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研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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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行政诉讼法研究进入了它的3.0时代。行政诉讼法研究面对不同层次的课题:来自行政诉讼实践的众多法律适用问题亟需解释和澄清,一些基本制度有待长期、深入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的实践图景有待实证研究予以揭示。行政诉讼法研究也应更加注重方法:案例研究、原理阐释和比较法研究应当更加专业,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将成趋势。行政诉讼研究多元化的同时,也呼唤研究的规范化。
With the amend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LL) in 2014,research on the ALL has entered its 3. 0 era. Scholars are faci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Man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amended law need tobe interpreted and clarified; som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to be improved through long-term in-depth study; the dynamic pictures of legal practice to be describe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Scholars need more awareness o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Case study,principle elaborations and comparative law study,which are familiar to most legal scholars,should be more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cross-disciplinary study will be on rise; empirical study( especially quan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ublicized judicial data) will be widely used.
With the amend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LL) in 2014,research on the ALL has entered its 3. 0 era. Scholars are faci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Man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amended law need tobe interpreted and clarified; som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to be improved through long-term in-depth study; the dynamic pictures of legal practice to be describe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Scholars need more awareness o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Case study,principle elaborations and comparative law study,which are familiar to most legal scholars,should be more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cross-disciplinary study will be on rise; empirical study( especially quan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ublicized judicial data) will be widely used.
引文
[1]何海波.行政诉讼法[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37—440.
[2]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9.
[3]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行政法学研究[J].2013(4):3—11.
[4]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立行政法院[J].法律适用,2013(7):8—11.
[5]解志勇.行政法院:行政诉讼困境的破局之策[J].政法论坛,2014(1):131—137.
[6]梁凤云.关于对中国特色行政法院体系的基本设想[J].行政法学研究,2015(1):82—88.
[7]杨伟东.建立行政法院的构想及其疏漏[J].广东社会科学,2008(3):189—195.
[8]何海波.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刍议[J].中国法律评论,2014(1):63—68.
[9]汪厚冬,黄学贤.设立行政法院热的冷思考[J].中州学刊,2015(2):56—60.
[10]戴建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谈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J].人民司法,2010(7):4—7.
[11]贾亚强.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现:以争讼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为研究进路[J].法律适用,2012(4):67—72.
[12]江必新.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J].人民司法,2012(19):13—18.
[13]张泰苏.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J].社会学研究,2009(3):139—245.
[14]汪庆华,应星.中国基层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经验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10.
[15]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6]贺欣.法院推动的司法创新实践及其意涵:以T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为例[J].法学家,2012(5):1—13.
[17]于晓虹.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J].清华法学,2014(4):103—124.
[18]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5(3):135—155.
[19]PEI M X.Citizens vs.mandarins[J].China Quarterly,1997,832(152):823—862.
[20]O’BRIEN K,LI L J.Suing the local state: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J].China Journal,2004,75(51):75—96.
[21]MICHAEL P.Controlling the state?Medi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2006,165(16):165—188.
[22]LI J.Suing the leviatha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rat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2013,815(10):815—846.
[23]LI J.Dare you sue the tax collector?An empirical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against tax agencies in China[J].Pacific Rim Law&Policy Journal,2013,57(23):1—54.
[24]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J].中外法学,2001(2):129—142.
[25]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2):88—98.
[26]何海波.一次修法能有多少进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2—49,196—197.
[27]易霏霏,马超.我国司法统计数据的公开:现状与建议[J].中国应用法学,2017(2):62—78.
(1)参见:许崇德和皮纯协主编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9—1990)》,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张尚鷟主编的《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杨海坤主编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辉主编的《行政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应松年和杨伟东主编的《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也曾刊载过一些年度评述。
(2)参见:林莉红所写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3期;杨海坤和曹达全所写的《渐进发展中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章志远所写的《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黄学贤和梁玥主编的《行政诉讼的足迹与未来:著名中青年学者近十年行政诉讼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据笔者统计,2015—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总共发表227篇文章,其中以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案例为对象的有67篇,约占三成。具体地说,《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共发表80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的28篇;2016年共发表75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有16篇;2017年共发表72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的有23篇(含“行政诉讼法”“行政公益诉讼”两个专题)。
(4)《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法办[2018]121号。《立项计划》提到的几类案件为:行政协议、行政赔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范性文件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一并审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等。
(5)参见:郭小兵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98号。
(6)参见:华源医药诉商标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2345号。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48条。
(8)参见:章剑生主编的《行政判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谢志勇所写的《行政诉讼调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旭勇所写的《行政判决原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9)笔者看到的专著只有两本,分别是:杨科雄所写的《行政非诉强制执行基本原理与实务操作》,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向忠诚和邓辉辉所写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黄卉、朱芒、章剑生等多位学者组织的“判例研读沙龙”,迄今已举办17期。“判例研读沙龙”较早的成果,详见黄卉等所写的《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读沙龙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更多其他作品,可参见余凌云所写的《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章志远所写的《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章剑生和黄锴主编的《行政法判例研读》(I、Ⅱ),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何兵主编的《行政诉讼案例研习》,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11)两个可以参考的例子,参见Lord Cooke所写的Turning Points of the Common Law,Sweet&Maxwell,1997年版;Peter L Strauss所写的Administrative Law Stories,Foundation Press,2006年版。
(12)对这种“通说”的追求,可参见黄卉所写的《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2011年。
(13)与行政争议相关的几本专著,参见江利红所写的《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刘飞所写的《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静所写的《美国行政法法官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王天华所写的《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朱应平所写的《澳大利亚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王建新所写的《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14)参见;龚祥瑞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林莉红主编的《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这方面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参见布莱克所写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布莱克所写的《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和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这8篇文章分别为:习超所写的《“旋转门”对证券监管执法有影响吗?》,魏建所写的《异地审理与腐败惩罚》,唐应茂所写的《司法公开及其决定因素》,张青所写的《基层法官流失的图景与逻辑》,乔仕彤《行政征收的司法控制之道》,胡昌明所写的《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兰荣杰所写的《人民调解:复兴还是转型?》,张海燕所写的《督促程序的休眠与激活》。另有一篇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检讨,即程金华所写的《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
[2]叶俊荣.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9.
[3]江必新.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行政法学研究[J].2013(4):3—11.
[4]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目标:设立行政法院[J].法律适用,2013(7):8—11.
[5]解志勇.行政法院:行政诉讼困境的破局之策[J].政法论坛,2014(1):131—137.
[6]梁凤云.关于对中国特色行政法院体系的基本设想[J].行政法学研究,2015(1):82—88.
[7]杨伟东.建立行政法院的构想及其疏漏[J].广东社会科学,2008(3):189—195.
[8]何海波.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刍议[J].中国法律评论,2014(1):63—68.
[9]汪厚冬,黄学贤.设立行政法院热的冷思考[J].中州学刊,2015(2):56—60.
[10]戴建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谈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J].人民司法,2010(7):4—7.
[11]贾亚强.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现:以争讼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为研究进路[J].法律适用,2012(4):67—72.
[12]江必新.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J].人民司法,2012(19):13—18.
[13]张泰苏.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J].社会学研究,2009(3):139—245.
[14]汪庆华,应星.中国基层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经验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10.
[15]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6]贺欣.法院推动的司法创新实践及其意涵:以T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为例[J].法学家,2012(5):1—13.
[17]于晓虹.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J].清华法学,2014(4):103—124.
[18]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5(3):135—155.
[19]PEI M X.Citizens vs.mandarins[J].China Quarterly,1997,832(152):823—862.
[20]O’BRIEN K,LI L J.Suing the local state: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J].China Journal,2004,75(51):75—96.
[21]MICHAEL P.Controlling the state?Medi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2006,165(16):165—188.
[22]LI J.Suing the leviatha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rat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2013,815(10):815—846.
[23]LI J.Dare you sue the tax collector?An empirical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against tax agencies in China[J].Pacific Rim Law&Policy Journal,2013,57(23):1—54.
[24]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J].中外法学,2001(2):129—142.
[25]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2):88—98.
[26]何海波.一次修法能有多少进步: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回顾[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2—49,196—197.
[27]易霏霏,马超.我国司法统计数据的公开:现状与建议[J].中国应用法学,2017(2):62—78.
(1)参见:许崇德和皮纯协主编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9—1990)》,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张尚鷟主编的《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杨海坤主编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辉主编的《行政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应松年和杨伟东主编的《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也曾刊载过一些年度评述。
(2)参见:林莉红所写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3期;杨海坤和曹达全所写的《渐进发展中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章志远所写的《晚近十年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黄学贤和梁玥主编的《行政诉讼的足迹与未来:著名中青年学者近十年行政诉讼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据笔者统计,2015—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总共发表227篇文章,其中以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案例为对象的有67篇,约占三成。具体地说,《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共发表80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的28篇;2016年共发表75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有16篇;2017年共发表72篇文章,其中行政诉讼的有23篇(含“行政诉讼法”“行政公益诉讼”两个专题)。
(4)《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法办[2018]121号。《立项计划》提到的几类案件为:行政协议、行政赔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范性文件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一并审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等。
(5)参见:郭小兵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98号。
(6)参见:华源医药诉商标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2345号。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48条。
(8)参见:章剑生主编的《行政判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谢志勇所写的《行政诉讼调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旭勇所写的《行政判决原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9)笔者看到的专著只有两本,分别是:杨科雄所写的《行政非诉强制执行基本原理与实务操作》,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向忠诚和邓辉辉所写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黄卉、朱芒、章剑生等多位学者组织的“判例研读沙龙”,迄今已举办17期。“判例研读沙龙”较早的成果,详见黄卉等所写的《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读沙龙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更多其他作品,可参见余凌云所写的《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章志远所写的《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章剑生和黄锴主编的《行政法判例研读》(I、Ⅱ),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何兵主编的《行政诉讼案例研习》,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11)两个可以参考的例子,参见Lord Cooke所写的Turning Points of the Common Law,Sweet&Maxwell,1997年版;Peter L Strauss所写的Administrative Law Stories,Foundation Press,2006年版。
(12)对这种“通说”的追求,可参见黄卉所写的《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2011年。
(13)与行政争议相关的几本专著,参见江利红所写的《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刘飞所写的《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静所写的《美国行政法法官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王天华所写的《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朱应平所写的《澳大利亚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王建新所写的《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14)参见;龚祥瑞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林莉红主编的《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这方面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参见布莱克所写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布莱克所写的《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和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这8篇文章分别为:习超所写的《“旋转门”对证券监管执法有影响吗?》,魏建所写的《异地审理与腐败惩罚》,唐应茂所写的《司法公开及其决定因素》,张青所写的《基层法官流失的图景与逻辑》,乔仕彤《行政征收的司法控制之道》,胡昌明所写的《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兰荣杰所写的《人民调解:复兴还是转型?》,张海燕所写的《督促程序的休眠与激活》。另有一篇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检讨,即程金华所写的《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