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金融进村与农村经济变化研究——以1933-1945年陕西关中农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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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日益贫困化,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政界、金融界都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主张通过金融进村来解决农村问题。因此,从1933年起直到全面抗战时期,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关中农村,部分解决了关中农村金融枯竭的问题;各种农贷和专项贷款的发放,使关中的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销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全面抗战时期,现代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在关中传播,如现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用科学方法进行农业优良品种的实验与推广等,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使关中农村有了现代农业的气息。关中农村的变化说明,在现代金融进入关中农村社会时,国家与民间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但在讨论民国时期农贷、农村现代化等问题时应当持谨慎的态度,既要全面评估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
During the 1920 s and 1930 s,with the withering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poverty of the peasantry,the slogan of"going to the contryside"was put forward by both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and by the academia,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ircles so as to solve the rural problems by means of letting finance enter into villages. Therefore,the rural areas of Guanzhong( 关中) got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from 1933 to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which solved the financial exhaustion of this area to some extent. The issuing of various agriculture loans and special-purpose loans made Guanzhong's farm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ange. Especial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read in Guanzhong,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the experiment and promotion of fine varieties,etc. The changes of rural area of Guanzhong showed that there had been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folk society when modern finance entered into Guanzhong rural society. However,when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lo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we should not only evaluate their active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realize their deficiencies.
During the 1920 s and 1930 s,with the withering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poverty of the peasantry,the slogan of"going to the contryside"was put forward by both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and by the academia,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ircles so as to solve the rural problems by means of letting finance enter into villages. Therefore,the rural areas of Guanzhong( 关中) got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from 1933 to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which solved the financial exhaustion of this area to some extent. The issuing of various agriculture loans and special-purpose loans made Guanzhong's farm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ange. Especial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read in Guanzhong,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the experiment and promotion of fine varieties,etc. The changes of rural area of Guanzhong showed that there had been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folk society when modern finance entered into Guanzhong rural society. However,when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lo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we should not only evaluate their active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realize their deficiencies.
引文
(1)周泽:《中国农业金融应有之救济》,《会计学报》创刊号,1928年5月,第199页。
(2)羲农:《农业金融论(上)》,《银行周报》第5卷第34期,1921年9月6日,第1页。
(3)章乃器:《发展农业金融以巩固经济基础》,《银行周报》第16卷第21期,1932年6月7日,第13页。
(1)左庚:《本省农贷问题》,《抗战时代》第4卷第1期,1941年7月15日,第32页。据笔者对所见民国期刊查阅,以“到农村去”为题目的文章有300余篇,从不同角度讨论“到农村去”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金融进村也是“到农村去”的一种重要方式。
(2)相关研究参见: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李金铮:《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网络的形成考略---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36-40页;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第92-93期;杜恂诚:《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33-144页;戴鞍钢:《新旧并存:近代江南农村金融实态管窥》,《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第5-15页;兰日旭:《20世纪20、30年代商业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对农村放款的效应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3期,第77-80页;刘志英:《国家银行与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28-136页;石涛:《民国时期商业银行农贷业务述评---以中国银行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第31-37页等。
(3)如石涛:《抗战时期农贷与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国家行局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7-148页;张天政:《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第70-76页;张天政、张英杰:《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资银行在陕西的农贷活动》,《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78页;赵娜:《20世纪30年代华资银行在陕西的农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4年。
(4)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9页。
(5)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8页。
(6)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71页。
(7)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1942年,第268页。
(8)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83页。
(1)高利贷是建立在借贷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农村金融枯竭的情形下,农民最需要钱救济时,也是高利贷最活跃的时候。
(2)《各县将设平民贷款所》,《陕行汇刊》第7期,1936年4月,第111页。
(3)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5页。
(4)赵亦珊:《陕西省银行农村放款之实绩》,《陕行汇刊》第9期,1936年10月,第51页。
(5)李亦人:《复兴陕西农村之金融问题》,《钱业月报》第15卷第2号,1935年2月15日,第17页。
(6)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7页。
(7)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75页。
(8)南秉方:《陕西关中区农村金融问题之初步分析》,《西北农林》第2期,1938年3月18日,第107页。
(9)李亦人:《陕西之农村金融》,《大道》第4卷第1期,1935年5月20日,第4页。
(10)朱世珩:《从中国人口说到陕西灾后人口》,《新陕西》第1卷第2期,1931年5月1日,根据第44-45页相关数据统计。
(11)《陕省大灾尚未渡过,欲重无籽欲耕无牛》,《大公报》,1931年7月10日,第5版。
(1)石筍:《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22日,第215-216页。
(2)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33页。
(3)赵鹏九:《读了大公报载〈灾后陕西土地问题〉》,《大公报》,1931年2月27日,第11版。
(4)石筍:《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22日,第212页。
(5)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4页。
(6)《关中四十余县耕牛数量调查》,《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第99页。
(7)伍玉章:《发展陕西的合作运动》,《合作月刊》第3卷第1期,1931年3月15日,第15页。
(8)《行政院关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四届三中全会褚民谊等提开发西北(农垦部分)各案训令》(1933年2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9)萧成栋:《陕西农村现状与趋势》,《新秦先锋》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第37页。
(10)《合作运动》,《国际劳工消息》第3卷第1期,1932年7月,第3页。
(11)《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决议案》(1929年3月27日),《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30年6月,第6页。
(12)徐畅:《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述评》,《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72页。
(1)《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周刊》第1卷第8-9期合刊,1931年5月24日,第17页。
(2)《内政部为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有关农村救济提案致内政部咨文》(1932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第52页。
(3)《银行储蓄法》,《陕西建设公报》第35期,1934年9月20日,第7页。
(4)《中国合作学社关于以合作方式繁荣农村方案致国民党中执委呈》(1932年12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第59-68页。
(5)《沪银行界筹组银团投资农村,西北棉产试验已收成效》,《农业周报》第3卷第18期,1934年5月11日,第388页。
(6)《关中水利---泾惠渠告成》,《西北言论》创刊号,1932年8月25日,第57页。
(7)张光廷:《陕西泾惠渠二十五年灌溉情况》,《水利月刊》第12卷第2期,1937年2月,第148页。
(8)曾仲鸣:《完成陇海铁路与开发西北》,《中华月报》第2卷第7期,1934年7月1日,第A9页。
(9)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5年,第58-59页。
(10)叶元鼎、顾鹤年:《二十年来之棉业》,《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31日,第13页。
(11)聂雨润修,李泰等纂:《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卷四《土地志·物产》,1937年铅印本。
(12)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棉产改进会:《中华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1年12月,第41页。
(1)蒋迪先:《二十一年之棉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4期,1933年4月30日,第63页。
(2)蒋迪轩:《棉业改进与农村复兴》,《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7期,1933年7月31日,第100页。
(3)张公权:《内地与上海》,《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期,1934年4月17日,第14、13页。
(4)雷宝华:《陕西省十年来之建设》,《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第95页。
(5)王遇春:《陕西合作运动之经过》,《陕行汇刊》第3卷第9期,1939年10月,第17页。
(6)《陕西省合作贷款准则》,《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30日,第1-5页。
(7)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71页。
(8)李亦人:《陕西之农村金融》,《大道》第4卷第1期,1935年5月20日,第5页。
(9)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78页。
(1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96页。
(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贷款报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5年版,第1页。
(1)《上海银行在陕办理生产贷款》,《救灾汇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6月,第30页。
(2)《上海银行新设西安分行》,《银行周报》第15卷第5期,1934年8月7日,第44页。
(3)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6页。
(4)李国桢:《陕西棉业》,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版,第255、256页。
(5)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83页。
(6)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6页。
(7)《上海银行在陕办理生产贷款》,《救灾会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6月,第30页。
(8)徐仲迪:《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之过去与将来》,《棉业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57页。
(9)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7页。
(10)《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本文所引上海档案馆馆藏文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涛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11)《中国等六银行举办棉业贷款,合同已签订》,《商业月报》,1934年8月31日,第3页。
(12)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9页。
(13)《棉花产销银团分配陕省贷款数额》,《农林新报》第11卷第18期,1934年6月21日,第383页。
(1)《银行界组织棉花产销贷款银团》,《纺织周刊》第4卷第27期,1934年7月2日,第682页。
(2)《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8,第21页。
(4)《中华农业贷款银团近况》,《农村合作月报》第61卷第4-5期合刊,1935年12月31日,第13页。
(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章程》,《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7期,1935年4月1日,第110页。
(6)《第四次理事会纪录》(1935年3月18日),《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会议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9。
(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8,第21页。
(1)铎:《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最近农村投资之概况》,《都市与农村》第5-6期合刊,1935年6月11日,第15页。
(2)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1935年,第10页。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贷款报告》,1935年,第1、6-7页。
(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1935年,第10页。
(5)《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昨开理事会议》,《申报》,1936年5月6日,第8版。
(6)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五年度贷款报告》,1936年,第9、19页。
(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总办事处函》(1937年4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613。
(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65页。
(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0页。
(1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五年度贷款报告》,第19页。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1页。
(2)《中华农业合作银团陕西区办事处主任[陆]君谷报告陕西生产贷款情形》(1936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9。
(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四次理事会》(1937年2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13。
(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营业报告民国二十五年度》,第22-23页。
(5)《陕省农村救济》,《聚星月刊》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第91页。
(6)《陕西之合作事业》,《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7期,1937年7月。
(7)《陕西之合作事业》,《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7号,1937年7月,根据第1401-1044页表格计算。
(8)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7页。
(9)《陕西省合作委员会、中国农民银行协定合作贷款合约》,《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30日,第5页。
(10)何潜:《陕西省之农村合作事业》,《农友》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第5页。
(11)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6页。
(1)姚公振:《十年来之中国农民银行》,《经济汇报》第6卷第11期,1941年12月1日,第25页。
(2)《西安中国银行沿革》,《雍言》第5卷第10期,1945年10月15日,第76页。
(3)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285页。
(4)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中国农民银行民国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1935年,第45页。
(5)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根据第135-137页“陕西省各县农村合作社一览表”之数据计算
(6)《陕西省二十四年度合作社概况》,《统计材料月刊》第2期,1936年2月,第6页。
(7)《西安中国银行改组各县合作社》,《陕西棉讯》第2卷第13期,1936年3月20日,第3页。
(8)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9)屈秉基:《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金融业》,《陕西工商史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3-4页。
(1)秦行调查:《咸阳、兴平、武功、朝邑、大荔等五县农村合作状况之调查(附)二十四年度下期农贷计划》,《交行通信》第7卷第3期,1935年9月20日,第5、11页。
(2)何潜:《陕西省之农村合作事业》,《农友》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第5页。
(3)每合作社户数根据《咸阳、兴平、武功、朝邑、大荔等五县农村合作状况之调查(附)二十四年度下期农贷计划》(《交行通信》第7卷第3期,1935年9月20日,第11页)有关统计数据计算。
(4)王作田:《西北经济建设声中的陕西合作事业》,天津《益世报》,1935年12月28日,第12版。
(5)波如:《陕西澄城社会概略》,《宇宙旬刊》第6期,1935年3月5日,第42页。
(6)锄非:《陕西渭南新兴区棉花产销合作社概况》,《棉运合作》第1卷第4期,1936年4月1日,第13页。
(7)雷宝华:《陕西省十年来之建设》,《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第96页。
(8)林和成:《民元来我国之农业金融》,《银行周报》第31卷第9-10期合刊,1947年3月10日,第36页。
(1)黎小苏:《陕西银行业之过去与现在》,《西北资源》第1卷第6期,1941年3月10日,第24页。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122页。
(3)《四联总处筹设西北金融网》,《财政知识》第2卷第1期,1942年11月1日,第33页。
(4)本社资料室:《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议案内容》,《财政评论》第1卷第5期,1939年5月,第167页。
(5)重庆市档案馆等:《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金融》,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6)郭荣生:《四年来西南西北金融网之建立》,《财政评论》第6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37页。
(7)财政部直接税处:《十年来之金融》,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11页。
(8)郭荣生:《四年来西南西北金融网之建立》,《财政评论》第6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37页。
(9)郭荣生:《战时西南西北金融网建设》,《财政学报》第1卷第3期,1943年3月15日,第59页。
(10)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四联总处史料》(上),第209页。
(12)《陕西省银行七年来之总检讨》,《银行周报》第22卷第36期,1938年9月13日,第4页。
(13)萧紫鹤:《陕西省银行概况》,《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12页。
(1)《陕西县银行达六十九家》,《上海工商》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47年5月20日,第29页。
(2)陈封雄:《陕西省金融网之分布情形》,《经济汇报》第7卷第10期,1943年5月16日,第89页。
(3)张景瑞:《农贷的现在和将来》,《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245页。
(4)王遇春:《陕西合作运动之经过》,《陕行汇刊》第3卷第9期,1939年10月,第18-20页。
(5)《一年来之陕西合作事业---陕西省合作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份工作报告》,《陕西合作》第49期,1940年4月1日,第3页。
(6)本社资料:《我国战时农贷之推进》,《财政评论》第3卷第4期,1940年4月,第151页。
(7)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61页。
(8)《农本局办法大纲》,《金融周报》第1卷第17期,1936年4月22日,第24页。
(9)《合作金库规程》,《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2期,1937年2月30日,第1页。
(10)《陕西省发展合作金库方案》(1939年9月6日通过),《陕西合作》第47期,1939年12月1日,第10-11页。
(11)《陕西省农贷将移交合作金库办理》,《农本》第22期,1939年8月15日,第4-5页。
(12)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9页。
(1)李国祯:《陕西省农贷与农业改进之关系》,《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第4期,1946年7月10日,第6页。
(2)《中央五行局各省农贷结余额》,《中农经济统计》第1卷第6期,1941年12月31日,第53页。
(3)《陕西省最近金融经济调查报告》,《陕行汇刊》第3卷第3期,1939年4月,第40页。
(4)根据《陕西省合作事业概况表》(截至1939年底)计算,《陕西合作》第49期,1940年4月。
(5)《我国战期农贷统计表》,《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2卷第12期,1940年7月7日,第441页。
(6)《廿九年度全国合作社放款金额与社数比较表》、《廿九年度全国合作社放款金额与社员数比较表》,《中农月刊》第2卷第4期,1941年4月30日,第88-89页。
(7)《各种农贷暂行准则》,《中农月刊》第1卷第4期,1940年4月,第137-138页。
(8)李国祯:《陕西省农贷与农业改进之关系》,《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第4期,1946年7月10日,第6页。
(9)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71页。
(10)章景瑞:《农贷的现在和将来》,《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251页。
(1)《各种农贷结余统计表》,《本行通讯》第42期,1942年9月30日,第40页。
(2)熊斌:《农贷与陕西》,《陕西农贷通讯》第3期,1943年6月1日,第6页。
(3)《陕行三十二年度各种贷款计划及实施述略》,《陕行农贷通讯》第3期,1943年6月1日,第8-9页。
(4)章元玮、储瑞棠:《本行农村副业贷款办理经过与推进拟议》,《本行通讯》第71期,1943年12月15日,第22、24页。
(5)《川陕棉贷简讯》,《本行动态》第90期,1944年9月30日,第9页。
(6)《陕棉生贷款结束》,《本行通讯》第112期,1945年8月31日,第7页。
(7)以1936年做基数,1945年11月法币每元购买力“仅合战前一厘至一厘三毫”。参见《法币每元仅合一厘三毫》,《中国新闻》第2卷,1945年12月,第3页。
(8)《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9)徐仲迪:《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之过去与将来》,《棉业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57页。
(10)张清意:《陕西省棉花产销贷款之研究》,《本行通讯》第106期,1945年5月31日,第7页。
(1)张清意:《陕西省棉花产销贷款之研究》,《本行通讯》第106期,1945年5月31日,第7-9页。
(2)李国祯:《陕西小麦》,陕西农业改进所1948年版,第141页。
(3)原鸿儒:《陕西省之改良小麦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
(4)陕行农贷股:《三十二年度陕行收购改良麦种工作概述》,《本行通讯》第74期,1944年1月31日,第17-19页。
(5)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6)李国祯:《陕西小麦》,第26页。
(7)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70页。
(8)根据《陕西省历年征购军粮统计表》统计和计算,参见《陕西省统计资料汇刊》第3期,1942年12月25日,第62-67页。
(9)李国祯:《陕西小麦》,第141页。
(10)《最近二十年水利行政概况》,《水利》第6卷第3期,1934年3月;《泾惠渠报告书》,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1934年版,第17-18页。
(11)张光廷:《陕西泾惠渠二十五年灌溉情况》,《水利月刊》第12卷第2期,1937年2月。
(12)《陕省府与沪银行商妥引渭借款》,《申报》,1934年11月4日,第2版。
(13)黎小苏:《陕西渭惠渠概述》,《西北研究》第5卷第8期,1942年8月15日。
(14)柏丛:《陕西省新兴水利工程与农田水利贷款》,《陕政》第6卷第7期,1945年3月31日,第34页。
(15)刘中瑞:《由陕西水利事业看全国水利之前途》,《陕政》第7卷第11期,1946年7月31日,第9页。
(1)根据《二十八年渭惠渠灌溉区域农村经济状况调查》一文相关统计表计算,参见《陕西水利季报》第5卷第3-4期合刊,1940年12月,第67-68页。
(2)李国桢:《陕西棉业》,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版,第256页。
(3)《一九三五年小麦青苗贷款》,《陕西棉讯》第8期,1935年1月23日,第2页。
(4)《邹秉文致总经理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5-1-703。
(5)参见石涛:《民国时期商业银行农贷业务述评---以中国银行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第36页。
(6)陈法正:《农村副业与农业贷款》,《中国农民》第2卷第5期,1942年12月30日,第48页。
(7)章元玮、储瑞棠:《本行农村副业贷款办理经过与推进拟议》,《本行通讯》第71期,1943年12月15日,第20页。
(8)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80页。
(9)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9页。
(1)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5页。
(2)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5页。
(3)《中华农贷银团陕区处陕西棉产改进所上海银行西安分行会订二十四年棉花产销合作社运销贷款办法》,《合作界》第1卷第6期,1935年11月20日,第111页。
(4)《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5)《交通银行办理农贷成绩》,《金融周报》第1卷第14期,1936年4月1日,第26页。
(6)《农贷利率问题》,《农贷消息》创刊号,1939年9月20日,第11页。
(7)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71页。
(8)《农田水利贷款概述》,《银行周刊》第3卷第49期,1942年12月7日,第2页。
(9)许声鹗:《农贷业务行政制度之研究》,《中农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30日,第55页。
(1)许品:《西北农贷的基本问题》,《西北论衡》第9卷第3期,1941年3月15日,第25页。
(2)王作田:《论陕西战时合作资金问题》,《合作月刊(战时版)》第5期,1938年9月1日,第22页。
(3)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7页。
(1)许品:《西北农贷的基本问题》,《西北论衡》第9卷第3期,1941年3月15日,第25页。
(2)《沪物价涨愈五千倍,法币购买力日低落》,《报报》第2卷第3期,1946年4月20日。
(2)羲农:《农业金融论(上)》,《银行周报》第5卷第34期,1921年9月6日,第1页。
(3)章乃器:《发展农业金融以巩固经济基础》,《银行周报》第16卷第21期,1932年6月7日,第13页。
(1)左庚:《本省农贷问题》,《抗战时代》第4卷第1期,1941年7月15日,第32页。据笔者对所见民国期刊查阅,以“到农村去”为题目的文章有300余篇,从不同角度讨论“到农村去”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金融进村也是“到农村去”的一种重要方式。
(2)相关研究参见: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李金铮:《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网络的形成考略---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36-40页;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第92-93期;杜恂诚:《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33-144页;戴鞍钢:《新旧并存:近代江南农村金融实态管窥》,《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第5-15页;兰日旭:《20世纪20、30年代商业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对农村放款的效应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3期,第77-80页;刘志英:《国家银行与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28-136页;石涛:《民国时期商业银行农贷业务述评---以中国银行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第31-37页等。
(3)如石涛:《抗战时期农贷与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国家行局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7-148页;张天政:《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第70-76页;张天政、张英杰:《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资银行在陕西的农贷活动》,《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78页;赵娜:《20世纪30年代华资银行在陕西的农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14年。
(4)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9页。
(5)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8页。
(6)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71页。
(7)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1942年,第268页。
(8)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83页。
(1)高利贷是建立在借贷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农村金融枯竭的情形下,农民最需要钱救济时,也是高利贷最活跃的时候。
(2)《各县将设平民贷款所》,《陕行汇刊》第7期,1936年4月,第111页。
(3)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5页。
(4)赵亦珊:《陕西省银行农村放款之实绩》,《陕行汇刊》第9期,1936年10月,第51页。
(5)李亦人:《复兴陕西农村之金融问题》,《钱业月报》第15卷第2号,1935年2月15日,第17页。
(6)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7页。
(7)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75页。
(8)南秉方:《陕西关中区农村金融问题之初步分析》,《西北农林》第2期,1938年3月18日,第107页。
(9)李亦人:《陕西之农村金融》,《大道》第4卷第1期,1935年5月20日,第4页。
(10)朱世珩:《从中国人口说到陕西灾后人口》,《新陕西》第1卷第2期,1931年5月1日,根据第44-45页相关数据统计。
(11)《陕省大灾尚未渡过,欲重无籽欲耕无牛》,《大公报》,1931年7月10日,第5版。
(1)石筍:《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22日,第215-216页。
(2)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33页。
(3)赵鹏九:《读了大公报载〈灾后陕西土地问题〉》,《大公报》,1931年2月27日,第11版。
(4)石筍:《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1932年7月22日,第212页。
(5)陈翰笙:《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申报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12月15日,第14页。
(6)《关中四十余县耕牛数量调查》,《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第99页。
(7)伍玉章:《发展陕西的合作运动》,《合作月刊》第3卷第1期,1931年3月15日,第15页。
(8)《行政院关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四届三中全会褚民谊等提开发西北(农垦部分)各案训令》(1933年2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9)萧成栋:《陕西农村现状与趋势》,《新秦先锋》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第37页。
(10)《合作运动》,《国际劳工消息》第3卷第1期,1932年7月,第3页。
(11)《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决议案》(1929年3月27日),《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30年6月,第6页。
(12)徐畅:《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述评》,《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72页。
(1)《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周刊》第1卷第8-9期合刊,1931年5月24日,第17页。
(2)《内政部为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有关农村救济提案致内政部咨文》(1932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第52页。
(3)《银行储蓄法》,《陕西建设公报》第35期,1934年9月20日,第7页。
(4)《中国合作学社关于以合作方式繁荣农村方案致国民党中执委呈》(1932年12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七)》,第59-68页。
(5)《沪银行界筹组银团投资农村,西北棉产试验已收成效》,《农业周报》第3卷第18期,1934年5月11日,第388页。
(6)《关中水利---泾惠渠告成》,《西北言论》创刊号,1932年8月25日,第57页。
(7)张光廷:《陕西泾惠渠二十五年灌溉情况》,《水利月刊》第12卷第2期,1937年2月,第148页。
(8)曾仲鸣:《完成陇海铁路与开发西北》,《中华月报》第2卷第7期,1934年7月1日,第A9页。
(9)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5年,第58-59页。
(10)叶元鼎、顾鹤年:《二十年来之棉业》,《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1期,1931年1月31日,第13页。
(11)聂雨润修,李泰等纂:《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卷四《土地志·物产》,1937年铅印本。
(12)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棉产改进会:《中华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1年12月,第41页。
(1)蒋迪先:《二十一年之棉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4期,1933年4月30日,第63页。
(2)蒋迪轩:《棉业改进与农村复兴》,《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7期,1933年7月31日,第100页。
(3)张公权:《内地与上海》,《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期,1934年4月17日,第14、13页。
(4)雷宝华:《陕西省十年来之建设》,《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第95页。
(5)王遇春:《陕西合作运动之经过》,《陕行汇刊》第3卷第9期,1939年10月,第17页。
(6)《陕西省合作贷款准则》,《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30日,第1-5页。
(7)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71页。
(8)李亦人:《陕西之农村金融》,《大道》第4卷第1期,1935年5月20日,第5页。
(9)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78页。
(1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596页。
(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贷款报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5年版,第1页。
(1)《上海银行在陕办理生产贷款》,《救灾汇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6月,第30页。
(2)《上海银行新设西安分行》,《银行周报》第15卷第5期,1934年8月7日,第44页。
(3)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6页。
(4)李国桢:《陕西棉业》,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版,第255、256页。
(5)吴承禧:《中国银行业的农业金融》,《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第483页。
(6)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6页。
(7)《上海银行在陕办理生产贷款》,《救灾会刊》第11卷第5期,1934年6月,第30页。
(8)徐仲迪:《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之过去与将来》,《棉业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57页。
(9)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7页。
(10)《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本文所引上海档案馆馆藏文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涛博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11)《中国等六银行举办棉业贷款,合同已签订》,《商业月报》,1934年8月31日,第3页。
(12)陈其鹿:《陕西省农业金融之概况》,《社会经济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79页。
(13)《棉花产销银团分配陕省贷款数额》,《农林新报》第11卷第18期,1934年6月21日,第383页。
(1)《银行界组织棉花产销贷款银团》,《纺织周刊》第4卷第27期,1934年7月2日,第682页。
(2)《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8,第21页。
(4)《中华农业贷款银团近况》,《农村合作月报》第61卷第4-5期合刊,1935年12月31日,第13页。
(5)《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章程》,《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7期,1935年4月1日,第110页。
(6)《第四次理事会纪录》(1935年3月18日),《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会议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9。
(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理事会视察报告》(1935年4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8,第21页。
(1)铎:《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最近农村投资之概况》,《都市与农村》第5-6期合刊,1935年6月11日,第15页。
(2)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1935年,第10页。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贷款报告》,1935年,第1、6-7页。
(4)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四年度贷款报告》,1935年,第10页。
(5)《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昨开理事会议》,《申报》,1936年5月6日,第8版。
(6)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五年度贷款报告》,1936年,第9、19页。
(7)《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总办事处函》(1937年4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613。
(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65页。
(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0页。
(10)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民国廿五年度贷款报告》,第19页。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1页。
(2)《中华农业合作银团陕西区办事处主任[陆]君谷报告陕西生产贷款情形》(1936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9。
(3)《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第四次理事会》(1937年2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13。
(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营业报告民国二十五年度》,第22-23页。
(5)《陕省农村救济》,《聚星月刊》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第91页。
(6)《陕西之合作事业》,《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7期,1937年7月。
(7)《陕西之合作事业》,《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7号,1937年7月,根据第1401-1044页表格计算。
(8)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7页。
(9)《陕西省合作委员会、中国农民银行协定合作贷款合约》,《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30日,第5页。
(10)何潜:《陕西省之农村合作事业》,《农友》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第5页。
(11)林嵘:《七年来中国农民银行之农贷》,《中农月刊》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第86页。
(1)姚公振:《十年来之中国农民银行》,《经济汇报》第6卷第11期,1941年12月1日,第25页。
(2)《西安中国银行沿革》,《雍言》第5卷第10期,1945年10月15日,第76页。
(3)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285页。
(4)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中国农民银行民国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1935年,第45页。
(5)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根据第135-137页“陕西省各县农村合作社一览表”之数据计算
(6)《陕西省二十四年度合作社概况》,《统计材料月刊》第2期,1936年2月,第6页。
(7)《西安中国银行改组各县合作社》,《陕西棉讯》第2卷第13期,1936年3月20日,第3页。
(8)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9)屈秉基:《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金融业》,《陕西工商史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3-4页。
(1)秦行调查:《咸阳、兴平、武功、朝邑、大荔等五县农村合作状况之调查(附)二十四年度下期农贷计划》,《交行通信》第7卷第3期,1935年9月20日,第5、11页。
(2)何潜:《陕西省之农村合作事业》,《农友》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15日,第5页。
(3)每合作社户数根据《咸阳、兴平、武功、朝邑、大荔等五县农村合作状况之调查(附)二十四年度下期农贷计划》(《交行通信》第7卷第3期,1935年9月20日,第11页)有关统计数据计算。
(4)王作田:《西北经济建设声中的陕西合作事业》,天津《益世报》,1935年12月28日,第12版。
(5)波如:《陕西澄城社会概略》,《宇宙旬刊》第6期,1935年3月5日,第42页。
(6)锄非:《陕西渭南新兴区棉花产销合作社概况》,《棉运合作》第1卷第4期,1936年4月1日,第13页。
(7)雷宝华:《陕西省十年来之建设》,《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第96页。
(8)林和成:《民元来我国之农业金融》,《银行周报》第31卷第9-10期合刊,1947年3月10日,第36页。
(1)黎小苏:《陕西银行业之过去与现在》,《西北资源》第1卷第6期,1941年3月10日,第24页。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122页。
(3)《四联总处筹设西北金融网》,《财政知识》第2卷第1期,1942年11月1日,第33页。
(4)本社资料室:《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议案内容》,《财政评论》第1卷第5期,1939年5月,第167页。
(5)重庆市档案馆等:《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金融》,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6)郭荣生:《四年来西南西北金融网之建立》,《财政评论》第6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37页。
(7)财政部直接税处:《十年来之金融》,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版,第11页。
(8)郭荣生:《四年来西南西北金融网之建立》,《财政评论》第6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37页。
(9)郭荣生:《战时西南西北金融网建设》,《财政学报》第1卷第3期,1943年3月15日,第59页。
(10)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四联总处史料》(上),第209页。
(12)《陕西省银行七年来之总检讨》,《银行周报》第22卷第36期,1938年9月13日,第4页。
(13)萧紫鹤:《陕西省银行概况》,《金融知识》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12页。
(1)《陕西县银行达六十九家》,《上海工商》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47年5月20日,第29页。
(2)陈封雄:《陕西省金融网之分布情形》,《经济汇报》第7卷第10期,1943年5月16日,第89页。
(3)张景瑞:《农贷的现在和将来》,《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245页。
(4)王遇春:《陕西合作运动之经过》,《陕行汇刊》第3卷第9期,1939年10月,第18-20页。
(5)《一年来之陕西合作事业---陕西省合作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份工作报告》,《陕西合作》第49期,1940年4月1日,第3页。
(6)本社资料:《我国战时农贷之推进》,《财政评论》第3卷第4期,1940年4月,第151页。
(7)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61页。
(8)《农本局办法大纲》,《金融周报》第1卷第17期,1936年4月22日,第24页。
(9)《合作金库规程》,《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2卷第2期,1937年2月30日,第1页。
(10)《陕西省发展合作金库方案》(1939年9月6日通过),《陕西合作》第47期,1939年12月1日,第10-11页。
(11)《陕西省农贷将移交合作金库办理》,《农本》第22期,1939年8月15日,第4-5页。
(12)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9页。
(1)李国祯:《陕西省农贷与农业改进之关系》,《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第4期,1946年7月10日,第6页。
(2)《中央五行局各省农贷结余额》,《中农经济统计》第1卷第6期,1941年12月31日,第53页。
(3)《陕西省最近金融经济调查报告》,《陕行汇刊》第3卷第3期,1939年4月,第40页。
(4)根据《陕西省合作事业概况表》(截至1939年底)计算,《陕西合作》第49期,1940年4月。
(5)《我国战期农贷统计表》,《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2卷第12期,1940年7月7日,第441页。
(6)《廿九年度全国合作社放款金额与社数比较表》、《廿九年度全国合作社放款金额与社员数比较表》,《中农月刊》第2卷第4期,1941年4月30日,第88-89页。
(7)《各种农贷暂行准则》,《中农月刊》第1卷第4期,1940年4月,第137-138页。
(8)李国祯:《陕西省农贷与农业改进之关系》,《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第4期,1946年7月10日,第6页。
(9)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71页。
(10)章景瑞:《农贷的现在和将来》,《经济建设季刊》创刊号,1942年7月,第251页。
(1)《各种农贷结余统计表》,《本行通讯》第42期,1942年9月30日,第40页。
(2)熊斌:《农贷与陕西》,《陕西农贷通讯》第3期,1943年6月1日,第6页。
(3)《陕行三十二年度各种贷款计划及实施述略》,《陕行农贷通讯》第3期,1943年6月1日,第8-9页。
(4)章元玮、储瑞棠:《本行农村副业贷款办理经过与推进拟议》,《本行通讯》第71期,1943年12月15日,第22、24页。
(5)《川陕棉贷简讯》,《本行动态》第90期,1944年9月30日,第9页。
(6)《陕棉生贷款结束》,《本行通讯》第112期,1945年8月31日,第7页。
(7)以1936年做基数,1945年11月法币每元购买力“仅合战前一厘至一厘三毫”。参见《法币每元仅合一厘三毫》,《中国新闻》第2卷,1945年12月,第3页。
(8)《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9)徐仲迪:《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之过去与将来》,《棉业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第57页。
(10)张清意:《陕西省棉花产销贷款之研究》,《本行通讯》第106期,1945年5月31日,第7页。
(1)张清意:《陕西省棉花产销贷款之研究》,《本行通讯》第106期,1945年5月31日,第7-9页。
(2)李国祯:《陕西小麦》,陕西农业改进所1948年版,第141页。
(3)原鸿儒:《陕西省之改良小麦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
(4)陕行农贷股:《三十二年度陕行收购改良麦种工作概述》,《本行通讯》第74期,1944年1月31日,第17-19页。
(5)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6)李国祯:《陕西小麦》,第26页。
(7)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70页。
(8)根据《陕西省历年征购军粮统计表》统计和计算,参见《陕西省统计资料汇刊》第3期,1942年12月25日,第62-67页。
(9)李国祯:《陕西小麦》,第141页。
(10)《最近二十年水利行政概况》,《水利》第6卷第3期,1934年3月;《泾惠渠报告书》,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1934年版,第17-18页。
(11)张光廷:《陕西泾惠渠二十五年灌溉情况》,《水利月刊》第12卷第2期,1937年2月。
(12)《陕省府与沪银行商妥引渭借款》,《申报》,1934年11月4日,第2版。
(13)黎小苏:《陕西渭惠渠概述》,《西北研究》第5卷第8期,1942年8月15日。
(14)柏丛:《陕西省新兴水利工程与农田水利贷款》,《陕政》第6卷第7期,1945年3月31日,第34页。
(15)刘中瑞:《由陕西水利事业看全国水利之前途》,《陕政》第7卷第11期,1946年7月31日,第9页。
(1)根据《二十八年渭惠渠灌溉区域农村经济状况调查》一文相关统计表计算,参见《陕西水利季报》第5卷第3-4期合刊,1940年12月,第67-68页。
(2)李国桢:《陕西棉业》,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版,第256页。
(3)《一九三五年小麦青苗贷款》,《陕西棉讯》第8期,1935年1月23日,第2页。
(4)《邹秉文致总经理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5-1-703。
(5)参见石涛:《民国时期商业银行农贷业务述评---以中国银行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3年第8期,第36页。
(6)陈法正:《农村副业与农业贷款》,《中国农民》第2卷第5期,1942年12月30日,第48页。
(7)章元玮、储瑞棠:《本行农村副业贷款办理经过与推进拟议》,《本行通讯》第71期,1943年12月15日,第20页。
(8)蒋杰:《关中农村金融调查》,《西北农林》第4期,1938年10月20日,第180页。
(9)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9页。
(1)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5页。
(2)姚公振:《论西北之农业金融》,《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3期,1943年4月1日,第15页。
(3)《中华农贷银团陕区处陕西棉产改进所上海银行西安分行会订二十四年棉花产销合作社运销贷款办法》,《合作界》第1卷第6期,1935年11月20日,第111页。
(4)《陕西棉产改进所代理交通、金城、浙江兴业、四省农民、上海银行棉花产销合作贷款报告》,金城银行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4-1-605-1。
(5)《交通银行办理农贷成绩》,《金融周报》第1卷第14期,1936年4月1日,第26页。
(6)《农贷利率问题》,《农贷消息》创刊号,1939年9月20日,第11页。
(7)韩清涛:《陕西的农业合作事业》,《西北资源》第1卷第2期,1940年11月10日,第71页。
(8)《农田水利贷款概述》,《银行周刊》第3卷第49期,1942年12月7日,第2页。
(9)许声鹗:《农贷业务行政制度之研究》,《中农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30日,第55页。
(1)许品:《西北农贷的基本问题》,《西北论衡》第9卷第3期,1941年3月15日,第25页。
(2)王作田:《论陕西战时合作资金问题》,《合作月刊(战时版)》第5期,1938年9月1日,第22页。
(3)安希伋:《陕西农家借贷调查》,《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30日,第67页。
(1)许品:《西北农贷的基本问题》,《西北论衡》第9卷第3期,1941年3月15日,第25页。
(2)《沪物价涨愈五千倍,法币购买力日低落》,《报报》第2卷第3期,194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