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简大姓与六朝湘州土著族群
摘要
依据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记载的大量吏民姓名,以及湖南出土的其他简牍材料,可以确知汉晋之际长沙郡及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姓氏结构。这一姓氏结构稳定存续数百年之后,在六朝隋唐之际发生了剧烈变动。以潘、张、邓、李等姓为代表的吴简大姓不见于唐代氏族志所列的长沙郡"四姓""著姓"中。究其根源,秦汉以来以长沙郡地区的编户化进程,造成了土著族群种落的分化,削弱了土著酋豪的势力。而至南朝后期,涵括汉晋长沙郡辖境的湘州,成为上游军阀王琳的根据地,而湘州大姓酋豪也多依附于王琳,与下游陈霸先集团展开对江左政权的争夺。随着王琳在军事上的败北,他们也遭到重创,并在随后陈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遭到进一步的打击,再难复振,入唐以后自然不预著姓之列。
The unearthed Zoumalou bamboo clips demonstrated that as early as the Han-Jin transition there were well-established prominent families living in the region of Changsha. Then dras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ix Dynasties,Sui and Tang,when big families such as Pan,Zhang,Deng and Li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ist of powerful hereditary houses. The reasons were multifariou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urther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egional warlords weakened the established big families.
The unearthed Zoumalou bamboo clips demonstrated that as early as the Han-Jin transition there were well-established prominent families living in the region of Changsha. Then dras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ix Dynasties,Sui and Tang,when big families such as Pan,Zhang,Deng and Li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ist of powerful hereditary houses. The reasons were multifariou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urther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egional warlords weakened the established big families.
引文
(1)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9年,后收入《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92页。以下所引该文皆据后者。
(2)有关早期的相关成果及近年利用走马楼吴简所发表相关研究,参见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41页。
(3)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5—18页。
(4)杨希枚:《“姓”字古义析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 下,1952年。
(5)陈爽:《“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原刊《国学研究》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后收入《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4页。
(6)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竹田龍兒:《唐代士人の郡望について》,《史学》第24卷第4期;中村圭爾:《“鄉里”の論理》,《六朝貴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版,第139—170页。
(7)谷口房男:《南北朝时期的蛮酋》,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1—94页。
(8)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第362页。
(9)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26页。
(10)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唐耕耦、陆洪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第97页。
(12)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研究》,韩昇译,《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04页。
(13)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14)其实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末年简牍中本有几枚户籍残简,但因其所著录并非严格依据汉代的户籍标准,因而难以据此了解,其说详见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76—80页。
(15)葛剑雄选取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至东汉明帝永和五年间汉帝国境内各郡的人口增长率,其中零陵郡增长636%,桂阳郡增长314%,长沙郡增长489%,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由于两汉之际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全国人口的总数趋于大幅减少,而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人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异乎寻常的增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葛剑雄将这种人口的大幅增长归因于人口的机械流动,即外来移民的涌入,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7页;第200页。不过笔者以为除了移民以外,更应考虑到大量蛮民的编户化这一史实。
(1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7)两简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下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14、 927页。
(18)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三)下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766页。
(19)最早关注吴简中 “夷民”之记载的是王素,他指出“夷民”应是与“夷兵”相对应之称,其说法为后来出土的吴简所证实,但他对“夷民”“夷兵”性质的推论未尽准确,见王素:《说“夷民”——读长沙走马楼吴简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而罗新则在修正其观点的基础上,由吴简中“部伍夷民”的记载出发,对孙吴军队中的非华夏诸土著族群士兵作了详尽的探析,本文的相关论述多承其启发。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0)《后汉书》卷38《度尚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6页。
(21)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又,关于孙吴对山越的征服,早期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29页。唐氏有关山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沿袭其业师吕思勉在《燕石札记》“山越”条中的看法而来,虽然因为过高估计了山越在孙吴时期的汉化程度而招致包括川胜义雄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批判,但他对孙吴政权征服山越进程的详尽分析,为我们理解非汉族群的编户化进程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22)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页。
(23)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2,第152页。
(24)查检史籍,六朝时代并无明确称之为蛮县之地。蛮县很可能是时人对蛮夷居所的通称,如《水经·漯水注》下言清河县故城北“后蛮居之,故世称蛮城也”,晋安帝时桓玄尝以沮漳降蛮立武宁郡,辖长宁、乐乡二县,据此,蛮县亦可理解为以蛮户而立之县。
(25)《隋书》卷82《南蛮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31页。
(26)《梁书》卷34《张缅传附弟缵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02页。
(27)《隋书》卷31《地理志》,第898页。
(28)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62,明刻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56页,又见中华书局影印宋本,第352页。
(29)学术界的传统观点中多认为莫徭属于盘瓠蛮的后裔,如冈田宏二依据正史记载,认为莫徭在东汉以前主要居住于长沙、武陵两郡,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向北迁徙,分布于江淮间的广大地区。至隋时又退回到长沙、武陵一带,并开始向南迁徙。说详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7—93页。
(30)伊藤宏明:《唐代におけゐ莫徭について-中国南部少数民族に关すゐ研究ノ—ト》,《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1985年第31号。
(31)鲁西奇:《释“蛮”》,《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2页。鲁西奇指出“蛮“作为一个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他称。而里耶秦简中355号简曰:“□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里耶所处,正是南朝时期五溪蛮所分布的武陵郡,而此简但称其土著为黔首,言其与“中县”习俗之别,可见在秦人观念中,尚未有后世习见的蛮、汉之别。揆诸史实,以“蛮”来概称南方族群在官方历史书写中的正式确立应当以范晔《后汉书·蛮传》为标志。而《后汉书》作于刘宋,就历史编纂的时代背景及观念而论,含有自六朝回望前代的意味,而蛮、汉之别的观念在六朝时代的兴盛与南方土著族群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编户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32)《陈书》卷3《世祖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页。
(33)《梁书》卷10《杨公则传》,第196页。
(34)《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云: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龟、鳖,嗜欲皆异(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3页)。案,魏收对南朝境内族群种别之认识,正是在袭取南朝史书记载的基础之上整理而得,因此,其对江左境内各民族的种类之分,应属魏晋以后的观念。
(35)周运中:《六朝东南溪人考实》,《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36)周一良:《〈南齐书〉札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
(37)《宋书》卷97《夷蛮传·荆雍州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6页。
(38)《南史》卷5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7页。
(39)《南史》卷17,第1722页。
(40)陈文帝时华皎任湘州刺史,史载其“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见《陈书》卷20,第271页 。
(41)《梁书》卷19《刘坦传》,第301页。
(42)《梁书》卷10《杨公则传》,第196页。
(4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386页。有关六朝时代地方州郡长官任用的本籍问题,尚可参考小尾孟夫:《南朝における地方支配と豪族——地方长官の本籍地任用问题について》,《东方学》1971年8月第42辑;漥添慶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ゐ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ついて》,《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版,第273—350页。
(44)高敏曾对《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所出现之姓氏进行全面统计,共得104个,其中以烝、黄、殷、伍、毛、李、陈诸姓人数为众,而中原地区常见的复姓,则未见其例。参见高敏:《从〈嘉禾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五》,原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后收入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1页。
(45)《北齐书》卷32《王琳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2页。
(46)张金龙:《治乱兴亡》,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20页。
(47)《陈书》卷20,第273页。
(48)张国安:《论陈代的兵制》,《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49)《陈书》卷20,第271页。
(50)《陈书》卷20,第271页。
(51)《陈书》卷9,第159页。
(52)《陈书》卷20,第272—273页。
(2)有关早期的相关成果及近年利用走马楼吴简所发表相关研究,参见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41页。
(3)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5—18页。
(4)杨希枚:《“姓”字古义析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 下,1952年。
(5)陈爽:《“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原刊《国学研究》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后收入《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4页。
(6)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竹田龍兒:《唐代士人の郡望について》,《史学》第24卷第4期;中村圭爾:《“鄉里”の論理》,《六朝貴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版,第139—170页。
(7)谷口房男:《南北朝时期的蛮酋》,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1—94页。
(8)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第362页。
(9)魏斌:《吴简释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26页。
(10)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唐耕耦、陆洪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第97页。
(12)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研究》,韩昇译,《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04页。
(13)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14)其实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末年简牍中本有几枚户籍残简,但因其所著录并非严格依据汉代的户籍标准,因而难以据此了解,其说详见张荣强:《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补说》,《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76—80页。
(15)葛剑雄选取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至东汉明帝永和五年间汉帝国境内各郡的人口增长率,其中零陵郡增长636%,桂阳郡增长314%,长沙郡增长489%,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由于两汉之际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全国人口的总数趋于大幅减少,而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人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异乎寻常的增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葛剑雄将这种人口的大幅增长归因于人口的机械流动,即外来移民的涌入,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7页;第200页。不过笔者以为除了移民以外,更应考虑到大量蛮民的编户化这一史实。
(1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7)两简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下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14、 927页。
(18)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三)下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766页。
(19)最早关注吴简中 “夷民”之记载的是王素,他指出“夷民”应是与“夷兵”相对应之称,其说法为后来出土的吴简所证实,但他对“夷民”“夷兵”性质的推论未尽准确,见王素:《说“夷民”——读长沙走马楼吴简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而罗新则在修正其观点的基础上,由吴简中“部伍夷民”的记载出发,对孙吴军队中的非华夏诸土著族群士兵作了详尽的探析,本文的相关论述多承其启发。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0)《后汉书》卷38《度尚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6页。
(21)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又,关于孙吴对山越的征服,早期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29页。唐氏有关山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沿袭其业师吕思勉在《燕石札记》“山越”条中的看法而来,虽然因为过高估计了山越在孙吴时期的汉化程度而招致包括川胜义雄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批判,但他对孙吴政权征服山越进程的详尽分析,为我们理解非汉族群的编户化进程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22)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页。
(23)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2,第152页。
(24)查检史籍,六朝时代并无明确称之为蛮县之地。蛮县很可能是时人对蛮夷居所的通称,如《水经·漯水注》下言清河县故城北“后蛮居之,故世称蛮城也”,晋安帝时桓玄尝以沮漳降蛮立武宁郡,辖长宁、乐乡二县,据此,蛮县亦可理解为以蛮户而立之县。
(25)《隋书》卷82《南蛮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31页。
(26)《梁书》卷34《张缅传附弟缵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02页。
(27)《隋书》卷31《地理志》,第898页。
(28)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62,明刻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56页,又见中华书局影印宋本,第352页。
(29)学术界的传统观点中多认为莫徭属于盘瓠蛮的后裔,如冈田宏二依据正史记载,认为莫徭在东汉以前主要居住于长沙、武陵两郡,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向北迁徙,分布于江淮间的广大地区。至隋时又退回到长沙、武陵一带,并开始向南迁徙。说详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7—93页。
(30)伊藤宏明:《唐代におけゐ莫徭について-中国南部少数民族に关すゐ研究ノ—ト》,《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1985年第31号。
(31)鲁西奇:《释“蛮”》,《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2页。鲁西奇指出“蛮“作为一个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他称。而里耶秦简中355号简曰:“□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里耶所处,正是南朝时期五溪蛮所分布的武陵郡,而此简但称其土著为黔首,言其与“中县”习俗之别,可见在秦人观念中,尚未有后世习见的蛮、汉之别。揆诸史实,以“蛮”来概称南方族群在官方历史书写中的正式确立应当以范晔《后汉书·蛮传》为标志。而《后汉书》作于刘宋,就历史编纂的时代背景及观念而论,含有自六朝回望前代的意味,而蛮、汉之别的观念在六朝时代的兴盛与南方土著族群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编户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32)《陈书》卷3《世祖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页。
(33)《梁书》卷10《杨公则传》,第196页。
(34)《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云: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龟、鳖,嗜欲皆异(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3页)。案,魏收对南朝境内族群种别之认识,正是在袭取南朝史书记载的基础之上整理而得,因此,其对江左境内各民族的种类之分,应属魏晋以后的观念。
(35)周运中:《六朝东南溪人考实》,《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36)周一良:《〈南齐书〉札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
(37)《宋书》卷97《夷蛮传·荆雍州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6页。
(38)《南史》卷5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7页。
(39)《南史》卷17,第1722页。
(40)陈文帝时华皎任湘州刺史,史载其“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见《陈书》卷20,第271页 。
(41)《梁书》卷19《刘坦传》,第301页。
(42)《梁书》卷10《杨公则传》,第196页。
(4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386页。有关六朝时代地方州郡长官任用的本籍问题,尚可参考小尾孟夫:《南朝における地方支配と豪族——地方长官の本籍地任用问题について》,《东方学》1971年8月第42辑;漥添慶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ゐ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ついて》,《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版,第273—350页。
(44)高敏曾对《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所出现之姓氏进行全面统计,共得104个,其中以烝、黄、殷、伍、毛、李、陈诸姓人数为众,而中原地区常见的复姓,则未见其例。参见高敏:《从〈嘉禾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五》,原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后收入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1页。
(45)《北齐书》卷32《王琳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2页。
(46)张金龙:《治乱兴亡》,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20页。
(47)《陈书》卷20,第273页。
(48)张国安:《论陈代的兵制》,《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49)《陈书》卷20,第271页。
(50)《陈书》卷20,第271页。
(51)《陈书》卷9,第159页。
(52)《陈书》卷20,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