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小玩意:民国左翼电影与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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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存在着现代中国关于儿童的话语,与政治军事危机、"国货"运动的共生关系。这场集国家生产、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为一体的混合式潮流,制造出以"产品国籍"为特征的一种民族国家发展意识。孙瑜的电影《小玩意》捕捉了这一时刻——工业化生产的国货与作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的儿童形象,叠加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发展象征。在民族进化的这一残酷设定下,为了实现"国货"式未来,没有发展"前途"的小生产者如叶大嫂,需要为国家民族献出孩子和自身生存。这部宣传性极强艺术性也极强的电影,在无意间,对这一发展逻辑提出了质疑。
The 1930 s Republican China exhibited a historically determinate and pervasive cultural logic in which children and commodities were consistently linked together as part of a larger narrativ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This is attested by the visual and narrative logic of Sun Yu's film Playthings.Often lauded as a classic of Shanghai cinema,Sun Yu's film narrates China's national salvation by way of a seemingly unlikely figure:toys.Released on National Day in 1933 and promoted in the popular press as a call to arms,this particular "toy story"—which focuses on a Chinese toy maker's struggle for survival in the face of imperialist economic encroachment and 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ingeniously plays on the metonymic relation between toys and the things they represent in order to treat two sociopolitical questions persistently and passionately debated in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 discourse of the 1930s:the making of modernized Chinese children,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hina.
The 1930 s Republican China exhibited a historically determinate and pervasive cultural logic in which children and commodities were consistently linked together as part of a larger narrativ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This is attested by the visual and narrative logic of Sun Yu's film Playthings.Often lauded as a classic of Shanghai cinema,Sun Yu's film narrates China's national salvation by way of a seemingly unlikely figure:toys.Released on National Day in 1933 and promoted in the popular press as a call to arms,this particular "toy story"—which focuses on a Chinese toy maker's struggle for survival in the face of imperialist economic encroachment and 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ingeniously plays on the metonymic relation between toys and the things they represent in order to treat two sociopolitical questions persistently and passionately debated in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 discourse of the 1930s:the making of modernized Chinese children,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hina.
引文
1 《时代漫画》是由上海摩登名流邵洵美策划的三份杂志之一,其余两份分别是《时代电影》和《时代画报》。这三份杂志都因它们的质量、装帧、设计,和图画艺术(包括漫画、蒙太奇照片及其他形式)而闻名。对邵洵美在出版方面的事业的记述,见章克标所撰《海上才子搞出版——记邵洵美》一文,收于1989年出版的《上海文史》第二卷(上海),4-10。项美丽(Emily Hahn)所著的《潘先生》(Mr.Pan,Garden City,NJ:Doubleday,1942),是由他之前的一位美国情人(是《纽约客》通讯记者)所写的,将邵洵美小说化后的记述。此外,对中国漫画史的简要介绍,可见黄少仪(Wendy Siuyi Wong)的Hong Kong Comics:A History of Manhua(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2.)11-16。根据黄少仪的记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后期,约有17份漫画杂志创办于上海。
2 这幅蒙太奇照片,是由通讯记者“安琪儿”提供的,见安琪儿:《我们可爱的小天使》,《时代漫画》第三卷第28期《社会问题专号》(1936年7月)。
3 这幅蒙太奇照片的提供者是“宁馨儿”。见宁馨儿,《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心理及其事实表现》,《时代漫画》第四卷第39期(1937年7月)。
4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5 欲见对该片的概述,见陈播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258,516-21。
6 苏珊·佛森伯纳(Susan R.Fernsebner)在一篇讨论玩具和童年教育的民国时期话语的出色文章中,提供了有关这一趋势在思想和历史上的根基的洞见。民国时期的教育者们,不仅逐渐相信客体(玩具)具有塑造主体(儿童)的力量,还围绕玩具,持续讨论着“一个将工作与玩耍、成人与儿童结合起来的比喻性关联,它借了一个现代中国共和政体(Chinese Republic)的名义,致力于组建一套可自我再生的(劳工、经理、母亲、士兵等的)公民身份。”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Toys,Childhood,and Chinese Identity,1909-1933.”《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6.3(2003):271。
7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影响极大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D.Appleton,1895)437-50。见严复译自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8 佛森伯纳(Susan Fernsebner):“A People’s Playthings.”271 -78,对与玩具有关的民国话语进行了深入讨论。葛淑娴(Susan Glosser):“The Business of Family:You Huaiguo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 May Fourth Ideal.”《民国研究》(Republican China)21(1995):80-115。探讨了婴儿奶粉的商业化,及其与家庭新概念之间的联系。
9 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0-71。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bel):《人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Man,New York:Lovell,1886.)。
10 见陈济芸:《玩具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亦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6。
陈济芸:《玩具与教育》1-2。
同上,141-48。
见:《日本外国贸易年表》(东京:财政部,1934-1935年)。
见:《日本外国贸易年表》(东京:财政部,1934年)47;(1935年)61。
见葛凯(Karl 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4。
见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共产党宣言》(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37-38。
葛凯(Karl Gerth)认为,产品国籍性,以及推波助澜的“商品奇观”性(“Commodity-spectacles”),“让帝国主义的科技与帝国主义自己对着干[……]将基于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而非基于‘交换价值’(市场价值)的消费观念,纳入自己的旗下。”见葛凯:《制造中国》,206。
见青农:“小玩意”,《申报》1933年10月9日,17。
同上。
同上。有趣的是,“自由谈”上面还有许多文章,嘲弄将“国货”当作一项纯粹的营销手段的做法。具体的例子,可见达伍,《说商品之类》,《申报》1933年4月5日,17。
见沈百英编,《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49。
见周吉士编的《我的玩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许敬言编的《有趣的玩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在这幅蒙太奇照片上,易流斋主人被列为“主使”。见《真正道地国货展览会》,《时代漫画》第三卷,第26期(1936年2月)。葛凯(Karl Gerth)认为,这样的展览会,是国货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并为将商品和连同前去观看它们的消费者的意识的“国有化”,发挥作用。参见葛凯:《制造中国》205-81。
“为情节而阅读(read for the plot)”这一短语取自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所著《为情节而阅读——叙事体文学的构思与意图》(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一书。
也是在这些年,涌现出大批出版物,不仅致力于将玩具的意义和教育上的价值教给中国的人们,还力图教会他们如何用相对便宜的材料,制作这些玩具。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郭义泉编的《玩具制作法》(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这类著作一度备受欢迎。到1931年时,郭义泉的这本手册已经历了至少八次印刷。还有一本类似的,名为《小朋友玩具》的玩具制作手册,在1931年1月第一次印刷,并在1932年九月重印。见徐文远,《小朋友玩具》(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亦见潘淡明编的《玩具小工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甚至在战时,玩具制作工艺仍是人们所关心的对象。1942年,有一本关于生产玩具士兵、娃娃、动物和其他玩具的多道工序的相当详尽的手册在上海出版,并在1947年重印。见《科学画报编辑部》编的《玩具制造》(上海:中国科学图书,1947年)。对这些手册进行的更深入的探讨,可参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4-77,287-90。
见《申报》1933年10月9日,第1页。
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百年中国儿童》(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0年)488。
正当小男孩被绑架之时,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随后他被送到陈太太手中——这位女士显然是一位单身母亲。
欲见对孙瑜的教育背景和制片生涯的自传式记录,见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译注:参考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的秘密》。
欲见关于二十世纪早期的童子军现象的诞生及其全球范围传播的有趣著述,见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The Character Factory:Baden-Powell’s Boy Scouts and the Imperatives of Empire(New York:Pantheon,1986)。相传中国第一支少年侦察部队,是在1912年,紧随辛亥革命之后组建的。这一国际性组织的本土“转世”,有一个翻译得颇为生动的译名——“童子军”。一度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商务印书馆十分积极地出版了许多童子军指南,例如First Steps in Scouting的中译本,《童子军初步》。见中国童子军协会编,的《童子军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
欲见对这一敬礼方式的意味和礼仪规范的解释,参见程季杖编,《童子军组织法》(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68。在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最初的规定中,这一敬礼是用以象征向上帝和国王致敬,帮助他人,还有对童子军法规的服从。在中国,这三条后来被大概是儒家修辞的“智”、“仁”、“勇”三者覆盖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童子军活动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形成体制。举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的重要画刊《良友画报》就以显要的方式,刊登了一张蒋介石与其他要人莅临在南京举行的一场全国童子军检阅仪式的照片。见《全国童子军检阅》,《良友画报》第47卷(1930年2月):4-5。到了1932年7月的时候,就在上海战役前夕,童子军的形象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武装起来,并融入了国家救亡的大业中,正如舒少南拍摄的一张以粗体的“抵抗的呼声”为题,以三位童子军号手为对象的半张报纸大小的照片所证实的。见《抵抗的呼声》,《良友画报》第77卷(1932年7月)。
2 这幅蒙太奇照片,是由通讯记者“安琪儿”提供的,见安琪儿:《我们可爱的小天使》,《时代漫画》第三卷第28期《社会问题专号》(1936年7月)。
3 这幅蒙太奇照片的提供者是“宁馨儿”。见宁馨儿,《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心理及其事实表现》,《时代漫画》第四卷第39期(1937年7月)。
4 出自《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5 欲见对该片的概述,见陈播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258,516-21。
6 苏珊·佛森伯纳(Susan R.Fernsebner)在一篇讨论玩具和童年教育的民国时期话语的出色文章中,提供了有关这一趋势在思想和历史上的根基的洞见。民国时期的教育者们,不仅逐渐相信客体(玩具)具有塑造主体(儿童)的力量,还围绕玩具,持续讨论着“一个将工作与玩耍、成人与儿童结合起来的比喻性关联,它借了一个现代中国共和政体(Chinese Republic)的名义,致力于组建一套可自我再生的(劳工、经理、母亲、士兵等的)公民身份。”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Toys,Childhood,and Chinese Identity,1909-1933.”《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6.3(2003):271。
7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影响极大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D.Appleton,1895)437-50。见严复译自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8 佛森伯纳(Susan Fernsebner):“A People’s Playthings.”271 -78,对与玩具有关的民国话语进行了深入讨论。葛淑娴(Susan Glosser):“The Business of Family:You Huaiguo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 May Fourth Ideal.”《民国研究》(Republican China)21(1995):80-115。探讨了婴儿奶粉的商业化,及其与家庭新概念之间的联系。
9 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0-71。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bel):《人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Man,New York:Lovell,1886.)。
10 见陈济芸:《玩具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亦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6。
陈济芸:《玩具与教育》1-2。
同上,141-48。
见:《日本外国贸易年表》(东京:财政部,1934-1935年)。
见:《日本外国贸易年表》(东京:财政部,1934年)47;(1935年)61。
见葛凯(Karl 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4。
见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共产党宣言》(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37-38。
葛凯(Karl Gerth)认为,产品国籍性,以及推波助澜的“商品奇观”性(“Commodity-spectacles”),“让帝国主义的科技与帝国主义自己对着干[……]将基于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而非基于‘交换价值’(市场价值)的消费观念,纳入自己的旗下。”见葛凯:《制造中国》,206。
见青农:“小玩意”,《申报》1933年10月9日,17。
同上。
同上。有趣的是,“自由谈”上面还有许多文章,嘲弄将“国货”当作一项纯粹的营销手段的做法。具体的例子,可见达伍,《说商品之类》,《申报》1933年4月5日,17。
见沈百英编,《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49。
见周吉士编的《我的玩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许敬言编的《有趣的玩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在这幅蒙太奇照片上,易流斋主人被列为“主使”。见《真正道地国货展览会》,《时代漫画》第三卷,第26期(1936年2月)。葛凯(Karl Gerth)认为,这样的展览会,是国货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并为将商品和连同前去观看它们的消费者的意识的“国有化”,发挥作用。参见葛凯:《制造中国》205-81。
“为情节而阅读(read for the plot)”这一短语取自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所著《为情节而阅读——叙事体文学的构思与意图》(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一书。
也是在这些年,涌现出大批出版物,不仅致力于将玩具的意义和教育上的价值教给中国的人们,还力图教会他们如何用相对便宜的材料,制作这些玩具。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郭义泉编的《玩具制作法》(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这类著作一度备受欢迎。到1931年时,郭义泉的这本手册已经历了至少八次印刷。还有一本类似的,名为《小朋友玩具》的玩具制作手册,在1931年1月第一次印刷,并在1932年九月重印。见徐文远,《小朋友玩具》(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亦见潘淡明编的《玩具小工场》(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甚至在战时,玩具制作工艺仍是人们所关心的对象。1942年,有一本关于生产玩具士兵、娃娃、动物和其他玩具的多道工序的相当详尽的手册在上海出版,并在1947年重印。见《科学画报编辑部》编的《玩具制造》(上海:中国科学图书,1947年)。对这些手册进行的更深入的探讨,可参见佛森伯纳:“A People’s Playthings.”274-77,287-90。
见《申报》1933年10月9日,第1页。
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百年中国儿童》(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0年)488。
正当小男孩被绑架之时,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随后他被送到陈太太手中——这位女士显然是一位单身母亲。
欲见对孙瑜的教育背景和制片生涯的自传式记录,见孙瑜:《银海泛舟:回忆我的一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译注:参考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的秘密》。
欲见关于二十世纪早期的童子军现象的诞生及其全球范围传播的有趣著述,见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The Character Factory:Baden-Powell’s Boy Scouts and the Imperatives of Empire(New York:Pantheon,1986)。相传中国第一支少年侦察部队,是在1912年,紧随辛亥革命之后组建的。这一国际性组织的本土“转世”,有一个翻译得颇为生动的译名——“童子军”。一度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商务印书馆十分积极地出版了许多童子军指南,例如First Steps in Scouting的中译本,《童子军初步》。见中国童子军协会编,的《童子军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
欲见对这一敬礼方式的意味和礼仪规范的解释,参见程季杖编,《童子军组织法》(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68。在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最初的规定中,这一敬礼是用以象征向上帝和国王致敬,帮助他人,还有对童子军法规的服从。在中国,这三条后来被大概是儒家修辞的“智”、“仁”、“勇”三者覆盖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童子军活动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形成体制。举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的重要画刊《良友画报》就以显要的方式,刊登了一张蒋介石与其他要人莅临在南京举行的一场全国童子军检阅仪式的照片。见《全国童子军检阅》,《良友画报》第47卷(1930年2月):4-5。到了1932年7月的时候,就在上海战役前夕,童子军的形象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武装起来,并融入了国家救亡的大业中,正如舒少南拍摄的一张以粗体的“抵抗的呼声”为题,以三位童子军号手为对象的半张报纸大小的照片所证实的。见《抵抗的呼声》,《良友画报》第77卷(193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