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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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A Study of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Excavate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on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in Ancient East Asian Society
  • 作者:金庆浩 ; 戴卫红
  • 英文作者:KIM Kyung-ho;Academy of East Asian Studies,Sungkyunguan University;
  • 关键词:《论语》 ; 古代东亚木简 ; 儒学理念
  • 英文关键词: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amboo slips of ancient East Asia;;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 中文刊名:SHXZ
  • 英文刊名: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 机构: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出版日期:2017-05-01
  • 出版单位:史学集刊
  • 年:2017
  • 期:No.170
  • 语种:中文;
  • 页:SHXZ201703008
  • 页数:14
  • CN:03
  • ISSN:22-1064/K
  • 分类号:52-65
摘要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即已成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影响不仅在中国,还远及韩、日等东亚国家。20世纪以来,在中、韩、日等国均出土了《论语》简牍。本文以《论语》简牍为中心,考察古代东亚社会儒学普及和汉字的使用。特别是通过对从汉代以后到8世纪前后,中、韩、日东亚三国出土《论语》简牍的比较分析,提供理解东亚世界汉字以及儒教思想传播和接受的新视角。
        It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similarities of their shapes or format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ancient East Asian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used for writing,which have been useful in disclosing their chronology.Nevertheless,such work does not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ancient East Asian culture.Since the bamboo slip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re excavated from Pingrang in North Korea and a variety of sites in Japan,which were estimated to b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BC to the late eighth century AD,it has been possible to study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far-away regions throughout East Asia,as a way to properly understand ancient East A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examines the role of ancient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di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erm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script-based bureaucracy and cultur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ncient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this study,various wooden and bamboo slips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excavated from Korea,Japan,and China,dated from approximately the Han Dynasty to 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will be compared. In particular,the Lelang bamboo slips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discovered in 2009,provides critical clues supporting new interpretations that better explain the spread of Chinese script and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he wooden and bamboo slip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unearthed from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certain similarities not only in their shape,but also in their active usage in document-based administration,which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style legal systems and a ruling ideology based on Confucianism.
引文
(1)与“汉字文化圈”的概念相关,最近有学者提出“汉文文化圈”的概念。根据金文京先生的见解,日本有独自的标记对汉文进行训读,但朝鲜、回纥、契丹等民族的语言和汉语在字体上都有同一的现象。另外,在佛经的汉译过程中,已有训读的特点,对理解东亚文化是必要的,由此他提出汉文文化圈的概念。参见金文京:《漢文と东アジア-訓讀の文化圈》,岩波书店2010年版。
    (2)西嶋定生:《西嶋定生东アジア史論集---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第3卷,岩波书店2002年版,第67页。
    (3)许慎撰:《说文解字》(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说文解字·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4)扬雄:《方言》,周祖谟校笺:《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年版。
    (5)高村武幸:《前漢西北邊境と關東の戍卒》,《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版。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宫宅洁:《秦漢時代の文字と識字---竹簡·木簡からみた》,冨谷至编:《漢字の中國文化》,昭和堂2009年版。
    (2)李成珪:《韓國古代國家·形成·漢字受容》,韩国古代史学会:《韓國古代史研究》第32辑,2003年,第60-62页。
    (3)宫本徹:《アジアの言語と漢字---漢字の受容のよるアジア諸言語の變容》,大西克也:《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9年版。在这篇文章中,依据汉字的受容,对各个地区语言的变容进行了说明。
    (4)金庆浩:《韓中日東亞三國出土文字資料現況及研究》,韩国古代史学会:《韓國古代史研究》第59辑,2010年。
    (5)尹在硕:《韓國、中國、日本出土論語木簡比较研究》,《東洋史學研究》第114辑,2011年,第3页。
    (6)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平壤貞柏洞364號墳出土竹簡〈論語〉》,《木簡與文字》第4号,2009年。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8)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王国维原著〈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国维原著〈简牍检署考〉校注》介绍的传世文献的记载具有代表性。例如《仪礼》疏中引用的郑玄《论语序》的内容,是具代表性的记载之一(“《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尺二寸。《孝经》兼半之,《论语》八寸策,又兼焉”)。
    (9)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10)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王国维原著〈简牍检署考〉校注》,第14-17页;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页。
    (1)李零:《简帛的形制与使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指出:“七十年代后,出土日增,材料山积,很有必要做重新总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6页。)
    (2)关于简牍的介绍,可以参见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刘洪:《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胡平生、马月华:《王国维原著〈简牍检署考〉校注》,第13页。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129页。
    (5)胡平生、马月华:《王国维原著〈简牍检署考〉校注》,第14-37页。
    (6)尹在硕:《韓國、中國、日本出土論語木簡比较研究》,第23页。
    (7)关于“标准化”的概念,参见翟光珠:《中国古代标准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均明:《秦汉帝国标准化措施述略》,黎明钊主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下简称《尹湾汉简》。
    (9)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以下简称《天长汉简》。
    (10)直到现在公开的照片只有一幅黑白照片。孫永钟:《朝鮮斷代史(高句麗史5)》,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2008年版;金廷文:《照片:樂浪遺址出土的木簡》,《朝鮮歷史考古》第149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7-81页。
    (12)高光仪:《樂浪郡初元四年户口簿重新研究》,韩国木简学会:《木簡與文字》第7辑,2011年,第20-22页。
    (13)相关释文及主要内容,可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以上发掘情况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40号汉墓研究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与此相关,尹在硕在《韓國、中國、日本出土論語木簡比较研究》中指出“定州《论语》竹简因为在中山国怀王墓中出土,在宣帝当时最高统治阶层社会流通,它是当时《论语》的定型版本的可能性很高”(第12页)。
    (1)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平壤貞柏洞364號墳出土竹簡〈論語〉》,第134页。
    (2)《汉文珍贵古籍名录·00077论语》,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3)《论衡·正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正说篇第八十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35页。
    (4)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平壤貞柏洞364號墳出土竹簡〈論語〉》,第142-155页。
    (5)柳秉兴:《考古學領域取得的成果》,《朝鮮考古研究》,1992年第2期,第2页,“有写着《论语》第11卷和第12卷全文的竹块编束的遗物。”
    (6)参见孙永钟:《樂浪郡南部地區(後帶方郡地區)位置---以“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多少□□”統計材料為中心》,《歷史科學》第198辑,2006年,第30-33页;孙永钟:《遼東地方西漢郡縣的位置及之後的變遷(1)》,《歷史科學》第199辑,2006年,第49-52页;尹龙九:《新發掘的樂浪木簡-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名簿》,韩国古代史学会:《韓國古代史研究》第46辑,2007年,第241-263页。关于乐浪木简户口簿的释文内容,可参见尹龙九:《平壤出土〈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别户口簿〉研究》,《木簡與文字》第3号,2009年,第281-284页;金秉骏:《樂浪郡初期糸扁户过程“胡汉稍别”---〈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别户口多少□□〉木簡》,《木簡與文字》创刊号,2008年;在《樂浪郡初期の糸扁户過程-樂浪郡初元四年户口糸充計木簡を端糸者として》(《古代文化》61-2,2009年)中,金秉骏对2008年的论文做了修正补充。
    (7)(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正说》,第1598页。
    (1)福井重雅:《五经博士の研究》,《漢代儒教の史的研究---儒教の官學化をめぐる定說の再檢討-》第1篇,汲古书院2005版,第233页。
    (2)《汉书》卷八《宣帝纪》:“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页。)
    (3)《汉书》卷九《元帝纪》:“赞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第298页)
    (4)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49页。
    (5)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6)《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19页。)
    (7)《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第3596页)
    (8)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9)金庆浩:《秦漢時期戶口文書和邊境支配---以記載樣式為中心》,《樂浪郡戶口名簿研究》,东北亚历史财团2010年版。
    (10)尹在硕:《韓國、中國、日本出土論語木簡比较研究》,第40-51页。
    (11)《汉书》卷八一《张禹传》:“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第3352页)
    (12)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13)张德芳、郝树声:《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但张德芳、郝树声:《悬泉汉简研究》中释文为“他”。(第268页)
    (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76页。
    (4)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209-210页。书中介绍的《论语》简长7.8cm,宽0.7cm,厚0.2cm,上段部残缺;内容为“(残缺)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
    (5)陈梦家:《武威汉简补述》,《汉简缀述》,第286页。
    (6)《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3页。
    (7)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墓中发现469枚礼仪类木简,特别是出土了《士相见之礼》,可见这个地区儒学的普及。
    (8)滨口重国:《汉代に於ける地方官の任用と本籍地との關係》,《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版;李成珪:《前漢縣長吏任用方式:東海郡例---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分析》,《歷史學報》第160辑,1997年。
    (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第1658页)
    (10)《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汉建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濊民作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6页。)
    (1)《后汉书》卷八○《侯谨传》:“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第2649页)
    (2)《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第1879页)
    (3)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4)(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6页。)
    (5)对边郡官僚的任用,参见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镇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小林聪:《後漢の少數民族統御官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史論集》第17辑(九州大),1989年;小林聪:《後漢の少數民族政策について-邊境官僚の活動を中心に》,川勝守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產と流通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中国书店1993年版;岡安勇:《後漢時代の北邊防備官の任用政策について-特に護羌校尉を中心として》,《史滴》第14辑,1993年。
    (6)《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第1645页)
    (7)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第165-176页(以下简称《秦简》);吕不韦撰,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校释》卷七《孟秋纪·怀宠》,“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3页。以下简称《吕氏春秋》);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一年从俗则知民则”、“从俗者顺民心也”(《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李成珪:《秦帝國舊六國ユ統治限界》,鶴峴閔錫泓博士華甲紀年史學論叢刊行委員會:《閔錫泓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三英社1985年版。
    (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凡法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第13页)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以下简称《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10)胡平生:《汉简仓颉篇新资料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1)《居延新简》EPT51:4,“居延甲渠第二隧长居延广都里公乘陈安国年六十三建始四年八月辛亥除不史”(第171页);《居延新简》EPT51:11,“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长昭武长寿里公乘张忠年卅三河平三年十月庚戌除史”。(第171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玉门千秋隧长敦煌武安里公乘吕安汉年卅七岁长七尺六寸神爵四年六月辛酉除功一劳三岁九月二日其卅日(A)父不幸死宪定功一劳三岁八月二日讫九月晦庚戌故不史今史(B)(1186)。”(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1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1)《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三年(3)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第355页)
    (2)《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宋)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第1880页)
    (3)《全后汉文》卷四七《四民月令》,“正旦(……)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太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月……农事毕,命成童入太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参见(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9-732页。
    (4)《汉书》卷八《宣帝纪》,“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第238页)
    (5)《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第2513页)
    (6)如在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掘的写着付子、熏力、细辛等药名的纸,是包装药时使用的。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第14页;《陕西灞桥发现西汉的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7)《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第2099页)
    (8)《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赞传》注引《典略》:“韩馥之迫,窃其虚位,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第242页)
    (9)《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第459页)
    (1)冨谷至:《3世紀から4世紀にかけての書寫材料の變遷---樓蘭出土文字資料を中心に》,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文書を中心に》,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版。同時,本稿引用的乐浪文书在冨谷至(2001)的著作中也有阐明和引用。
    (2)冨谷至:《3世紀から4世紀にかけての書寫材料の變遷---樓蘭出土文字資料を中心に》,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文書を中心に》,第486-507页。
    (3)冨谷至先生通过楼兰出土的文书材料,对3-4世纪书写材料的变化认为:“书纸的书写比简牍书写普遍化。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绝不是贵重的,也不是稀有价值的材料被广范围运用,在量的方面,被充分的使用了”,有一点很明显这个时期书信就是写在纸上的。参见冨谷至:《3世紀から4世紀にかけての書寫材料の變遷---樓蘭出土文字資料を中心に》,冨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文書を中心に》,第490-491页。
    (4)金谷治:《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平凡社1978年版;《一九九七年洋海出土文献·古写本论语尧曰注》、《二〇〇六年洋海出土文献·古写本论语》,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5、181页。
    (5)伊藤重美子:《敦煌の學校と學生---以〈學郎題記〉をめぐる》,《敦煌文書にみる學校教育》,汲古书院2008年版,第44页。
    (6)伊藤重美子:《敦煌の學校と學生---以〈學郎題記〉をめぐる》,《敦煌文書にみる學校教育》,第44、74-75页。
    (7)《旧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国子监》:“凡授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兼习孝经、论语、老子。”(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5页。)
    (8)刘乐贤:《中国简牍的类别及使用年代---兼与韩国罗州木简比较》,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东新大学博物馆编:《6-7世纪荣山江流域与百济》学术会议论文集,2010年版,第365-370页。
    (9)釜山大学校博物馆:《金海鳳凰洞低濕地遺跡》,《釜山大學校博物馆研究叢書》第33辑,釜山大学校博物馆2007年版,第52-54页。
    (10)鲜文大学校考古研究所、仁川广域市桂阳区:《桂陽山城發掘報告書》,太阳情报出版社2008年版。
    (1)关于两种《论语》的概要,可参见桥本繁:《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字文化の傳播---朝鮮半島出土〈論語〉木簡の檢討を中心に》,福井重雅先生論集刊行会编:《古代东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汲古书院2007年版。同时,这两种木简的图片可参见国立昌原文化财研究所:《韓國的古代木簡》,艺脉出版社2004年版。
    (2)胡平生:《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斯坦因所获简牍中的〈仓颉篇〉残片研究》,汪涛、胡平生、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3)尹在硕:《韓國、中國、日本出土論語木簡比较研究》,第59-65页。
    (4)釜山大学校博物馆:《金海鳳凰洞低濕地遺迹》,第52页。
    (5)東野治之:《近年出土の飛鳥京と韓國の木簡---上代語上代文學との關わりから》,《古事記年報》第45辑,2003年。
    (6)李成市:《新羅の識字教育と〈論語〉》,高田时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临川书店2009年版,第129页。
    (7)关于金海凤凰洞遗址和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木简的原来长度,可参见尹在硕、桥本繁的文章。
    (8)按照《桂陽山城發掘報告書》(2008)撰稿者李贤九的见解:“桂阳山城出土《论语》木简的书体,与魏晋时期流行的书写体有密切的关系。和木简《论语》一起出土的圆底短颈壶考古学年代在4-5世纪,《论语》木简的使用时期与之大概一致。而且,在《论语》木简出土的相同层位(Ⅶ层)里搜集的木材标本通过科学的试验方法测定的年代与考古学年代相符”,可以推定这个《论语》木简的年代在4-5世纪。
    (9)依据仁川广域市桂阳区厅、财团法人民族文化遗产研究院《仁川桂陽山城4次發掘調查報告書》(2009年,第29页),所载出土遗物中,可以推测陶器类的时代为新罗到统一新罗时期;瓦的年代从统一新罗末期到高丽初期。
    (1)寺崎保广:《古代日本の都城と木簡》,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2)渡边晃宏:《日本古代の習書木簡と下級官人の漢字教育》,高田時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临川书店2009年版,第93页。另外,地方木简的概观和研究现状,可参见平川南:《古代地方木簡の研究》,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
    (3)参考桥本繁:《古代朝鮮における〈論語〉受容再論》,朝鲜文化研究所编:《韓國出土木簡の世界》,雄山阁2007年版,第285页,“表:日本における〈論語〉木簡出土一覽”。
    (4)出土《论语》29处遗址中包括20处都城地区(都城飞鸟地区6、腾远京3,平城京10,东大寺1)以及包含在奈良县地方的9处。
    (5)渡边晃宏:《日本古代の習書木簡と下級官人の漢字教育》,高田時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第96-103页。
    (6)桥本繁:《古代朝鮮における〈論語〉受容再論》,朝鲜文化研究所编:《韓國出土木簡の世界》,第285页。
    (1)黑板胜美:《令集解》卷一五《学令》:“凡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48页。)
    (2)佐藤信:《漢字文化の受容と學習》,平川南、沖森卓、荣原永远南、山中章编:《文字と古代日本5-文字表現の獲得》,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3)三上喜孝:《日本古代地方社會における論語の受容---習書木簡の檢討お中心に》,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26-27日)发表论文。
    (4)在日本《论语》木简上,若注意抄写的标题的话,可以看到《学而》有9处,《为政》2处,《八佾》1处,《公冶长》3处;《学而》篇占相对多数。
    (5)金富轼:《国译三国史记》卷三四《地理志》金海小京条,乙酉出版社1977年版,第528页。
    (1)桥本繁:《金海出土論語木簡と新羅社會》,《朝鮮學報》第193辑,2004年;李成市:《新羅の識字教育と論語》,高田時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临川书店2009年版,第129页。
    (2)黑板胜美:《令集解》卷一五《学令》:“凡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第448页)
    (3)東野治之:《奈良時代における〈文選〉の普及》,《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縞书房1977年版,第192頁。
    (4)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122页。
    (5)李成市:《古代朝鲜の文字文化と日本》,《國文學》47卷4号,2002年,第15页。作者对咸安城山山城的木简进行研究时,在理解中国、韩国、日本的竹简阶段后,对韩、中、日古代木简的共同性和类似性设计了“中国大陆(A)→韩半岛(A'→B')→日本列岛(B'→C')”这样的图示,对东亚古代木简的传播、吸收和变化进行了说明。另外,还有学者通过中国和日本木简的比较,来说明在东亚三国出土木简的传播,具有共同性的文化特征以及各地域的独自特征。研究成果参见安部聪一郎:《中国出土简牍的比較研究---以尼雅出土的漢文簡牘爲中心》,三上喜孝:《在日本古代木簡中所見咸安城山山城木簡的特徵》,二文均载《咸安城山山城出土木簡意義》,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2007年版。
    (6)冨谷至編:《漢字の中國文化》(昭和堂2009年)第二部《金石竹木が語る漢字社會》和高田时雄编《漢字文化三千年》第二部《木簡が語る漢字學習-役人は漢字をどう学んだか》,在这些论文中,以木简和文字的普及以及文化传播为焦点展开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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