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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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所言"天府之国",专指四川。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畅通,从丝路而来的商旅、僧尼、官宦、文士、艺人络绎不绝地在天府之国扎根,而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特别是蜀锦、蜀绣、药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丝绸之路,更为宝贵的是,天府之国吸取丝路文化的各类元素,将其与本地特色融会贯通,开拓创新,然后反哺于大唐长安和河西敦煌等丝路重镇,天府之国成为丝绸之路的支撑点、后花园,储备库,避难所,文化源。从天府之国到帝都长安、河西走廊,再到西域丝路,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经济文化带。不仅如此,天府之国还是中古时代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从西域、河西、长安到建康往往以天府之国为必经之地。本文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商贸史等角度全面而科学地论述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深层关系,深刻指出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为起点,但是这个起点还有很多的支点,而天府之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大唐长安为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的支点。研究丝绸之路,必须研究这些支点,否则,丝绸之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向四周延伸扩散,其对周边的影响具有波浪式形态和网络状特征。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条丝绸之路、商贸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宗教之路。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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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12-2513页。
(2)刘君惠、李恕豪、杨钢、华学诚《扬雄方言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39-143页。直到今天,四川方言受秦方言影响依然很大,这与最近数百年来陕西、甘肃等地向四川的移民有关。
(3)关于天府之国的地理构成和面积,参看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Penguin Books,2012,P.253.
(4)参看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原载《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收录作者《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195页;霍巍《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的考察与汉晋时期中国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5)《续高僧传》卷二九《释明达传》亦记载来自西戎的胡人释明达于梁天监年间来到益州。梁代是南北交汇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成都就是交往的枢纽。
(6)龙晦《龙晦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73页。后来,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白衣金山国,还在四川征求人才。伯2864有诗:“楼成白壁耸仪形,蜀地求才赞圣明。自从汤帝升霞后,白雀无因宿帝庭。”
(7)参看《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卷三《武帝纪下》,卷五五《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54、82、825-826页。蜀地与河西走廊的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密切,又检《法苑珠林》卷七十《受报》第七九“感应缘”:“秦姚苌,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灭,苌随其兄襄与苻永固战於三原。军败,襄死。苌乃降永固,即授禄位,累加爵邑。及转龙骧将军,督梁益州诸军事。永固谓之曰:朕昔以龙骧建业,此号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宠任优隆如此。後随永固子叡讨慕容泓,为泓所败,叡独死之。苌遣长史诣永固谢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苌益恐惧,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树置。”详见(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2090页。
(8)从天府之国前往丝绸之路(包括西域)的人士也见于传世史籍,考《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先是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蜀地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也见于史家之笔端,检《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芮芮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中略)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引文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3-1024页。
(9)墓志拓片及录文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8、第2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0-62页。
(10)见陈国灿《关于唐初乔师望守安西都护的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四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6-88页。又参考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1)卢照邻曾为时任益州都督长史的乔师望作《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参看林静《初唐四杰并称再探-以入蜀游历为中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58-68页,引文见第61页。
(12)(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53页。《隋书》卷七五《儒林·何妥》:“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而《隋书》卷六八《何稠传》载稠:“遇江陵陷,随妥至长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帛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以上引文,分别见唐魏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09页、1596页。
(13)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14页,引文见第313页。冯承钧亦指出:“其中亦有八九成属外来血统者,如李白之例是也。李白传,《旧唐书》作山东人,《新唐书》作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七○五)遁还,天宝初(七四二)南入会稽,代宗立(七六二)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馀。《唐书》盖取材于李阳冰《太白集序》。李白晚年往依阳冰,阳冰之说应较可信。据序云:‘凉武昭王暠之徒,谪居条支,神龙之始(七○五),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按条支为古之亚叙利亚(Assyria),李白之时,已属大食,代宗初立(七六二),已卒,年六十馀,则其人不生于蜀,而生于大食也。上引诸文,不特不能证明李白为李暠之裔,且亦不能证其为山东陇蜀之人,与陇西成纪之李渊,皆可疑也。今小说戏曲中有李白醉草蛮书一事,或亦有所本。五代蜀时有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见《鉴戒录》卷四),则李白之后有西域人生于蜀中,可以参证也。”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彙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29-157页,引文见第132页。詹锳亦言:“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教育,则中西各文兼而有之,如此於其胡姓之中,又加之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氏著《李白家世考异》,《文史杂志》卷5,1-2期,第78页,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关于西域与蜀地的人员往来,陈寅恪还指出:“又《续高僧传》叁肆《感通篇上·隋道仙传》云:‘释道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行贾达于梓州。’又同书叁伍《感通篇中·唐慧岸传》:‘释慧岸者,未详何人,而鼻似胡,言同蜀汉。’又杜甫在夔州作《解闷》十二首之二云:‘贾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据此,可知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庽,自无足怪也。”(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14页)
(14)赵丰、万芳、王乐、王博《TAM170出土丝织品的分析与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1-267页。
(15)我们遍检《新唐书》卷四○《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27-1049页)卷四二《地理六》(第1079-1087页),载阆州阆中郡“土贡:莲绫、绵、绢、紬、縠”,果州南充郡“土贡:绢、丝布”,渠州潾山郡“土贡:紬、绵、药实、买子本实”,剑南道“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金、布、丝、葛、罗、绫绵紬、羚角、犛尾”,成都府蜀郡:“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彭州濛阳郡郡“土贡:段罗、交梭”,蜀州唐安郡:“土贡:锦、单丝罗、花纱、红蓝、马策”,汉州德阳郡“土贡:交梭、双、弥牟、纻宁布、衫段、绫、红蓝、蜀马”,邛州临邛郡“土贡:葛、丝布、酒杓”,简州阳安郡“土贡:麸金、葛、绵紬、柑”,遂州遂宁郡“土贡:樗蒲绫、丝布、天门冬”,州越郡“土贡:蜀马、丝布、花布、麸金、麝香、刀靶”,梓州梓潼郡“土贡:红绫、丝布、柑、蔗糖、橘皮”。可见传世正史也记载天府之国生产丝织品,且是贡品,这与出土文献完全吻合。
(16)“1-254”表明此件文书图版见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全文同。下文“沙2-197”表示文书图版见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册第197页。
(17)武敏指出:“绫,斜纹地以斜纹显花的纹织物,阿斯塔那出土绫的组织结构有四型:A型。亮花,以1/3四枚纬面斜纹为地,1/5经面斜纹显花,为异单位同向斜纹。以上两型均为单经单纬,以斜纹的经纬变化显花,或纬地经花,C型,叠山形斜纹。D型。以3/1不规则的叠山形斜纹在现代纺织学中也叫‘折线纹’。以上四型不同结构的绫,有单色、双色甚至八色的。其中双色为闪花绫,而最具特色的为八彩晕繝绫。这种多彩的绫与锦的区别在于它是单经单纬纹组织,锦是重经重纬纹组织。”氏著《吐鲁番古墓出土丝织品新探》,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322页,收入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7页。又参考王乐《魏唐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绫织物》,《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2期,第111-118页。
(18)参看[日]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京都:法藏馆,1990年,图版10,录文第11页;录文又见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关系文书》,收录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京都:法藏馆,1960年,第189-214页(尤其是第209页)。
(19)参考武敏《吐鲁番考古资料所见唐代妇女时装》,原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第62-75页,后收入《吐鲁番学新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326页。又参考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2-164页。
(20)学者们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大练”、“小练”与尺幅有关。参考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页;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3页。又参考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页。
(21)早在初唐,就有大量文士入蜀,据学者们统计,《全唐诗》收录诗歌数量达到一卷以上的诗人共计34人,其中入蜀者共21人,占初唐主要诗人的比例3/5强,入蜀诗人将宫廷诗的创作习惯带入蜀中,使蜀中宫体诗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参考林静《初唐文士入蜀现象的诗坛反响论略》,《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65-73页。唐玄宗来蜀避难路线,是经蜀北剑门,唐郭湜撰《高力士外传》载玄宗:“十三日,有诏幸巴蜀。”又载肃宗:“乃即皇帝位于灵武,八月,尊太上皇于成都,改元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又载:“初,上过利州,西临蜀都,往来表疏,道路相望。所引《高力士外传》,据明嘉靖顾元庆刻《顾氏文房小说》本,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1983年出版),收入此书,据顾本。
(22)《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同光三年》胡注:“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宫仿唐宫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943页。
(23)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华阳春树号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蛾眉。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下列仙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2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徐敏霞、周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01页。中古时期,河西走廊曾经是中原士人的避难所,那里曾经迎来过文化高峰,从河西走廊到西域,是一条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从河西走廊到天府之国,也是如此。大批文人雅士、乐工舞伎进入蜀地,胡风乐舞得以在巴蜀流传。特别是唐代末年,蜀地吸收了大量避乱南来的北地文化,在文学、绘画、宗教事业上,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准高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参看成都王建墓博物馆《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前言》,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
(25)幸晓峰据此认为:“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区盛行。”参看氏著《移民入川与四川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四川戏剧》2008年第1期。
(26)从初唐到唐末五代,从高昌、敦煌到河南的黎阳,都有-m韵尾与-n韵尾相押现象,参看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韵母》,收入作者《中国学术史新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1-406页,特别是第392-393页。
(27)伏俊琏《敦煌学与巴蜀》,《光明日报》2016年8月1日。检唐郭湜撰《高力士外传》载玄宗成为太上皇从成都回长安后:“每月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28)《全唐诗》第1915页。向达指出:“诗中‘清词堪叹九秋文’一语,盖指转《昭君变》者所持之话本而言,当时之话本,必为代图本,是以谓‘画卷开时塞外云’也,传世诸敦煌俗讲文学作品,尚有可以见代图之迹者。”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龙晦也指出:“《茅客亭话》卷四后面有一段议论很值得注意:‘一大时教五千卷,所载粲然,已不能自取读,究其修行之理,而顾召人看读,亦云获福,亦甚愚哉!’细味‘看读’二字,仍当有画配合,边翻边演唱。‘召人’说明是要付报酬的,似乎四川变文不论是世俗的(如《看蜀女转昭君变》)或宗教的(如上引《茅亭客话》所记录之‘看读’)都是边翻边演唱,配有绘画的。‘一大时教五千卷’,指《大藏经》全藏,这说明四川变文佛教题材的广泛,因此四川变文已基本具备了《敦煌变文集》里各种类型,即:(1)世俗型,如《看蜀女转昭君变》;(2)道教型,如《茅亭客话》所说李聋行坐念《后土夫人变文》,它或与《敦煌变文集》之《叶静能诗》相似;(3)佛教型,如《维摩诘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里这类题材多多的是,就不另举例证了。”龙晦《龙晦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83页。
(29)关于道教讲经,可以参考李小荣《敦煌变文》第三章第二节《道教讲经》、第四章第二节《道教俗讲》。又参考西胁常记《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アン汉语文书》第六章《忘れられた唐初の护法家、玄范》,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65-299页。
(30)见万佛寺萧梁普通四年造像石WSZ41、万佛寺萧梁大同三年观音菩萨造像石WSZ45。参看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31)请比较以下三首诗:杜甫《赠花卿》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成都府》诗:“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王建《元日早朝》诗:“六蕃倍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泰阶备雅乐,九奏鸾凤鸣。裴回庆云中,竽磬寒铮铮。”
(32)回鹘祖先铁勒早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契苾部6千余家就从焉耆来到沙洲,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见《旧唐书》一一○九《契苾何力传》,又见《旧唐书》卷一九五《回鹘传》。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河西地区特别是甘州、凉州和敦煌一带,活跃着回鹘人,以部落为单位,隶属于不同的羁縻州府,后来逐步汉化。参看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
(33)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注意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九《帝属·公主》条“幸祆(祆)庙”条引《蜀志》中涉及祆教信息,参看神田喜一郎《祆教杂考》,《史学杂志》第39卷第4号,1928年,第381-394页,修订稿收入同作者《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一卷,京都:同朋舍,1986年,第72-87页。这实际上是记载前后蜀之事,是元杂剧中火烧祆庙故事之本,参看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83页。饶宗颐指出:“宋时四川有祆庙。”参看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册,中国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黎国韬考证都江堰市灌口二郎神与祆神有密切关系,明确指出古蜀灌口神就是祆神,原来,十国前后,蜀人信奉火祆教,其形象又与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之二郎神相似,表明祆教形象对二郎神形象之形成有很大影响。参看氏著《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78-83页。侯会进一步指出二郎神的祆教原型是“得悉神”,又译作“蒂什塔尔”(Testar),是一位道地的祆神,川蜀“二郎-川主”崇拜所体现的水神(雨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因素,都可以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中找到根据。这种文化联系,还可从双方在神偶形象、祭祀形式及神话情节的雷同中得到印证。参看氏著《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2页。又参看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载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又参看姚崇新《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祆教遗痕》,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5-347页。又参看朱清江《二郎神崇拜与祆教“七圣刀”遗存比较研究-对福建宁化夏坊村“七圣祖师”源流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34)参看桑原藏《祆教に关する一史料》,原载《史学杂志》第3卷第7号,1928年,收入氏著《桑原藏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419页;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该文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第733-771页,后收入作者《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
(35)J.Harmatta,The Middle Persian 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 Sasanian Relation,La Persia nel medioevo,Roma,1971,P.363-376.又参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该文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第733-771页,后收入作者《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尤其是第482页。
(36)如入蜀的粟特人何妥以儒学见长,且得官,《北史》《隋书》《通志》将其列入《儒林传》。
(37)参《本草纲目》卷一《序例上》。又参看汪悦《李珣与海药本草》,《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30-32页;《海药本草》有尚志钧辑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如果我们将吐鲁番医药文书所列药物与李珣(李波斯)所著专收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相对照,就会发现前者里面好多药物记载也见于后者,充分说明吐鲁番医药之方中的外来因子。这些药物有:诃梨勒(见于大谷1052、大谷3526)、豆蔻(见于大谷1074)、阿魏药(见于大谷1389)、阿魏煎(见于大谷3043)、浅根(见于大谷1074)、毕钵(见于大谷1390、3191)、毕钵根(见于大谷1392)、石榴(硫)磺、紫矿(见于大谷8097)。又参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38)蜀地的历日印刷品亦传到敦煌,如印刷于公元882年的《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检《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文》第6301页)可见四川印刷日历为时甚早,可上溯至大和元年(835),故敦煌的历书由四川印刷,送去发行,极为自然。参看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39)杜牧《阿房宫赋》:“蜀山秃,阿房出。”
(40)录文又见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关系文书》,收入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京都:法藏馆,1960年,第189-214页(尤其是第213页),“蜀柒”之“柒”,仁井田陞录为“染”,误,关于“蜀漆”,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十七·草之六·常山蜀漆》。又参考陈明《隋唐五代时期西域外来的眼科知识及其应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第156页。又检《通典》一九三《女国》:“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但蜀马本是蜀地之马,《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81页、第1083页)载汉州德阳郡、巂州越巂郡土贡,即有“蜀马”,可见蜀地马匹已被引进到他国养殖。
(41)又《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扶南》:“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又见《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天竺”条、“波斯”条。贞观十五年(641),天竺王尸逻逸多曾遣使献郁金等方物,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朝贡·献方物》“唐天竺献火珠郁金”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826页,又检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青木天竺,郁金罽宾。”《道藏》第18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62页。
(42)类似的例子又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页),但是宋苏颂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十一《木部中品》(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庵摩勒,余甘子也。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今二广诸郡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可见此种香药原产地在印度、波斯一带,后来传到天府之国。
(43)根据《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254-5297页)的记载,石蜜产于天竺、波斯以及西北印度,另外漕国、吐火罗以及安国、康国亦产石蜜,类似的记载还可参看《隋书》卷八三《漕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57页、《新唐书》卷二二一《吐火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250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722页,《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10页。
(44)(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81页。同著又载成都府蜀郡、梓州梓潼郡产“蔗糖”、绵州巴西郡产“蔗”。
(45)参看《唐会要》卷一○○《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35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722页。“石蜜”能够治疗眼病,又见于敦煌文献斯76《食疗本草》、伯3930《不知名医方第十种》残卷。季羡林指出:“把甘蔗汁熬成砂糖以后,再加以熬炼,即成石蜜。”参考氏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67页。又参考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5页;陈明《〈医理精华〉: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实例分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62页。
(46)(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三《玉石部上品上》“绿青”条;《唐会要》卷九九《拂菻国》亦载贞观十七年(643)拂菻国遣使献石绿等物。
(47)又检(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四·白青》(集解):“《别録》曰:白青,生豫章山谷,采无时。可消为铜剑,辟五兵。弘景曰:医方不用,市无卖者。《仙经》三十六水方中,时有须处。铜剑之法,在九元子术中。恭曰此即陶氏所云空青,圆如铁珠,色白而腹不空者,是也。研之色白如碧,亦谓之碧青,不入画用。无空青时亦用之。名鱼目青,以形似鱼目故也。今出简州,梓州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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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12-2513页。
(2)刘君惠、李恕豪、杨钢、华学诚《扬雄方言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39-143页。直到今天,四川方言受秦方言影响依然很大,这与最近数百年来陕西、甘肃等地向四川的移民有关。
(3)关于天府之国的地理构成和面积,参看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Penguin Books,2012,P.253.
(4)参看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原载《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收录作者《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195页;霍巍《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的考察与汉晋时期中国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5)《续高僧传》卷二九《释明达传》亦记载来自西戎的胡人释明达于梁天监年间来到益州。梁代是南北交汇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成都就是交往的枢纽。
(6)龙晦《龙晦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73页。后来,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白衣金山国,还在四川征求人才。伯2864有诗:“楼成白壁耸仪形,蜀地求才赞圣明。自从汤帝升霞后,白雀无因宿帝庭。”
(7)参看《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卷三《武帝纪下》,卷五五《武陵王纪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54、82、825-826页。蜀地与河西走廊的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密切,又检《法苑珠林》卷七十《受报》第七九“感应缘”:“秦姚苌,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灭,苌随其兄襄与苻永固战於三原。军败,襄死。苌乃降永固,即授禄位,累加爵邑。及转龙骧将军,督梁益州诸军事。永固谓之曰:朕昔以龙骧建业,此号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宠任优隆如此。後随永固子叡讨慕容泓,为泓所败,叡独死之。苌遣长史诣永固谢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苌益恐惧,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树置。”详见(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2090页。
(8)从天府之国前往丝绸之路(包括西域)的人士也见于传世史籍,考《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先是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蜀地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也见于史家之笔端,检《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芮芮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中略)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引文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3-1024页。
(9)墓志拓片及录文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8、第2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0-62页。
(10)见陈国灿《关于唐初乔师望守安西都护的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四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6-88页。又参考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1)卢照邻曾为时任益州都督长史的乔师望作《驸马都尉乔君集序》,参看林静《初唐四杰并称再探-以入蜀游历为中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58-68页,引文见第61页。
(12)(唐)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53页。《隋书》卷七五《儒林·何妥》:“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而《隋书》卷六八《何稠传》载稠:“遇江陵陷,随妥至长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帛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以上引文,分别见唐魏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09页、1596页。
(13)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11-314页,引文见第313页。冯承钧亦指出:“其中亦有八九成属外来血统者,如李白之例是也。李白传,《旧唐书》作山东人,《新唐书》作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七○五)遁还,天宝初(七四二)南入会稽,代宗立(七六二)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馀。《唐书》盖取材于李阳冰《太白集序》。李白晚年往依阳冰,阳冰之说应较可信。据序云:‘凉武昭王暠之徒,谪居条支,神龙之始(七○五),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按条支为古之亚叙利亚(Assyria),李白之时,已属大食,代宗初立(七六二),已卒,年六十馀,则其人不生于蜀,而生于大食也。上引诸文,不特不能证明李白为李暠之裔,且亦不能证其为山东陇蜀之人,与陇西成纪之李渊,皆可疑也。今小说戏曲中有李白醉草蛮书一事,或亦有所本。五代蜀时有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见《鉴戒录》卷四),则李白之后有西域人生于蜀中,可以参证也。”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彙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29-157页,引文见第132页。詹锳亦言:“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教育,则中西各文兼而有之,如此於其胡姓之中,又加之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氏著《李白家世考异》,《文史杂志》卷5,1-2期,第78页,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关于西域与蜀地的人员往来,陈寅恪还指出:“又《续高僧传》叁肆《感通篇上·隋道仙传》云:‘释道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行贾达于梓州。’又同书叁伍《感通篇中·唐慧岸传》:‘释慧岸者,未详何人,而鼻似胡,言同蜀汉。’又杜甫在夔州作《解闷》十二首之二云:‘贾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据此,可知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庽,自无足怪也。”(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14页)
(14)赵丰、万芳、王乐、王博《TAM170出土丝织品的分析与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1-267页。
(15)我们遍检《新唐书》卷四○《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27-1049页)卷四二《地理六》(第1079-1087页),载阆州阆中郡“土贡:莲绫、绵、绢、紬、縠”,果州南充郡“土贡:绢、丝布”,渠州潾山郡“土贡:紬、绵、药实、买子本实”,剑南道“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金、布、丝、葛、罗、绫绵紬、羚角、犛尾”,成都府蜀郡:“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彭州濛阳郡郡“土贡:段罗、交梭”,蜀州唐安郡:“土贡:锦、单丝罗、花纱、红蓝、马策”,汉州德阳郡“土贡:交梭、双、弥牟、纻宁布、衫段、绫、红蓝、蜀马”,邛州临邛郡“土贡:葛、丝布、酒杓”,简州阳安郡“土贡:麸金、葛、绵紬、柑”,遂州遂宁郡“土贡:樗蒲绫、丝布、天门冬”,州越郡“土贡:蜀马、丝布、花布、麸金、麝香、刀靶”,梓州梓潼郡“土贡:红绫、丝布、柑、蔗糖、橘皮”。可见传世正史也记载天府之国生产丝织品,且是贡品,这与出土文献完全吻合。
(16)“1-254”表明此件文书图版见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全文同。下文“沙2-197”表示文书图版见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册第197页。
(17)武敏指出:“绫,斜纹地以斜纹显花的纹织物,阿斯塔那出土绫的组织结构有四型:A型。亮花,以1/3四枚纬面斜纹为地,1/5经面斜纹显花,为异单位同向斜纹。以上两型均为单经单纬,以斜纹的经纬变化显花,或纬地经花,C型,叠山形斜纹。D型。以3/1不规则的叠山形斜纹在现代纺织学中也叫‘折线纹’。以上四型不同结构的绫,有单色、双色甚至八色的。其中双色为闪花绫,而最具特色的为八彩晕繝绫。这种多彩的绫与锦的区别在于它是单经单纬纹组织,锦是重经重纬纹组织。”氏著《吐鲁番古墓出土丝织品新探》,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322页,收入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7页。又参考王乐《魏唐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绫织物》,《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2期,第111-118页。
(18)参看[日]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京都:法藏馆,1990年,图版10,录文第11页;录文又见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关系文书》,收录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京都:法藏馆,1960年,第189-214页(尤其是第209页)。
(19)参考武敏《吐鲁番考古资料所见唐代妇女时装》,原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第62-75页,后收入《吐鲁番学新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326页。又参考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2-164页。
(20)学者们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大练”、“小练”与尺幅有关。参考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页;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3页。又参考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页。
(21)早在初唐,就有大量文士入蜀,据学者们统计,《全唐诗》收录诗歌数量达到一卷以上的诗人共计34人,其中入蜀者共21人,占初唐主要诗人的比例3/5强,入蜀诗人将宫廷诗的创作习惯带入蜀中,使蜀中宫体诗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参考林静《初唐文士入蜀现象的诗坛反响论略》,《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65-73页。唐玄宗来蜀避难路线,是经蜀北剑门,唐郭湜撰《高力士外传》载玄宗:“十三日,有诏幸巴蜀。”又载肃宗:“乃即皇帝位于灵武,八月,尊太上皇于成都,改元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又载:“初,上过利州,西临蜀都,往来表疏,道路相望。所引《高力士外传》,据明嘉靖顾元庆刻《顾氏文房小说》本,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1983年出版),收入此书,据顾本。
(22)《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同光三年》胡注:“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宫仿唐宫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943页。
(23)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华阳春树号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蛾眉。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下列仙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2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徐敏霞、周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01页。中古时期,河西走廊曾经是中原士人的避难所,那里曾经迎来过文化高峰,从河西走廊到西域,是一条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从河西走廊到天府之国,也是如此。大批文人雅士、乐工舞伎进入蜀地,胡风乐舞得以在巴蜀流传。特别是唐代末年,蜀地吸收了大量避乱南来的北地文化,在文学、绘画、宗教事业上,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准高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参看成都王建墓博物馆《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前言》,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
(25)幸晓峰据此认为:“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区盛行。”参看氏著《移民入川与四川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四川戏剧》2008年第1期。
(26)从初唐到唐末五代,从高昌、敦煌到河南的黎阳,都有-m韵尾与-n韵尾相押现象,参看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韵母》,收入作者《中国学术史新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1-406页,特别是第392-393页。
(27)伏俊琏《敦煌学与巴蜀》,《光明日报》2016年8月1日。检唐郭湜撰《高力士外传》载玄宗成为太上皇从成都回长安后:“每月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28)《全唐诗》第1915页。向达指出:“诗中‘清词堪叹九秋文’一语,盖指转《昭君变》者所持之话本而言,当时之话本,必为代图本,是以谓‘画卷开时塞外云’也,传世诸敦煌俗讲文学作品,尚有可以见代图之迹者。”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龙晦也指出:“《茅客亭话》卷四后面有一段议论很值得注意:‘一大时教五千卷,所载粲然,已不能自取读,究其修行之理,而顾召人看读,亦云获福,亦甚愚哉!’细味‘看读’二字,仍当有画配合,边翻边演唱。‘召人’说明是要付报酬的,似乎四川变文不论是世俗的(如《看蜀女转昭君变》)或宗教的(如上引《茅亭客话》所记录之‘看读’)都是边翻边演唱,配有绘画的。‘一大时教五千卷’,指《大藏经》全藏,这说明四川变文佛教题材的广泛,因此四川变文已基本具备了《敦煌变文集》里各种类型,即:(1)世俗型,如《看蜀女转昭君变》;(2)道教型,如《茅亭客话》所说李聋行坐念《后土夫人变文》,它或与《敦煌变文集》之《叶静能诗》相似;(3)佛教型,如《维摩诘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里这类题材多多的是,就不另举例证了。”龙晦《龙晦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83页。
(29)关于道教讲经,可以参考李小荣《敦煌变文》第三章第二节《道教讲经》、第四章第二节《道教俗讲》。又参考西胁常记《ドイツ将来のトルフアン汉语文书》第六章《忘れられた唐初の护法家、玄范》,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65-299页。
(30)见万佛寺萧梁普通四年造像石WSZ41、万佛寺萧梁大同三年观音菩萨造像石WSZ45。参看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31)请比较以下三首诗:杜甫《赠花卿》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成都府》诗:“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王建《元日早朝》诗:“六蕃倍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泰阶备雅乐,九奏鸾凤鸣。裴回庆云中,竽磬寒铮铮。”
(32)回鹘祖先铁勒早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契苾部6千余家就从焉耆来到沙洲,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见《旧唐书》一一○九《契苾何力传》,又见《旧唐书》卷一九五《回鹘传》。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河西地区特别是甘州、凉州和敦煌一带,活跃着回鹘人,以部落为单位,隶属于不同的羁縻州府,后来逐步汉化。参看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5页。
(33)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注意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九《帝属·公主》条“幸祆(祆)庙”条引《蜀志》中涉及祆教信息,参看神田喜一郎《祆教杂考》,《史学杂志》第39卷第4号,1928年,第381-394页,修订稿收入同作者《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一卷,京都:同朋舍,1986年,第72-87页。这实际上是记载前后蜀之事,是元杂剧中火烧祆庙故事之本,参看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83页。饶宗颐指出:“宋时四川有祆庙。”参看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册,中国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黎国韬考证都江堰市灌口二郎神与祆神有密切关系,明确指出古蜀灌口神就是祆神,原来,十国前后,蜀人信奉火祆教,其形象又与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之二郎神相似,表明祆教形象对二郎神形象之形成有很大影响。参看氏著《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78-83页。侯会进一步指出二郎神的祆教原型是“得悉神”,又译作“蒂什塔尔”(Testar),是一位道地的祆神,川蜀“二郎-川主”崇拜所体现的水神(雨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因素,都可以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中找到根据。这种文化联系,还可从双方在神偶形象、祭祀形式及神话情节的雷同中得到印证。参看氏著《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202页。又参看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载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又参看姚崇新《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祆教遗痕》,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5-347页。又参看朱清江《二郎神崇拜与祆教“七圣刀”遗存比较研究-对福建宁化夏坊村“七圣祖师”源流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34)参看桑原藏《祆教に关する一史料》,原载《史学杂志》第3卷第7号,1928年,收入氏著《桑原藏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第419页;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该文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第733-771页,后收入作者《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
(35)J.Harmatta,The Middle Persian 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 Sasanian Relation,La Persia nel medioevo,Roma,1971,P.363-376.又参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该文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1978年,第733-771页,后收入作者《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第472-509页。尤其是第482页。
(36)如入蜀的粟特人何妥以儒学见长,且得官,《北史》《隋书》《通志》将其列入《儒林传》。
(37)参《本草纲目》卷一《序例上》。又参看汪悦《李珣与海药本草》,《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30-32页;《海药本草》有尚志钧辑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如果我们将吐鲁番医药文书所列药物与李珣(李波斯)所著专收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相对照,就会发现前者里面好多药物记载也见于后者,充分说明吐鲁番医药之方中的外来因子。这些药物有:诃梨勒(见于大谷1052、大谷3526)、豆蔻(见于大谷1074)、阿魏药(见于大谷1389)、阿魏煎(见于大谷3043)、浅根(见于大谷1074)、毕钵(见于大谷1390、3191)、毕钵根(见于大谷1392)、石榴(硫)磺、紫矿(见于大谷8097)。又参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38)蜀地的历日印刷品亦传到敦煌,如印刷于公元882年的《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检《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历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文》第6301页)可见四川印刷日历为时甚早,可上溯至大和元年(835),故敦煌的历书由四川印刷,送去发行,极为自然。参看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39)杜牧《阿房宫赋》:“蜀山秃,阿房出。”
(40)录文又见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关系文书》,收入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京都:法藏馆,1960年,第189-214页(尤其是第213页),“蜀柒”之“柒”,仁井田陞录为“染”,误,关于“蜀漆”,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十七·草之六·常山蜀漆》。又参考陈明《隋唐五代时期西域外来的眼科知识及其应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第156页。又检《通典》一九三《女国》:“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但蜀马本是蜀地之马,《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81页、第1083页)载汉州德阳郡、巂州越巂郡土贡,即有“蜀马”,可见蜀地马匹已被引进到他国养殖。
(41)又《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扶南》:“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又见《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天竺”条、“波斯”条。贞观十五年(641),天竺王尸逻逸多曾遣使献郁金等方物,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四《朝贡·献方物》“唐天竺献火珠郁金”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826页,又检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青木天竺,郁金罽宾。”《道藏》第18册,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762页。
(42)类似的例子又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页),但是宋苏颂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十一《木部中品》(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庵摩勒,余甘子也。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今二广诸郡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可见此种香药原产地在印度、波斯一带,后来传到天府之国。
(43)根据《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254-5297页)的记载,石蜜产于天竺、波斯以及西北印度,另外漕国、吐火罗以及安国、康国亦产石蜜,类似的记载还可参看《隋书》卷八三《漕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57页、《新唐书》卷二二一《吐火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250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722页,《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10页。
(44)(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81页。同著又载成都府蜀郡、梓州梓潼郡产“蔗糖”、绵州巴西郡产“蔗”。
(45)参看《唐会要》卷一○○《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35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722页。“石蜜”能够治疗眼病,又见于敦煌文献斯76《食疗本草》、伯3930《不知名医方第十种》残卷。季羡林指出:“把甘蔗汁熬成砂糖以后,再加以熬炼,即成石蜜。”参考氏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收入《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67页。又参考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5页;陈明《〈医理精华〉: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实例分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62页。
(46)(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三《玉石部上品上》“绿青”条;《唐会要》卷九九《拂菻国》亦载贞观十七年(643)拂菻国遣使献石绿等物。
(47)又检(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四·白青》(集解):“《别録》曰:白青,生豫章山谷,采无时。可消为铜剑,辟五兵。弘景曰:医方不用,市无卖者。《仙经》三十六水方中,时有须处。铜剑之法,在九元子术中。恭曰此即陶氏所云空青,圆如铁珠,色白而腹不空者,是也。研之色白如碧,亦谓之碧青,不入画用。无空青时亦用之。名鱼目青,以形似鱼目故也。今出简州,梓州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