共管市镇区划变动的问题。参见王曙宁:《明清江南的政区边界与空间生长》,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张乐峰从城市化的角度研究了诸翟镇的归属问题,参见张乐峰:《城市化与近代以来诸翟镇的归属纷争》,《史林》2017年第6期。
(1)又名“油花溪”“流花溪”,名称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明代当地人每年“人日”以油洒水观其纹,以占丰歉,“油花”之名由此而来。另一说,有浮油于溪中,常见油花,故此名。参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录》,1985年,第85页。
(2)云华乡建立之前,上场属于乐山凌云(乡)镇,本文称“乐属牛华溪”。牛华镇建立之前,下场在清代属中新里上清流乡,民国初年属牛华乡,本文称“犍属牛华溪”。1936年,牛华镇有3272户,18800余口。云华乡有4464户,22617口。牛华溪场有街道二十一条,大部分街道属于牛华镇。参见《乐犍牛华溪合区理由比较表》,1936年5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1991年,牛华溪街市面积有1.49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17701人。参见四川省五通桥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五通桥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51页。
(3)具体的纠纷过程,笔者将依据四川省档案馆、乐山市档案馆、犍为县档案馆藏相关文件,整理研究之后,另文呈现。
(4)“乐山井灶,秦代即有之,明代仅王村、马踏井一带产盐,且均小井,出盐无多也。清初始于牛华溪、沙湾等处开辟大井,其后逐年推广,遂东及于河儿坎,南至鲁公桥,北至青衣坝。周围约及百里,井灶散处,棋布星罗,遂为川盐之次等大厂。”民国《四川盐政史》卷2《场产》,《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45册,(北京)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2008年,第21996-21997页。
(5)乾隆《犍为县志》卷3《秩官志·盐场大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6)《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92,雍正八年三月戊子,《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230页。
(7)牛华溪巡检署为雍正九年(1731)“巡检徐谦领币所修”(嘉庆《犍为县志》卷3《建置志·公署》,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徐谦“先任巡检,后为盐场大使”(乾隆《犍为县志》卷3《秩官志·盐场大使》,第127页)。照此看来,盐场大使承袭了巡检兼理盐务之职,牛华溪盐业也应开发于雍正八年之前。
(8)民国《四川盐政史》卷1《通论·前代盐政之概要》,第21905-21906页。
(9)[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10)民国三年(1914)盐场知事主持盐政,将“盐厂”改名为“盐场”。但在诸多民国文献中,仍将两者混用。为行文简洁,本文使用“盐厂”一词(引用文献除外)。乐山盐厂与犍为盐厂简称为“乐厂”“犍厂”。
(11)《四川省乐山地区乐山市地名录》,第85页。
(12)[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13)“牛华溪,濒江,明时设界乐犍之间,距城南二十里。”民国《乐山县志》卷1《方舆志·场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7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675页。
(14)乾隆《犍为县志》卷2《建设志·市集》,第93页。
(15)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招灶民洪国柱等,谕以开井增课”,“至康熙五十七年,陆续新增盐井二百四十八眼”(乾隆《犍为县志》卷6《赋役志》,第328页)。乾隆十四年(1749)新招灶民杨一贡等开井,至五十一年(1786)时“新增盐井一千一百二十二眼”,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新招灶民黄表顺等开井(嘉庆《犍为县志》卷4《食货志·盐法》)。
(16)本文所论牛华溪移民,是指除原牛华溪本地村民以外的所有迁民,并非单指省外移民。
(17)[清]刘应蕃:《油华溪即事诗》,民国《乐山县志》卷3《方舆志·区域》,第713页。
(18)《乐犍牛华溪合区理由比较表》,1936年5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19)乾隆《犍为县志》卷2《建置志·乡甲》,第88页。
(20)吴楚宫“两重两厢有戏台”,南华宫会期二月初八。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01-103页。
(21)川主庙建于雍正时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嘉庆十四年(1809)重修。[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2)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8页。四川籍首人称“乡约”,其他省籍的首人称“客长”,一般连称为“约客”。
(23)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9页。
(24)[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5)[清]顾玉栋:《重修牛华溪川主庙记》,嘉庆《犍为县志》卷9《艺文志》。
(26)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27)柯愈文:《大蜡会与乐山盐场工人运动》,《乐山市志资料》1983年第2期,第34-37页。
(28)牛华溪城隍庙方志未载,修建时间不详。地处花溪沟畔文昌宫旁,正处在上、下两场的分界处。
(29)牛华溪庙会情况,参见易志隆:《千年盐城五通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15-316页。
(30)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地方团体》,第159页。
(31)民国时期教育实行分区制。分属两县的牛华溪作为学区中心,成立了“犍为县教育第十八区”,并在此设有学务委员会办事处。参见民国《犍为县志》卷7《文事志·清末及现代之学务》,第280页。此外,1940年,乐厂排除犍厂而单独开办了震华中学。联合小学、教育十八区及震华中学的例子,印证了牛华溪已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32)民国《四川盐政史》卷1《通论》,第21912页。
(33)《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拟具意见提付讨论》,1943年11月4日,犍为县档案馆藏,民国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14-11-454。
(34)本文所论“地方精英”是指,牛华溪的士绅、商团头目及下级官员等,他们往往有盐业家族背景,并且常兼具多重身份。
(35)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22-43页。《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续一),《乐山市志资料》1982第1期,第12-18页。《犍乐盐厂吴景让堂的兴衰史》(续完),《乐山市志资料》1982第2期,第6-15页。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10月13日笔者考察五通桥时,方志办胡正荣先生告知,张端甫曾在吴子春手下工作,其职务相当于“管家”一类,此说法在《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22页)中得到印证。因此,张端甫所记吴氏家族基本史实应较为可信。
(36)清末,牛华溪家族及宗祠的出现应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牛华溪以前多有聚族而居者,常称呼“某某院子”,笔者曾探寻过胡家院子、林家院子、白家院子、柯家院子等。山田贤在其论著中详细阐明过四川移民社会从同乡集团转为同族集团的过程,有势力的宗族开始结成新的社会关系。参见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5-60页。另外,有学者认为,盐业家族祠堂是集结商业资产,进行多种经营的商业组织,也是保证商业财产一体化和连续性的重要工具。参见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119页。吴景让堂经营的行业与管理系统,参见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42-43页。
(37)《为据转犍乐牛华溪公民代表戴少卿等以牛华溪面积错突花飞遵据先令法令恳请规划完整以一政权而除积弊一案祈核转示遵由》,1942年5月25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38)《牛华溪许家乡磨池乡等处查勘县界情形》,1942年7月17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39)总政编查馆编:《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商务印书馆,1911年,第1页。
(40)《呈为筹设合区请愿团以谋整理而符名实仰祈鉴核事》,1936年3月,犍为县档案馆藏,民国犍为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14-8-531。
(41)清代嘉定府署及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均驻乐山县,乐山县是雍正十二年(1734)嘉定州升府之后所设的附郭县。
(42)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城镇乡自治会》,第160页。
(43)“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1页。
(44)《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1页。
(45)民国《乐山县志》卷7《经制志·盐税》,第805页。
(46)这里的“旧法”,是指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改革盐制所实行的“分厂分岸,由官运输,岸商承销之法”。民国《犍为县志》卷11《经济志·盐业》,第359页。
(47)乐厂销岸的“府”是指府河计岸,“南”是指南河计岸,“雅”是指雅河计岸。犍厂销岸的“滇”是指滇边边岸和计岸,“永”是指永边边岸和计岸,“涪”是指涪边边岸和计岸,“万”“巫”是指万县、巫山计岸。两厂具体行销范围可参见《四川盐政史》卷5《销岸》,第22657-22703页。
(48)民国《乐山县志》卷7《经制志·盐税》,第806页。
(49)《五通桥区志》,第254页。
(50)柯愈文:《乐山盐场修晏公祠始末》,《五通桥文史资料》1990年第4辑,第52页。
(51)《照抄民国十五年八月盐务署指令四川盐运使公署犍盐运乐会拟解决办法详加查核尚属可行应准照办文一件》,1942年7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52)张端甫:《犍乐盐场首富吴景让堂兴衰史》(续一),《乐山市志资料》1981第1期,第13页。
(53)《牛华溪场市与盐务关系之说明》,1942年6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54)张端甫:《帝国主义在盐务系统的罪行》,《乐山市志资料》1984年第3-4期,第273页。
(55)《五通桥区志》,第255页。
(56)张端甫:《帝国主义在盐务系统的罪行》,《乐山市志资料》1984年第3-4期,第273页。
(57)《牛华溪场市与盐务关系之说明》,1942年6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58)《牛华溪许家乡磨池乡等处查勘县界情形》,1942年7月17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59)《为呈复遵令查勘牛华镇地界宜予调整并遵拟调整三种赍请核定示遵由》,1943年6月8日,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001-01-824。
(60)《为犍乐盐区情形特殊工商发达条举事实协请仿北碚先例设立五通桥管理局以资治理由》,1943年6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61)《四川省第五行政区犍乐盐区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呈》,1943年6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2。
(62)《为据犍为旅省同乡会及本县临参会□电请转呈制止五通桥设局分治一案》,1944年1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054-03-8393。
(63)《关于成立桥溪地方自治设计委员会设置五通桥管理局纪事》,《乐山县历代文集》(内部资料),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印,1990年,第313页。
(64)五通桥市属县级市,隶属川南行政区乐山专区。1951年,仅辖五通镇、牛华镇等4镇和24乡。《五通桥区志》,第61-69页。
(65)《五通桥区志》,第55页。
(66)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次年,又颁布《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随着这两份法令的颁布,全国开始兴起区划调整的“风潮”。从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档案来看,民国四川省政府主动且全面推行整理地方区划的政策是在1940年,各地政府及地方精英响应积极。1942年,四川省政府还拟具了《四川省各县共管场镇调整办法十条》,抄发各区署实施。可见,即使没有销岸之争,牛华溪精英也会借助整理区划的政策,提出合并诉求。
(67)1944年至1947年间,五通桥、竹根滩、牛华溪等乡镇曾举行过民众投票,一致赞成五通桥升格行政级别。参见《千年盐城五通桥》,第14页。
(3)文中“统合”一词是指共管市镇在经济、文化上被整合为地域共同体后,反映在政治上的统一,最终表现为共管市镇在行政区划上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