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犯罪案件中的行政认定问题——以行刑衔接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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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Administrative Cognizance in Insider Trading Crim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nection of Execu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 作者:毛玲玲
  • 英文作者:MAO Lingling;
  • 关键词:内幕交易犯罪 ; 行政认定 ; 行刑衔接 ; 证券犯罪
  • 中文刊名:ZFKL
  •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The Rule of Law Forum)
  • 机构:华东政法大学;
  • 出版日期:2019-01-15
  • 出版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 年:2019
  • 期:v.34;No.193
  • 基金: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犯罪的实证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BFX057
  • 语种:中文;
  • 页:ZFKL201901011
  • 页数:14
  • CN:01
  • ISSN:31-2011/D
  • 分类号:87-100
摘要
在内幕交易案件的刑事诉讼中,由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行政认定意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一般包括了内幕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止日期、违法所得的计算等影响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要素。关于行政认定意见的争议普遍存在于内幕交易刑事诉讼中,也是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的控辩争点。通过分析行政认定在内幕交易刑事案件中的辩方困境问题,认为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认定在形式、内容、启动程序等方面尚欠缺统一规范。因此,在行刑衔接的背景下,应完善对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避免行政认定意见中循环论证的逻辑缺陷,明晰内幕交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法律解释、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区别及衔接,实现对内幕交易违法犯罪的准确认定与处罚,提高司法质效。
        
引文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刑终字第363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刘宝春、陈巧玲内幕交易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期
    (3)参见《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案》,《刑事审判参考》第757号。该案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锡刑二初字第0002号。
    (1)参见《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案》,《刑事审判参考》第757号。该案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锡刑二初字第0002号。
    (2)参见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刑终字第363号刑事判决书。
    (1)参见王斌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审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终5404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2)参见陈晓:峰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裁定书,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3)参见《媒体称证监会“捕鼠”升级基金经理现离职潮》,《新京报》2014年7月5日。
    (1)(2016)沪刑终141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2)参见(2014)浙绍刑初字第12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3)参见李薇薇:《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载李学军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4)参见练育强:《问题与对策:证券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证分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参见裴显鼎、逢锦温、刘晓虎:《证券犯罪若干疑难问题》,《人民法院报》2012年3月28日。
    (2)同注(1)。
    (3)参见李薇薇:《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载李学军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1)刑事审判参考第756号,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案。
    (2)参见《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刑事审判参考第735号。
    (3)参见王玮、袁军群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二审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239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1)参见陈必红等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二审刑事裁定书[(2015)沪高刑终字第140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2)参见李薇薇:《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载李学军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1)参见缪因知:《苏嘉鸿案:司法为证券执法再次划界》,《经济参考报》2018年7月25日。
    (1)参见《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刑事审判参考》第735号。
    (2)参见张子学:《内幕交易认定处罚的若干问题》,《法制日报》2017年10月18日。
    (3)参见贺卫、吴加明:《内幕交易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3年第3期。
    (4)参见江西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税务研究》2006年第10期。
    (5)参见曾显章:《行政执法证据不能直接用于刑事诉讼》,《检察日报》2005年9月8日。
    (6)参见盛丰:《我国食品药品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模式重构探析——从食品药品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权的角度》,《公安研究》2012年第3期。
    (7)参见张彩荣、母光栋:《浅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换》,《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12期。
    (8)参见刘艳红、周佑勇:《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1)参见裴显鼎、逢锦温、刘晓虎:《证券犯罪若干疑难问题》,《人民法院报》2012年3月28日。
    (2)参见(2016)沪刑终141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2日访问。
    (3)参见张子学:《内幕交易认定处罚的若干问题》,《法制日报》2017年10月18日。
    (4)参见宋新军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鲁05刑初3号],http://wenshu.court.gov.cn,裁判文书网,2018年9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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