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书信与《小团圆》身体书写──档案学视角的解读
摘要
本文将从张爱玲书信的档案学视角及其写作《小团圆》的心路历程,探讨张爱玲如何在自传体小说中展开作家个人自我、身体与情欲的叙事建构。从这本1970年代中期已成书定稿的《小团圆》,可发现张爱玲的女性身体书写已超越那个年代的文化价值观,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叙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小团圆》一书是张爱玲在深具争议性的身体书写与情欲叙事建构中,针对爱情毁灭后还能剩下"什么东西"的思考,进行了生命哲学的反思;其所建构的情与欲的身体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女性叙事作品,亦是文学乃至文化的一种叙事建构,为中国现当代女性身体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
引文
(1)(3)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社会学与档案学的双向审视》,《求索》2017年第4期。
(2)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06页。
(4)现今主要有四种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资料文集:2007年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008年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2010年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等。
(5)详见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前言,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3~17页。
(6)自《小团圆》出版以来,探讨的论文颇多,本人于2009年发表了《小团圆》最早的长篇研究成果,详参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其后本人亦发表了两篇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十年前,本人提及《小团圆》一书的书写源头契机之一,即是张爱玲对自身传记的发言权之自保。这些年来,经过本人对《小团圆》的各视角和方向的探讨,本文将在有关基础上进一步从作者写作的动机和当年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进一步重读《小团圆》一书所可能隐藏的次文本及其有关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意义。
(7)(9)(10)(12)(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2)(33)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5、10、8、4、162、7、6、10、5~6、66、313、66、120、120、121、121、7、7、9、10、10页。
(8)其中一些相关的论点,可详参本人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11)张爱玲这两本以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雷锋塔》和《易经》,约成书于1963年。
(14)当时胡兰成的稿还没发表,是苏青寄了给张爱玲看而知道了这一个人。
(16)详参拙文《宋以朗与张爱玲私人书稿特藏馆》,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09年4月,第146~160页。
(27)“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详见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240页。
(31)此新改的内容,幸好宋淇夫妇按张爱玲的要求替换在书稿中。如果当年宋淇夫妇为了替张爱玲“着想”,将此新修订稿遗失了,没有取代原来的旧稿,那么我们今日就难以全面认识70年代女性文学中这一段男女情欲的女性身体叙事。
(34)此外,宋淇还提醒张爱玲当年的政治环境很乱,要她当心不要常提起和她交情要好的迪克,即麦卡锡(Dick McCarthy)。麦卡锡是张爱玲在香港工作时的美国新闻处处长,后在台北接待张爱玲访台之人,因为已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他和一些爱荷华文艺工作营的作家,除了余光中外,还包括白先勇和王文兴等人也都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成员。
(35)本人曾撰文对此指出,通过拉康镜像理论的剖析可发现张爱玲通过他者的凝视与重写中发现自我与主体,作家也在自传里渴望看到自己内在的自我,即是镜像中的自我影像;其实在自传叙述中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我或主体身份,但却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解说张爱玲书写《小团圆》的某些深层精神分析内容。因此这部自传体作家演绎的是永远难以穷尽的生命形态。详见拙文《〈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
(36)有关张爱玲自传体写作的新叙事模式的研究,除了当年《小团圆》出版时本人最早的一篇研究探讨过以外(详见《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2009年7月,也曾在其他两篇论文中从不同的视角讨论过有关课题。在叙事模式上,本人曾从“同体叙述”(homodiegetic)及“自体叙述”(autodiegetic)的交叉使用发挥,张爱玲处于本身的叙述之中到本身不在场的叙述之内,以主角身份呈现于同体叙事建构自我与主体,各有不同意义的体现。详见《〈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7)有关本书中相关课题的讨探,详见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2)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06页。
(4)现今主要有四种已出版的张爱玲书信资料文集:2007年苏伟贞《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2008年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2013年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2010年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等。
(5)详见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前言,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3~17页。
(6)自《小团圆》出版以来,探讨的论文颇多,本人于2009年发表了《小团圆》最早的长篇研究成果,详参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其后本人亦发表了两篇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十年前,本人提及《小团圆》一书的书写源头契机之一,即是张爱玲对自身传记的发言权之自保。这些年来,经过本人对《小团圆》的各视角和方向的探讨,本文将在有关基础上进一步从作者写作的动机和当年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进一步重读《小团圆》一书所可能隐藏的次文本及其有关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意义。
(7)(9)(10)(12)(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2)(33)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5、10、8、4、162、7、6、10、5~6、66、313、66、120、120、121、121、7、7、9、10、10页。
(8)其中一些相关的论点,可详参本人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11)张爱玲这两本以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雷锋塔》和《易经》,约成书于1963年。
(14)当时胡兰成的稿还没发表,是苏青寄了给张爱玲看而知道了这一个人。
(16)详参拙文《宋以朗与张爱玲私人书稿特藏馆》,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2009年4月,第146~160页。
(27)“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详见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240页。
(31)此新改的内容,幸好宋淇夫妇按张爱玲的要求替换在书稿中。如果当年宋淇夫妇为了替张爱玲“着想”,将此新修订稿遗失了,没有取代原来的旧稿,那么我们今日就难以全面认识70年代女性文学中这一段男女情欲的女性身体叙事。
(34)此外,宋淇还提醒张爱玲当年的政治环境很乱,要她当心不要常提起和她交情要好的迪克,即麦卡锡(Dick McCarthy)。麦卡锡是张爱玲在香港工作时的美国新闻处处长,后在台北接待张爱玲访台之人,因为已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他和一些爱荷华文艺工作营的作家,除了余光中外,还包括白先勇和王文兴等人也都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成员。
(35)本人曾撰文对此指出,通过拉康镜像理论的剖析可发现张爱玲通过他者的凝视与重写中发现自我与主体,作家也在自传里渴望看到自己内在的自我,即是镜像中的自我影像;其实在自传叙述中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我或主体身份,但却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解说张爱玲书写《小团圆》的某些深层精神分析内容。因此这部自传体作家演绎的是永远难以穷尽的生命形态。详见拙文《〈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
(36)有关张爱玲自传体写作的新叙事模式的研究,除了当年《小团圆》出版时本人最早的一篇研究探讨过以外(详见《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2009年7月,也曾在其他两篇论文中从不同的视角讨论过有关课题。在叙事模式上,本人曾从“同体叙述”(homodiegetic)及“自体叙述”(autodiegetic)的交叉使用发挥,张爱玲处于本身的叙述之中到本身不在场的叙述之内,以主角身份呈现于同体叙事建构自我与主体,各有不同意义的体现。详见《〈小团圆〉的“圣杯”意象与符号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7)有关本书中相关课题的讨探,详见拙文《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