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冥通記》析疑
摘要
《周氏冥通記》是陶弘景弟子周子良與真靈交流溝通的記録文本,經陶弘景仿照《真誥》體例整理注釋而成,書前有陶弘景撰寫的《周子良傳》,以及陶弘景進呈本書啓事和梁武帝詔答。因爲《周氏冥通記》建立在"超驗"的通靈事件基礎上,研究者立場直接影響研究結論,論文以陶弘景僞造《周氏冥通記》作爲"預設前提",并以此爲出發點討論文本内容和主旨。研究認爲,《周氏冥通記》是以梁武帝爲唯一讀者對象的"定向"創作,旨在向梁武帝陳述一些不方便直接言説的信息;陶弘景利用周子良生前發生的"宗教體驗",以及最終之死亡結局,精心設計情節,安排橋段,把擬傳遞的信息嵌合在文本中。除了借真靈之口,塑造"德操淵深,世無其比"的陶弘景個人形象外,更主要的是對某些宗教問題宣明立場。一者是關於素食,陶弘景在書中表態説,肉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因此"必宜斷之以成性",這其實是對梁武帝要求僧尼素食的《斷酒肉文》之回應。一者是爲上清派偶景術辯護,認爲天地萬物"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即所謂"既已久表昔記,於今差非嫌惑"。一者是對梁武帝購買許長史故宅爲陶弘景修建朱陽館,在修建、搬遷過程中的某些不愉快事件辯護。若進一步探究陶弘景宗教信仰之改變,天監初尚著《難沈鎮軍均聖論》堅決排佛,至天監十五年則在茅山"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周子良通靈事件正發生在陶弘景對佛教由抵觸轉向屈從的重要時期。陶弘景向梁武帝進呈《周氏冥通記》,還希望梁武帝認可"降授"的真實性、合法性。降授是上清派立教根基,所以梁武帝敕書回答"真言顯然,符驗前《誥》",對陶弘景而言,就算達到了製作《周氏冥通記》的目的。
引文
(1)如司馬虚(Michel Strickman)在“論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中,對《周氏冥通記》作煉丹術方面的闡釋。見Michel Strickman,“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Facets of Taoism:Essays in ChineseRelig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pp. 123—192.討論周子良和《周氏冥通記》的内容見第159—162頁。此外還有收入麥谷邦夫、吉川忠夫編,劉雄峰譯《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齊魯書社,2010年)的幾篇研究文章,即吉川忠夫《夢的記録——<周氏冥通記>》、T.C.拉塞爾《<周氏冥通記>中的神啓和故事》、許麗玲《<周氏冥通記>初探》等,則循“夢境”或“通靈”思路,各自表達。
(2)天監十五年(516)十月二十七日陶弘景(456—536)的弟子周子良(497—516)忽然去世,年僅二十,事後清理遺物,發現許多與真靈溝通的文字記録;陶弘景將些材料整理編次,詳細注釋,附上自己撰寫的周子良傅記,呈遞給梁武帝,並得梁武帝批答認可;所有材料合併在一起,即是四卷本的《周氏冥通記》。本文引用《周氏冥通記》文字,見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1988年,第5册,第518—542頁;亦參考前揭《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日文原本(道氣社,2003年)和前揭中譯本(齊魯書社,2010年)。
(3)關於周子良死亡真相,前揭司馬虚論文明確認定爲“自殺”;韓吉紹有更爲詳細的闡論,我非常讚同,參《自殺求仙:道教尸解與六朝社會》,《文史》2017年第1輯,第29—49頁。
(1)爲了稱引方便,本文將《周氏冥通記》之《周子良傳》、陶弘景啓事與梁武帝詔答以外的部分稱作“冥通記”。
(2)《冥通記》僅出現兩次依稀與考驗有關的情節,都非常簡略。一次在六月十二日,華陽童試探周子良,同來諸仙,“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周子良表示:“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樂丞表示讚賞:“能察幽測冥者,周生是也。”七月九日王紫陽説:“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但完全没有相關事件記録。
(3)一些降辭與當時發生的真實事件密切關聯,所以即使經過陶弘景修改甚至杜撰,某些在茅山道衆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也無法完全遮掩。
(1)卷三七月九日陶弘景注釋提到,周子良姨母性格“過嚴,治於目下刻急”,也可算作爲周子良開脱責任。
(2)所謂“小惡”,通常理解爲“小小疾病”、“一點點不舒服”。檢《法書要録》云:“獻之白,兄静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張彦遠輯録,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7頁)《世説新語》云:“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目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中華書局,2007年,第719頁)《雲笈七籤》謂杜昺自卜死期,“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炁潔”(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卷一一一,中華書局,2003年,第2425頁)。此三句中“小惡”訓爲“小小不適”皆能通,但前兩例之“小惡”更像嚴重疾病之委婉説法。而《冥通記》此處之“小惡”,似乎只能詮釋爲重病惡疾,只有如此,姨母聞周子平敘述則“怪”,亟令其“走往”,并偕子良生母親自趕到,方能符合情理。再者,如果“小惡”僅僅是輕度不適,當周子平來説姨母“氣發”,需要周子良前去配藥,子良答:“我亦有點兒不舒服,等我吃了藥就來。如果没有及時趕來,你且再來唤我。”則得輕佻和敷衍,不符合禮儀。但即便如此,段場景如果是實録的話,仍能看出周子良對姨母疾病的漫不經心。
(1)按:周子良建屋是真實發生事件,至於《冥通記》中的降辭和陶弘景注釋,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哪些是周子良所爲,哪些是陶弘景事後杜撰,但合併在一起,仍可以勾勒出事件之大致框架。
(2)卷四陶弘景注釋云:“至於周欲别立屋,便虚心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卷一注釋提到“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也證明陶弘景確實參與選擇地塊。
(3)就修造之事而言,以我們理解陶弘景當時在茅山的崇高地位,他鍾愛的弟子,在他的支持下修建屋舍,竟遭到山上其他道士的强烈反對,居然未能順利遂願,儘管未知整個事件的背景如何,至少可以得出兩點推論:次修建是多麽的不得人心;周子良之“群衆關係”竟然如此之差。
(1)此句陶弘景的注釋也很有意思:“郎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預先説明郎善已經離開,以方便梁武帝查證。
(2)這一段對話的角色研究者有不同意見。
(1)從本書故事發展來看,陶弘景其實成功地推卸了蓬萊都水監任命,但有意思的是,一陶弘景爲自己“封贈”且又成功“擺脱”的尊號,卻被後世廣泛認可,并成爲陶的身份標配。如《太平廣記》“真白先生”條引《神仙感遇傳》云:“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沖、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太平廣記》卷一五,中華書局,1961年,第106頁)唐代乃直接將蓬萊都水監作爲陶弘景的典故入詩,如歐陽炳《大遊仙詩》云:“赤城霞起武陵春,桐柏先生解守真。白石橋高曾縱步,朱陽館静每存神。囊中隱訣多仙術,肘後方書濟俗人。自領蓬萊都水監,只憂滄海變成塵。”(林表民輯《天台前集别編》,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6册,第454頁)蓬萊都水監在宋代則直接出現在官方文件中,據《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下引宋宣和封誥,其中提到“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此例甚多,不繁舉。
(2)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作印未成”,在六朝可能還有吉凶寓意。如《南史》載王瑩“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南史》卷二三,中華書局,1975年,第622—623頁)。類似表現官印與官運關係的神異敘述還有一些;南北朝時代還有《相印經》,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覧》等引。些或許能够説明爲什麽周子良等人聽説此事,都陷入焦慮,因爲他們理解作印未成的涵義。
(3)陶弘景自己夢見被召之事,究竟是真實有夢如此,還是陶弘景托言做夢,不得而知。但從後面的情節發展看,他將“夢境”告周子良之後,周子良轉告姨母、潘淵文的一系列動作,應該是真實事件。
(4)陶弘景在七月二日注釋中表示:“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
(5)陶弘景還對降辭“屢有”提出異議:“止聞此一過,而云'屢有脆請',是所未究。”
(1)陶弘景在注釋中説:“范幼沖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雖然使用疑問語氣,目的則在暗示童初監與都水監仙班品秩相當,既然陶弘景與范幼沖仙秩相等,故足堪替補爲都水監。
(1)當時周子良乞求説:“可得申延數年不?”范帥一口拒絶:“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
(2)所謂附麗於主綫的事件,指爲了增加主綫索的可信度而添加的一些細節,如洪先生傳授伺二星、誦太素祝,夢中出遊,參見各路真靈等。
(3)根據《周子良傳》,周子良“斷不食脯肉,亦被怪”,屬於四件不得不説事之一,可見周子良向姨母等提出素食要求,應該是真實發生事件,但是否因此段降辭引發,則不得而知。
(1)按照前所揭示,周子良經范帥等訓誡,天監十四年六月十六日開始斷惡,此又説只是在當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期間“菜食”,此後直至死亡,似乎因爲體弱,兼以姨母勸令,又復稍稍動葷。其前後牴牾如此,似别有原因——比如周子良事實上並未嚴格杜絶葷腥,陶弘景擔心梁武帝調查,故在注釋中預留餘地。
(2)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2—1213頁。研究者對《斷酒肉文》的頒布年代有不同意見,乃至有認爲普通年間者。今按:《周氏冥通記》一段素食論述,然是對《斷酒肉文》的回應,故此文不應該晚於《冥通記》。
(3)《廣弘明集》,《四部叢刊》初編本,第12b葉。
(4)《廣弘明集》,第9a葉。
(5)此條文獻由孫齊博士提示,特此説明。
(6)《三洞珠囊》卷五,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第25册,1988年,第323—324頁。
(1)《佛祖統紀》卷三八,第857頁。
(2)《佛祖統紀》卷三八,第862頁。
(3)著名的《真誥》盜用《四十二章經》公案即是顯例。
(4)即所謂“既已久表昔記,於今差非嫌惑”。
(1)《禮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句,孔穎達疏:“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禮記正義》卷一九,《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33頁)
(2)梁武帝修建朱陽館的動議開始於天監十三年,次年四月陶弘景即夢見“宫府已整,唯作印未成”,將被召上仙。换一種表述,就是已經做好“棄世登仙”的準備。陶弘景這次夢見仙界召唤,所能見到的“刺激源”只有修建朱陽館一事,未必一定相關,姑懸此臆測,敬俟批評。
(3)此即注釋所言:“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覲之日爲申陳如此。”這句注釋存在小漏洞,因爲陶弘景並不知道周子良接真之事,故可以解釋爲讓周子良請姨母在請時陳告。
(1)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5頁。
(2)《陶弘景集校注》,第156頁。
(1)《南史》,第1899—1900頁。
(2)《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茅山志》,皆删去“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今存拓本則有之,《陶弘景集校注》亦有此。
(3)見《廣弘明集》卷四之梁武帝“捨事李老道法詔”,《辯證論》卷八、《法苑珠林》卷五四記載略同。按,梁武帝捨道入佛的具體時間,是否即如詔書所言“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研究者有不同意見。但梁武帝在天監年間完全放棄道教信仰,此則無可争議。我意梁武帝準備確立佛教爲國家信仰,其實經過多次試探,比如讓沈約作《均聖論》,展開《神滅論》的大討論等,但最終如《南史·梁本紀》所載,天監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於無礙殿受佛戒”(第197頁),徹底完成信仰轉變。
(1)如果以上推測接近事實真相的話,那麽周子良的死亡真相,會不會是因爲受到陶弘景改變信仰的刺激,憤然解化(自殺)呢?《周氏冥通記》中留下的信息尚不足以判斷,只能懸疑。不過,從周子良很突兀地向陶弘景提出修建房舍獨立居住,以及忽然索取三百斛穀,似乎暗示兩人有一些衝突。關於三百斛榖,陶弘景注釋説:“三百斛榖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責。”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平人六年食”,算下來正好是周子良拜師陶弘景的年限,究竟是向陶弘景討回六年米榖,還是其他意思,因爲陶弘景不願意説,確實不太清楚,但隱約透露師徒之間似乎有過不愉快。
(2)據孫齊博士提示,六朝屢有奇人異士江海寄書,以示神異的故事。如陶弘景撰《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説:“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吴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陶弘景集校注》,第164頁)又如《高僧傳》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侣欲看書,書著船不脱,及至白土,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釋慧皎著,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O,中華書局,1992年,第378頁)故認爲《冥通記》中設計寄書情節,也是爲了彰陶之神異。我同意此見解,但需要注意者,神仙江海寄書,接受者否認拒絶,則是《冥通記》所獨有,故正文予以拈出,並與後兩例同樣具有拒絶情形的事件一起討論。至於彭先生寄書事本身,仍以真實發生的可能性較大,因爲牽涉人物衆多,如果完全鑿空,梁武帝稍加調查即可揭破。事實真相則可能是某一妄人模擬傳説中寄書葛仙翁的情節,打算與陶聯繫,目的動機不詳,但從陶弘景堅決拒絶否認來看,正文所作推斷,應該可備一家之説。
(1)結合降辭,大致能猜出周子良應該是圍繞舟中人會不會來茅山提問,所以洪先生才會説出“豈復來於此邪”的話來。
(2)陶弘景“山中宰相”的形象,我在《陶弘景叢考》中已經辨析清楚,其實是後人根據陶弘景與梁武帝討論書法的一組信函構建起來的。見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齊魯書社,2002年,第23—41頁。
(1)山中道士破壞周子良的建屋計劃,所針對對象應該就是陶弘景。
(2)《道藏》第5册,第514頁。
(2)天監十五年(516)十月二十七日陶弘景(456—536)的弟子周子良(497—516)忽然去世,年僅二十,事後清理遺物,發現許多與真靈溝通的文字記録;陶弘景將些材料整理編次,詳細注釋,附上自己撰寫的周子良傅記,呈遞給梁武帝,並得梁武帝批答認可;所有材料合併在一起,即是四卷本的《周氏冥通記》。本文引用《周氏冥通記》文字,見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1988年,第5册,第518—542頁;亦參考前揭《周氏冥通記研究(譯注篇)》日文原本(道氣社,2003年)和前揭中譯本(齊魯書社,2010年)。
(3)關於周子良死亡真相,前揭司馬虚論文明確認定爲“自殺”;韓吉紹有更爲詳細的闡論,我非常讚同,參《自殺求仙:道教尸解與六朝社會》,《文史》2017年第1輯,第29—49頁。
(1)爲了稱引方便,本文將《周氏冥通記》之《周子良傳》、陶弘景啓事與梁武帝詔答以外的部分稱作“冥通記”。
(2)《冥通記》僅出現兩次依稀與考驗有關的情節,都非常簡略。一次在六月十二日,華陽童試探周子良,同來諸仙,“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周子良表示:“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樂丞表示讚賞:“能察幽測冥者,周生是也。”七月九日王紫陽説:“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但完全没有相關事件記録。
(3)一些降辭與當時發生的真實事件密切關聯,所以即使經過陶弘景修改甚至杜撰,某些在茅山道衆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也無法完全遮掩。
(1)卷三七月九日陶弘景注釋提到,周子良姨母性格“過嚴,治於目下刻急”,也可算作爲周子良開脱責任。
(2)所謂“小惡”,通常理解爲“小小疾病”、“一點點不舒服”。檢《法書要録》云:“獻之白,兄静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張彦遠輯録,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7頁)《世説新語》云:“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目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中華書局,2007年,第719頁)《雲笈七籤》謂杜昺自卜死期,“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炁潔”(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卷一一一,中華書局,2003年,第2425頁)。此三句中“小惡”訓爲“小小不適”皆能通,但前兩例之“小惡”更像嚴重疾病之委婉説法。而《冥通記》此處之“小惡”,似乎只能詮釋爲重病惡疾,只有如此,姨母聞周子平敘述則“怪”,亟令其“走往”,并偕子良生母親自趕到,方能符合情理。再者,如果“小惡”僅僅是輕度不適,當周子平來説姨母“氣發”,需要周子良前去配藥,子良答:“我亦有點兒不舒服,等我吃了藥就來。如果没有及時趕來,你且再來唤我。”則得輕佻和敷衍,不符合禮儀。但即便如此,段場景如果是實録的話,仍能看出周子良對姨母疾病的漫不經心。
(1)按:周子良建屋是真實發生事件,至於《冥通記》中的降辭和陶弘景注釋,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哪些是周子良所爲,哪些是陶弘景事後杜撰,但合併在一起,仍可以勾勒出事件之大致框架。
(2)卷四陶弘景注釋云:“至於周欲别立屋,便虚心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卷一注釋提到“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也證明陶弘景確實參與選擇地塊。
(3)就修造之事而言,以我們理解陶弘景當時在茅山的崇高地位,他鍾愛的弟子,在他的支持下修建屋舍,竟遭到山上其他道士的强烈反對,居然未能順利遂願,儘管未知整個事件的背景如何,至少可以得出兩點推論:次修建是多麽的不得人心;周子良之“群衆關係”竟然如此之差。
(1)此句陶弘景的注釋也很有意思:“郎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預先説明郎善已經離開,以方便梁武帝查證。
(2)這一段對話的角色研究者有不同意見。
(1)從本書故事發展來看,陶弘景其實成功地推卸了蓬萊都水監任命,但有意思的是,一陶弘景爲自己“封贈”且又成功“擺脱”的尊號,卻被後世廣泛認可,并成爲陶的身份標配。如《太平廣記》“真白先生”條引《神仙感遇傳》云:“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沖、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太平廣記》卷一五,中華書局,1961年,第106頁)唐代乃直接將蓬萊都水監作爲陶弘景的典故入詩,如歐陽炳《大遊仙詩》云:“赤城霞起武陵春,桐柏先生解守真。白石橋高曾縱步,朱陽館静每存神。囊中隱訣多仙術,肘後方書濟俗人。自領蓬萊都水監,只憂滄海變成塵。”(林表民輯《天台前集别編》,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6册,第454頁)蓬萊都水監在宋代則直接出現在官方文件中,據《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下引宋宣和封誥,其中提到“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此例甚多,不繁舉。
(2)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作印未成”,在六朝可能還有吉凶寓意。如《南史》載王瑩“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南史》卷二三,中華書局,1975年,第622—623頁)。類似表現官印與官運關係的神異敘述還有一些;南北朝時代還有《相印經》,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覧》等引。些或許能够説明爲什麽周子良等人聽説此事,都陷入焦慮,因爲他們理解作印未成的涵義。
(3)陶弘景自己夢見被召之事,究竟是真實有夢如此,還是陶弘景托言做夢,不得而知。但從後面的情節發展看,他將“夢境”告周子良之後,周子良轉告姨母、潘淵文的一系列動作,應該是真實事件。
(4)陶弘景在七月二日注釋中表示:“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
(5)陶弘景還對降辭“屢有”提出異議:“止聞此一過,而云'屢有脆請',是所未究。”
(1)陶弘景在注釋中説:“范幼沖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雖然使用疑問語氣,目的則在暗示童初監與都水監仙班品秩相當,既然陶弘景與范幼沖仙秩相等,故足堪替補爲都水監。
(1)當時周子良乞求説:“可得申延數年不?”范帥一口拒絶:“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
(2)所謂附麗於主綫的事件,指爲了增加主綫索的可信度而添加的一些細節,如洪先生傳授伺二星、誦太素祝,夢中出遊,參見各路真靈等。
(3)根據《周子良傳》,周子良“斷不食脯肉,亦被怪”,屬於四件不得不説事之一,可見周子良向姨母等提出素食要求,應該是真實發生事件,但是否因此段降辭引發,則不得而知。
(1)按照前所揭示,周子良經范帥等訓誡,天監十四年六月十六日開始斷惡,此又説只是在當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期間“菜食”,此後直至死亡,似乎因爲體弱,兼以姨母勸令,又復稍稍動葷。其前後牴牾如此,似别有原因——比如周子良事實上並未嚴格杜絶葷腥,陶弘景擔心梁武帝調查,故在注釋中預留餘地。
(2)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2—1213頁。研究者對《斷酒肉文》的頒布年代有不同意見,乃至有認爲普通年間者。今按:《周氏冥通記》一段素食論述,然是對《斷酒肉文》的回應,故此文不應該晚於《冥通記》。
(3)《廣弘明集》,《四部叢刊》初編本,第12b葉。
(4)《廣弘明集》,第9a葉。
(5)此條文獻由孫齊博士提示,特此説明。
(6)《三洞珠囊》卷五,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第25册,1988年,第323—324頁。
(1)《佛祖統紀》卷三八,第857頁。
(2)《佛祖統紀》卷三八,第862頁。
(3)著名的《真誥》盜用《四十二章經》公案即是顯例。
(4)即所謂“既已久表昔記,於今差非嫌惑”。
(1)《禮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句,孔穎達疏:“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禮記正義》卷一九,《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33頁)
(2)梁武帝修建朱陽館的動議開始於天監十三年,次年四月陶弘景即夢見“宫府已整,唯作印未成”,將被召上仙。换一種表述,就是已經做好“棄世登仙”的準備。陶弘景這次夢見仙界召唤,所能見到的“刺激源”只有修建朱陽館一事,未必一定相關,姑懸此臆測,敬俟批評。
(3)此即注釋所言:“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覲之日爲申陳如此。”這句注釋存在小漏洞,因爲陶弘景並不知道周子良接真之事,故可以解釋爲讓周子良請姨母在請時陳告。
(1)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5頁。
(2)《陶弘景集校注》,第156頁。
(1)《南史》,第1899—1900頁。
(2)《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茅山志》,皆删去“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今存拓本則有之,《陶弘景集校注》亦有此。
(3)見《廣弘明集》卷四之梁武帝“捨事李老道法詔”,《辯證論》卷八、《法苑珠林》卷五四記載略同。按,梁武帝捨道入佛的具體時間,是否即如詔書所言“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研究者有不同意見。但梁武帝在天監年間完全放棄道教信仰,此則無可争議。我意梁武帝準備確立佛教爲國家信仰,其實經過多次試探,比如讓沈約作《均聖論》,展開《神滅論》的大討論等,但最終如《南史·梁本紀》所載,天監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於無礙殿受佛戒”(第197頁),徹底完成信仰轉變。
(1)如果以上推測接近事實真相的話,那麽周子良的死亡真相,會不會是因爲受到陶弘景改變信仰的刺激,憤然解化(自殺)呢?《周氏冥通記》中留下的信息尚不足以判斷,只能懸疑。不過,從周子良很突兀地向陶弘景提出修建房舍獨立居住,以及忽然索取三百斛穀,似乎暗示兩人有一些衝突。關於三百斛榖,陶弘景注釋説:“三百斛榖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責。”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平人六年食”,算下來正好是周子良拜師陶弘景的年限,究竟是向陶弘景討回六年米榖,還是其他意思,因爲陶弘景不願意説,確實不太清楚,但隱約透露師徒之間似乎有過不愉快。
(2)據孫齊博士提示,六朝屢有奇人異士江海寄書,以示神異的故事。如陶弘景撰《吴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説:“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吴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陶弘景集校注》,第164頁)又如《高僧傳》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侣欲看書,書著船不脱,及至白土,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釋慧皎著,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O,中華書局,1992年,第378頁)故認爲《冥通記》中設計寄書情節,也是爲了彰陶之神異。我同意此見解,但需要注意者,神仙江海寄書,接受者否認拒絶,則是《冥通記》所獨有,故正文予以拈出,並與後兩例同樣具有拒絶情形的事件一起討論。至於彭先生寄書事本身,仍以真實發生的可能性較大,因爲牽涉人物衆多,如果完全鑿空,梁武帝稍加調查即可揭破。事實真相則可能是某一妄人模擬傳説中寄書葛仙翁的情節,打算與陶聯繫,目的動機不詳,但從陶弘景堅決拒絶否認來看,正文所作推斷,應該可備一家之説。
(1)結合降辭,大致能猜出周子良應該是圍繞舟中人會不會來茅山提問,所以洪先生才會説出“豈復來於此邪”的話來。
(2)陶弘景“山中宰相”的形象,我在《陶弘景叢考》中已經辨析清楚,其實是後人根據陶弘景與梁武帝討論書法的一組信函構建起來的。見王家葵《陶弘景叢考》,齊魯書社,2002年,第23—41頁。
(1)山中道士破壞周子良的建屋計劃,所針對對象應該就是陶弘景。
(2)《道藏》第5册,第5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