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商界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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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发动的旨在规范不法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在运动中,政府与工商界上层人士的互动较为复杂。从总体上看,政府对工商界上层人士以团结为主,批评为辅,策略较为灵活,但在交互运用团结与批评两种手段时,难以恰当地把握界限,使工商界上层人士无所适从。工商界上层人士因对运动的认识不同、代际差异、经济社会地位差别等而采取不同的策略。青年工商业者政治热情高,相对熟悉政府政策,能够积极投入运动;而中老年工商业者由于受制于传统价值观念和商业模式,对政府政策了解不够,往往多有疑虑,因此代际冲突与调整贯穿运动始终。直至运动后期,政府将工商界上层分而治之,推动有产有业者坦白检举,无产无业者思想改造,运动才得以有效控制,工商界上层与政府的互动才较为规范,而退财补税和体制调整事实上为通往社会主义改造铺平了道路。
The Five Antis Movement was a political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in the early days to regulate the illegal bourgeoisie and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movement,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pper clas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was complica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period of the campaign that the Government separated and ruled the upper clas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and urged the industrialists to report the matter frankly,and the unemployed without property to receiv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was the only way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effectively. Tax rebates and system adjustments actually paved the way to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Five Antis Movement was a political movement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in the early days to regulate the illegal bourgeoisie and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movement,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upper clas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was complica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period of the campaign that the Government separated and ruled the upper clas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and urged the industrialists to report the matter frankly,and the unemployed without property to receiv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was the only way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effectively. Tax rebates and system adjustments actually paved the way to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引文
(1)对上海“五反”运动的讨论可参见,上海“五反”运动专题编写小组:《上海“五反”运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86—899页;沈逸静:《“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邹荣庚主编《历史巨变:1949—195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213页;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玉瑜:《论1952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转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以上关于上海市“五反”运动的研究主要是描述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对运动中不同组织和群体的互动分析不够。此外,张徐乐分析了私营金融业的“三反”“五反”运动(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杨奎松对上海“五反”运动的研究着眼于运动过程中政府与工商界的互动(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以上研究对工商业者内不同群体基于政治认识、经济规模、年龄结构等而对运动采取不同的策略分析还有继续挖掘的余地。
(2)郑维伟:《双重代理的困境:上海“四反”运动中的工商联》,《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2年5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2)《四反运动情况(4)》(1952年2月2日),档案编号:B182—1—372—4,上海市档案馆藏。
(3)郑维伟:《权力转移与组织调适:上海“五反”运动浅析》,《二十一世纪》2018年4月号。
(4)《保障“三反”和“五反”运动彻底胜利,沪市军管会人民政府宣布四项规定》,《解放日报》1952年2月4日,第1版。
(5)《上海市府委员会及协商会联席会议决加强领导“五反”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2月6日,第1版。
(6)《“五反”类型》(1952年2月),档案编号:C48—2—408—2,上海市档案馆藏。
(7)《四反运动情况(6)》(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6,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七一”学会动态》(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39,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8)》(1952年2月8日),档案编号:B182—1—372—53,上海市档案馆藏。
(10)工商联执监委员以工商界上层人士为主。
(1)《五反运动情况(11)》(1952年2月12日),档案编号:B182—1—372—82,上海市档案馆藏。
(2)《关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1952年2月20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1,上海市档案馆藏。
(3)《关于棉纺资本家动态》(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5,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21)》(1952年2月22日),档案编号:B182—1—373—9,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19)》(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8,上海市档案馆藏。
(6)1951年7月1日,上海市工商界头面人物盛丕华、刘鸿生、荣毅仁等为加强政治学习,了解党和政府政策,由盛康年联络、组织,在潘汉年领导下成立“七一学习会”,经常邀请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中共要人做报告,学习政治理论,中共方面也把“七一”学会作为联系工商界的重要渠道,“取名‘七一’主要表示跟着共产党走的愿望”。经叔平:《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7页。不仅如此,1949年前上海工商界的“叙餐会”是地下党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形式之一,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揭露蒋介石政府反动面目、广泛团结工商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市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72页。
(7)《五反运动情况(20)》(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上海市档案馆藏。
(8)《解放日报社关于过去“三反”、“五反”报道情况的汇报》(1952年3月13日),档案编号:A73—1—57—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26)》(1952年2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3)《上海市工商联关于五反运动前各业工商界组织聚餐会情况了解的报告》(1952年3月),档案编号:C48—2—409,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29)》(1952年3月5日),档案编号:B182—1—373—53,上海市档案馆藏。
(5)《评“星四聚餐会”》,《人民日报》1952年2月29日,第1版。
(6)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54页。
(7)《五反运动情况(28)》(1952年3月3日),档案编号:B182—1—373—46,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26)》(1952年2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31)》(1952年3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71,上海市档案馆藏。
(10)胡子婴:《坦白检举是生路,抗拒坦白是死路,工商界的先生们,是最后抉择的时候了!》,《上海工商》1952年第8期。
(11)《五反运动情况(36)》(1952年3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94,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39)》(1952年3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05,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22)》(1952年2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4,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32)》(1952年3月10日),档案编号:B182—1—373—76,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37)》(1952年3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97,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执监委员、同业公会执监委员(或筹委)及工作人员抗拒与破坏五反运动紧急办法》(1952年3月),档案编号:C48—1—59—1,上海市档案馆藏。
(6)《工商联执监委员及同业公会执监委员(筹备委员)在五反运动期间因故停职撤职名单》,《上海工商》1952年第8期。
(7)《五反运动情况(42)》(1952年3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8)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633—634页。
(9)《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五反部署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1952年3月15日),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1)《五反运动情况(42)》(1952年3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2)《内部参考》总第71期,1952年3月31日。
(3)《五反运动情况(43)》(1952年3月2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24,上海市档案馆藏。
(4)《再驳上海资产阶级的某些谬论》,《解放日报》1952年3月25日,第1版。
(5)此处是陈毅讲话原文,3月28日《人民日报》转发陈毅讲话,刘少奇改为“上海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较原文温和。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87页。
(6)《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解放日报》1952年3月26日,第1版。
(7)《五反运动情况(45)》(1952年3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1,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47)》(1952年3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14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50)》(1952年4月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59,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45)》(1952年3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1,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46)》(1952年3月2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8,上海市档案馆藏。
(3)《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50)》(1952年4月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59,上海市档案馆藏。
(5)《内部参考》总第80期,1952年4月11日。
(6)《五反运动情况(54)》(1952年4月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8,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58)》(1952年4月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03,上海市档案馆藏。
(8)《内部参考》总第82期,1952年4月14日。
(9)《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草案)》(1952年4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56)》(1952年4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1,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58)》(1952年4月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03,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54)》(1952年4月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8,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61)》(1952年4月15日),档案编号:B182—1—373—225,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63)》(1952年4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37,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53)》(1952年4月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4,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67)》(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57)》(1952年4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7,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63)》(1952年4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37,上海市档案馆藏。
(10)《五反运动情况(57)》(1952年4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7,上海市档案馆藏。
(11)《薄一波对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部署的报告(节录)》,陈文斌、邵纬生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2)《五反运动情况(65)》(1952年4月18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9,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71)》(1952年4月2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84,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75)》(1952年5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311,上海市档案馆藏。
(3)《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转引自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上海)2006年第4期。
(4)《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草案)》(1952年4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
(6)《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2年5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86页。
(7)《上海市工商业户定案分类统计》(1952年5月),档案编号:B13—2—248—14,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61)》(1952年4月14日),档案编号:B182—1—373—225,上海市档案馆藏。
(2)《四反运动情况(6)》(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30,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64)》(1952年4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4,上海市档案馆藏。
(4)陈修良:《陈修良工作笔记(1952—1955)》,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5页。
(5)《五反运动情况(68)》(1952年4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5,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67)》(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2)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百年潮》2006年第9期。
(3)《五反运动情况(68)》(1952年4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5,上海市档案馆藏。
(4)《市工商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组情况汇报)》(1952年5月8日),档案编号:B182—1—372—112,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31)》(1952年3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71,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69)》(1952年4月24日),档案编号:B182—1—373—272,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70)》(1952年4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78,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上海市委财委关于加工、订货、生产情况的意见》(1952年5月6日),档案编号:888—1—12—6,河北省档案馆藏。
(1)《上海工业生产情况简述》(1952年12月),档案编号:C48—2—410—16,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83)》(1952年5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353,上海市档案馆藏。
(3)《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意见》(1952年5月5日),档案编号:888—1—12—6,河北省档案馆藏。
(4)《潘汉年关于“五反”运动情况的讲话》,《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
(5)《五反运动情况(64)》(1952年4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4,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72)》(1952年4月30日),档案编号:B182—1—373—291,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81)》(1952年5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73—344,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市“五反”退财工作处理意见的报告与市人委的批复》(1958年1月29日),档案编号:B26—1—82,上海市档案馆藏。
(9)《申新各厂五反退款计划(初步方案)》(1952年5月),档案编号:Q193—1—1000—16,上海市档案馆藏。
(10)《五反运动情况(85)》(1952年5月31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4,上海市档案馆藏。
(11)《信谊厂陈铭珊情况》(1952年7月2日),档案编号:C48—2—408—45,上海市档案馆藏。
(1)《强锡麟五反运动意见》(1952年7月3日),档案编号:C48—2—408—17,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74)》(1952年5月5日),档案编号:B182—1—373—303,上海市档案馆藏。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64—271页。
(4)《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记录》(1952年8月2日),档案编号:C48—1—53—59,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工商联筹组区工商联工作的初步报告》(1952年8月),档案编号:C48—1—53—76,上海市档案馆藏。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58—263页。
(7)《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组织处关于新的组织路线的看法和思想情况的报告》(1952年6月),档案编号:C47—2—120—41,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79)》(1952年5月15日),档案编号:B182—1—373—33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陈文斌、邵纬生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5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1)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164页。
(2)《陈毅传达和解释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报告》(1955年12月6、7日),《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
(2)郑维伟:《双重代理的困境:上海“四反”运动中的工商联》,《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2年5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2)《四反运动情况(4)》(1952年2月2日),档案编号:B182—1—372—4,上海市档案馆藏。
(3)郑维伟:《权力转移与组织调适:上海“五反”运动浅析》,《二十一世纪》2018年4月号。
(4)《保障“三反”和“五反”运动彻底胜利,沪市军管会人民政府宣布四项规定》,《解放日报》1952年2月4日,第1版。
(5)《上海市府委员会及协商会联席会议决加强领导“五反”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2月6日,第1版。
(6)《“五反”类型》(1952年2月),档案编号:C48—2—408—2,上海市档案馆藏。
(7)《四反运动情况(6)》(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6,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七一”学会动态》(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39,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8)》(1952年2月8日),档案编号:B182—1—372—53,上海市档案馆藏。
(10)工商联执监委员以工商界上层人士为主。
(1)《五反运动情况(11)》(1952年2月12日),档案编号:B182—1—372—82,上海市档案馆藏。
(2)《关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意见》(1952年2月20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1,上海市档案馆藏。
(3)《关于棉纺资本家动态》(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5,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21)》(1952年2月22日),档案编号:B182—1—373—9,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19)》(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2—128,上海市档案馆藏。
(6)1951年7月1日,上海市工商界头面人物盛丕华、刘鸿生、荣毅仁等为加强政治学习,了解党和政府政策,由盛康年联络、组织,在潘汉年领导下成立“七一学习会”,经常邀请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中共要人做报告,学习政治理论,中共方面也把“七一”学会作为联系工商界的重要渠道,“取名‘七一’主要表示跟着共产党走的愿望”。经叔平:《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7页。不仅如此,1949年前上海工商界的“叙餐会”是地下党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形式之一,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揭露蒋介石政府反动面目、广泛团结工商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上海市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72页。
(7)《五反运动情况(20)》(1952年2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上海市档案馆藏。
(8)《解放日报社关于过去“三反”、“五反”报道情况的汇报》(1952年3月13日),档案编号:A73—1—57—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26)》(1952年2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3)《上海市工商联关于五反运动前各业工商界组织聚餐会情况了解的报告》(1952年3月),档案编号:C48—2—409,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29)》(1952年3月5日),档案编号:B182—1—373—53,上海市档案馆藏。
(5)《评“星四聚餐会”》,《人民日报》1952年2月29日,第1版。
(6)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54页。
(7)《五反运动情况(28)》(1952年3月3日),档案编号:B182—1—373—46,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26)》(1952年2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31)》(1952年3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71,上海市档案馆藏。
(10)胡子婴:《坦白检举是生路,抗拒坦白是死路,工商界的先生们,是最后抉择的时候了!》,《上海工商》1952年第8期。
(11)《五反运动情况(36)》(1952年3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94,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39)》(1952年3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05,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22)》(1952年2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4,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32)》(1952年3月10日),档案编号:B182—1—373—76,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37)》(1952年3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97,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执监委员、同业公会执监委员(或筹委)及工作人员抗拒与破坏五反运动紧急办法》(1952年3月),档案编号:C48—1—59—1,上海市档案馆藏。
(6)《工商联执监委员及同业公会执监委员(筹备委员)在五反运动期间因故停职撤职名单》,《上海工商》1952年第8期。
(7)《五反运动情况(42)》(1952年3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8)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633—634页。
(9)《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五反部署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1952年3月15日),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1)《五反运动情况(42)》(1952年3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2)《内部参考》总第71期,1952年3月31日。
(3)《五反运动情况(43)》(1952年3月2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24,上海市档案馆藏。
(4)《再驳上海资产阶级的某些谬论》,《解放日报》1952年3月25日,第1版。
(5)此处是陈毅讲话原文,3月28日《人民日报》转发陈毅讲话,刘少奇改为“上海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较原文温和。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87页。
(6)《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解放日报》1952年3月26日,第1版。
(7)《五反运动情况(45)》(1952年3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1,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47)》(1952年3月28日),档案编号:B182—1—373—14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50)》(1952年4月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59,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45)》(1952年3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1,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46)》(1952年3月2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38,上海市档案馆藏。
(3)《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50)》(1952年4月1日),档案编号:B182—1—373—159,上海市档案馆藏。
(5)《内部参考》总第80期,1952年4月11日。
(6)《五反运动情况(54)》(1952年4月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8,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58)》(1952年4月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03,上海市档案馆藏。
(8)《内部参考》总第82期,1952年4月14日。
(9)《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草案)》(1952年4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56)》(1952年4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1,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58)》(1952年4月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03,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54)》(1952年4月4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8,上海市档案馆藏。
(4)《五反运动情况(61)》(1952年4月15日),档案编号:B182—1—373—225,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63)》(1952年4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37,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53)》(1952年4月3日),档案编号:B182—1—373—174,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67)》(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57)》(1952年4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7,上海市档案馆藏。
(9)《五反运动情况(63)》(1952年4月1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37,上海市档案馆藏。
(10)《五反运动情况(57)》(1952年4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197,上海市档案馆藏。
(11)《薄一波对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部署的报告(节录)》,陈文斌、邵纬生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2)《五反运动情况(65)》(1952年4月18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9,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71)》(1952年4月29日),档案编号:B182—1—373—284,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75)》(1952年5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311,上海市档案馆藏。
(3)《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转引自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上海)2006年第4期。
(4)《关于上海市上层工商界“五反”分类处理的报告(草案)》(1952年4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69—1,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
(6)《中共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2年5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86页。
(7)《上海市工商业户定案分类统计》(1952年5月),档案编号:B13—2—248—14,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61)》(1952年4月14日),档案编号:B182—1—373—225,上海市档案馆藏。
(2)《四反运动情况(6)》(1952年2月6日),档案编号:B182—1—372—30,上海市档案馆藏。
(3)《五反运动情况(64)》(1952年4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4,上海市档案馆藏。
(4)陈修良:《陈修良工作笔记(1952—1955)》,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5页。
(5)《五反运动情况(68)》(1952年4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5,上海市档案馆藏。
(1)《五反运动情况(67)》(1952年4月21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2)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百年潮》2006年第9期。
(3)《五反运动情况(68)》(1952年4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265,上海市档案馆藏。
(4)《市工商局关于会计师公会组情况汇报)》(1952年5月8日),档案编号:B182—1—372—112,上海市档案馆藏。
(5)《五反运动情况(31)》(1952年3月7日),档案编号:B182—1—373—71,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69)》(1952年4月24日),档案编号:B182—1—373—272,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70)》(1952年4月26日),档案编号:B182—1—373—278,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上海市委财委关于加工、订货、生产情况的意见》(1952年5月6日),档案编号:888—1—12—6,河北省档案馆藏。
(1)《上海工业生产情况简述》(1952年12月),档案编号:C48—2—410—16,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83)》(1952年5月23日),档案编号:B182—1—373—353,上海市档案馆藏。
(3)《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意见》(1952年5月5日),档案编号:888—1—12—6,河北省档案馆藏。
(4)《潘汉年关于“五反”运动情况的讲话》,《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
(5)《五反运动情况(64)》(1952年4月17日),档案编号:B182—1—373—244,上海市档案馆藏。
(6)《五反运动情况(72)》(1952年4月30日),档案编号:B182—1—373—291,上海市档案馆藏。
(7)《五反运动情况(81)》(1952年5月19日),档案编号:B182—1—373—344,上海市档案馆藏。
(8)《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市“五反”退财工作处理意见的报告与市人委的批复》(1958年1月29日),档案编号:B26—1—82,上海市档案馆藏。
(9)《申新各厂五反退款计划(初步方案)》(1952年5月),档案编号:Q193—1—1000—16,上海市档案馆藏。
(10)《五反运动情况(85)》(1952年5月31日),档案编号:B182—1—373—364,上海市档案馆藏。
(11)《信谊厂陈铭珊情况》(1952年7月2日),档案编号:C48—2—408—45,上海市档案馆藏。
(1)《强锡麟五反运动意见》(1952年7月3日),档案编号:C48—2—408—17,上海市档案馆藏。
(2)《五反运动情况(74)》(1952年5月5日),档案编号:B182—1—373—303,上海市档案馆藏。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64—271页。
(4)《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记录》(1952年8月2日),档案编号:C48—1—53—59,上海市档案馆藏。
(5)《上海市工商联筹组区工商联工作的初步报告》(1952年8月),档案编号:C48—1—53—76,上海市档案馆藏。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258—263页。
(7)《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组织处关于新的组织路线的看法和思想情况的报告》(1952年6月),档案编号:C47—2—120—41,上海市档案馆藏。
(8)《五反运动情况(79)》(1952年5月15日),档案编号:B182—1—373—335,上海市档案馆藏。
(9)《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陈文斌、邵纬生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5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1)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164页。
(2)《陈毅传达和解释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报告》(1955年12月6、7日),《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