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异”与“融通”:近代以来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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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Differentiation" and "Amalgamation" :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since Modern Times
  • 作者:王凛然
  • 英文作者:Wang Linran;School of History,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
  • 关键词:社会学 ; 历史学 ; 学科发展史 ; 学科组织关系 ; 学科时序差
  • 英文关键词:sociology;;history;;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disciplines;;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es;;temporal difference of disciplines
  • 中文刊名:XBMZ
  •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机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出版日期:2019-05-20
  • 出版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2019
  • 期:No.231
  • 基金: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中国初期天津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949—1957)”(项目编号:TJZLQN17-001);; 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天津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949-1986)”(项目编号:63192708)
  • 语种:中文;
  • 页:XBMZ201903007
  • 页数:12
  • CN:03
  • ISSN:62-1185/C
  • 分类号:45-56
摘要
19世纪,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历史学对社会学则兴趣匮乏。20世纪前半叶,历史学开始向社会学寻求合作,主流社会学却走向具象经验化研究。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学界倡导"历史转向",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得以再兴。同一时期,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虽偶有波折,依旧方兴未艾。通过对学科关系史与相关理论的对读,我们发现: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两门学科关系因各自学科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而变化;两门学科关系受外部环境影响;两门学科关系被学科发展时序差所左右。四重逻辑并置导致了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百余年来的交异与融通。
        In the 19 th century,sociology had a strong historical approach while history had little interest in soci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history started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sociology while the mainstream of sociology developed towards the concrete empirical study. After World War II,especially after the1960 s,sociology advocated " turn to history". Sociological research with a historical approach was accordingly revived. Over the same period,the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a social scientific approach remained in the ascendant,despite of occasional setbacks.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we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enslaved to the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of disciplines; they vary with the change of their respective research purposes,objects and methods,are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wayed by the temporal difference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juxtaposition of quadruple logics has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western sociology and history for over two centuries.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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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以社会学为学科本位进行考察的有:卢晖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2015年第1期;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等。以历史学为学科本位进行考察的有: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等。
    (1)“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决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的理智进展”,因为,仅从“理智进展”角度,“无法使我们完整地把握学科中理智力量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以及它在科学共同体中学术地位和合法性的升迁过程”。见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进而,有学者指出:“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见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我们认为,在探讨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史的问题上,除了需要理智进展的梳理外,还需要知识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方法的介入,考量其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
    (2)182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出版,标志着“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拉开了序幕”,见易兰:《西方史学通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1825年,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撰写《实证哲学教程》,“在这部著作中他明确地创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见特纳、毕福勒、鲍尔斯:《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本文所称“近代以来”即以1825年左右为时间起点。
    (3)有学者认为,孔德、斯宾塞、滕尼斯、涂尔干早期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与马克思、韦伯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仍有较大区别。前者可称之为“历史哲学的反历史主义”,后者更接近“正统的历史主义”。见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1)康德认为:“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页。
    (2)所谓“大写的理性”隐含着一些假定:“一是客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客观效果的想象。科学技术对自然认识、改造和控制的功能,激发了对人类理性的崇尚之风。人们坚信终有一天可以穷尽这个世界的客观法则,建构出完备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一理性模型将为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提供充分保证。二是主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主观能力的想象。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很长时期)的人们相信,‘真知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见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自然科学的威望既来自于科学对人类智识的贡献,也来自于其他物质性因素的作用。“科学成为胜利者,不单是因为他们定义了自己为科学而其他学科不是科学,因而摄取了西方文化赋予诠释自然之士和生产真理者的认知权威,更加因为他们成功掌管了学术机关和资源。”见[美]华勒斯坦等:《科学·知识·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页。
    (4)更接近启蒙运动的遗产,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倾向于把独特事件化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见[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无论浪漫主义与客观主义史学之间有多少分歧,它们在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批判中却都具有高度的共识。
    (1)“新史学”概念是美国历史学家E.W.道于189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新史学的特征:评兰布雷希特的<德国史>》一文中所提出。文章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家和个人的政治行为或动机,而要研究人类生活经历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受到普遍法则的制约,因此可以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350页。
    (2)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学对早期年鉴学派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年鉴学派主流的社会史范式来源于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的“集体表象”“历史事实”等概念都来自于涂尔干和莫斯;涂尔干本人更是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就读时期的老师,且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第12、17页、正文第9、13、19页。年鉴学派的后继者并不讳言这一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白兰士(V idal de la Blache)、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 urkheim)是这种新史学的教父”。见[法]勒高夫:《政治史还是历史学的骨干吗?》,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8页。
    (3)以法国为例,“对于二战以后的那一代法国社会学家来说,到社会学的圣地美国去朝圣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惯例。有些人由于输入美国的思想成果而在法国一举成名”。见[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1)1971年,布罗代尔将第六部进一步发展成为能够颁发博士学位、设有研究导师和研究员职位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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