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石窟形制中的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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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窟形制中的自然因素指的是利用自然洞窟,或人工开凿而有意模仿自然洞窟的风格,是一种避免人工规整、追求浑厚淳朴效果的设计理念。南朝石窟是强调自然因素的典范,具体表现在单体窟龛的形制、自然崖面的选择与窟龛布局、未采用中心柱窟形制、朴素简陋的风格等方面。这种风格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代表着佛教中国化的方向,由于处在南北正统之争的大局下,此种特征被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成为南朝文化的特色象征。
The natural factors in the shape of the cave temple grotto refer to the use of natural caves or artificial excavation to intentionally imitate the style of natural caves,which is a design concept to avoid artificial regularity and pursue the simple and natural effect.The grottoe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are a model of emphasizing natural factors,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form of single niche,the selection of natural cliff surface and the layout of niches,the absence of central column grottoes and the plain and simple style.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yle lies the thought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in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radition,which represents the orient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Un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orthodox struggl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this characteristic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us became the characteristic symbol of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The natural factors in the shape of the cave temple grotto refer to the use of natural caves or artificial excavation to intentionally imitate the style of natural caves,which is a design concept to avoid artificial regularity and pursue the simple and natural effect.The grottoe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are a model of emphasizing natural factors,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form of single niche,the selection of natural cliff surface and the layout of niches,the absence of central column grottoes and the plain and simple style.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yle lies the thought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in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radition,which represents the orient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Un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orthodox struggl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this characteristic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us became the characteristic symbol of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引文
[1] 夏朗云.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炳灵、麦积、云冈、龙门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麦积山石窟后秦洞窟是佛窟中国化的重要纽带[M]//夏朗云.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2] 魏正瑾,白宁.栖霞山石窟南朝无量寿大像勘察记[J].石窟寺研究,2012(3):1-16.
[3] 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考古学报,1989(4):389-413.
[4] 魏正瑾,白宁.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J].石窟寺研究,2011(2):191-203.
[5] 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89-103.
[6]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符永利.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8] 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的考察(代前言)[M]//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9.
[9] (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M].张忱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1.
[11]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4.
[12] 符永利.浅论栖霞山石窟的供养人问题[J].长江文化论丛,2012(8):141-151.
[1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郭良鋆译.巴利语佛教经典:经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 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J].考古,2013(12):71-83.
① 本文关于栖霞山千佛岩石窟的编号方法,取自《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一文。参见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② 东岩紧靠涧谷,下临“品外泉”,山岩上方仅分布有1座中型窟,而大多数龛窟则分布在南岩、西岩和北岩。
③ 据《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可视作塔庙窟的仅有第3窟和第184窟两个,前者为方形平面平顶窟,窟内正中凿有一四坡顶方塔;后者为长方形平面,正壁突出半个中心柱。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年版,第238-260页。
④ 现存不少龛窟外建有庇檐等建筑,上偶见卷草忍冬之类的纹饰,但这些砖石结构的券拱多建于明代,与南朝无涉。
⑤ K50窟顶发现2身飞天,黄征先生将之命名为“托花飞天”和“持花飞天”。另外,据黄先生调查走访,在K52窟顶原还存有1身飞天,现仅残留飘带,又据说此窟顶部外壁原还雕有一只双头怪鸟,可惜毁于文革,黄先生推测可能为“迦陵频伽”。参见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的考察(代前言)》,载黄正主编《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⑥ 据《江总碑》所记,居士明僧绍“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于是不少人据此认为,明僧绍是生前舍宅为寺,时间就在永明七年(489)。但梁《高僧传》卷八《齐琅琊摄山释法度传》云:“(法度)宋末游于京师,高士齐郡明僧绍,抗迹人外,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可见舍宅为寺是在明僧绍死后,而明僧绍卒年在《明征君碑》中明言为永明二年(484),那么应可如此理解:明僧绍卒于永明二年,而其后所谓“永明七年明僧绍舍宅为寺”其实应是法度据此建栖霞寺之时。参见程章灿:《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⑦ 《江总碑》载:“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彩,又因闲居依稀目见,……故知神应非远,灵相斯在。居士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龛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雕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
⑧ 《江总碑》记:“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琢磨巨石,影拟法身。”但据阎文儒先生推测,江夏王应是齐明帝之子宝玄,而田奂可能是雍州刺史王奂之误。参见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⑨ 据梁《比丘尼传》记载,女尼智胜于齐永明年间,“舍衣钵为宋齐七帝造摄山寺石像”。参见(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卷三·建福寺智胜尼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4页。
⑩ 栖霞山K5-1与K5-2之间石壁上楷书有5行题刻,内容为:“人生总要修,家伙未有丢,老师来感佛,不看相命求。雷石匠题。”此处的“雷石匠”,疑是南齐著名雕塑匠人雷卑石,这表明他也参与了栖霞山南朝石窟的雕凿工程(参见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雷石匠,生卒年不详,据《法苑珠林》记载,南齐永明七年(489)有瑞石从海上漂至江南,被朱法让所获献于朝廷。齐武帝刚建成一座七层宝塔,瑞石的出现被认为是“协时应机”的祥瑞之兆。武帝遂命雷卑石等石匠以瑞石造释迦牟尼坐像,此像身高三尺五寸,连身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尽镌琢之奇,极金雘之巧”。沈约为此作《瑞石像铭并序》云:“维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发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迥至,精金比色。帝上眷幽关之易启,咨玄应之无方,虽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爱其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图妙像于檀香,写遗影于只树。乃诏名工,是镌是琢。灵相瑞华,焕同神造。”文中“名工”即指雷卑石等人,所造之像被誉为“焕同神造”,可见雷石匠技艺之高超。参见(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十二《感应缘·西晋海浮维卫迦叶二石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39-440页。
(11) 神仙多居于洞穴中,文献足证。《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除了西王母,东王公、赤松子、淮南八公、广成子等仙人亦居于洞室。《神异经》载:“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神仙传》云:“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页;(明)陶宗仪:《说郛三种》(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1页;(宋)李昉:《太平广记·广成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2] 魏正瑾,白宁.栖霞山石窟南朝无量寿大像勘察记[J].石窟寺研究,2012(3):1-16.
[3] 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考古学报,1989(4):389-413.
[4] 魏正瑾,白宁.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J].石窟寺研究,2011(2):191-203.
[5] 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89-103.
[6]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符永利.南朝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8] 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的考察(代前言)[M]//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9.
[9] (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M].张忱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1.
[11]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4.
[12] 符永利.浅论栖霞山石窟的供养人问题[J].长江文化论丛,2012(8):141-151.
[1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郭良鋆译.巴利语佛教经典:经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 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J].考古,2013(12):71-83.
① 本文关于栖霞山千佛岩石窟的编号方法,取自《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一文。参见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② 东岩紧靠涧谷,下临“品外泉”,山岩上方仅分布有1座中型窟,而大多数龛窟则分布在南岩、西岩和北岩。
③ 据《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可视作塔庙窟的仅有第3窟和第184窟两个,前者为方形平面平顶窟,窟内正中凿有一四坡顶方塔;后者为长方形平面,正壁突出半个中心柱。参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年版,第238-260页。
④ 现存不少龛窟外建有庇檐等建筑,上偶见卷草忍冬之类的纹饰,但这些砖石结构的券拱多建于明代,与南朝无涉。
⑤ K50窟顶发现2身飞天,黄征先生将之命名为“托花飞天”和“持花飞天”。另外,据黄先生调查走访,在K52窟顶原还存有1身飞天,现仅残留飘带,又据说此窟顶部外壁原还雕有一只双头怪鸟,可惜毁于文革,黄先生推测可能为“迦陵频伽”。参见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的考察(代前言)》,载黄正主编《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⑥ 据《江总碑》所记,居士明僧绍“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于是不少人据此认为,明僧绍是生前舍宅为寺,时间就在永明七年(489)。但梁《高僧传》卷八《齐琅琊摄山释法度传》云:“(法度)宋末游于京师,高士齐郡明僧绍,抗迹人外,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可见舍宅为寺是在明僧绍死后,而明僧绍卒年在《明征君碑》中明言为永明二年(484),那么应可如此理解:明僧绍卒于永明二年,而其后所谓“永明七年明僧绍舍宅为寺”其实应是法度据此建栖霞寺之时。参见程章灿:《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⑦ 《江总碑》载:“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彩,又因闲居依稀目见,……故知神应非远,灵相斯在。居士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龛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雕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
⑧ 《江总碑》记:“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抽财,琢磨巨石,影拟法身。”但据阎文儒先生推测,江夏王应是齐明帝之子宝玄,而田奂可能是雍州刺史王奂之误。参见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⑨ 据梁《比丘尼传》记载,女尼智胜于齐永明年间,“舍衣钵为宋齐七帝造摄山寺石像”。参见(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卷三·建福寺智胜尼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4页。
⑩ 栖霞山K5-1与K5-2之间石壁上楷书有5行题刻,内容为:“人生总要修,家伙未有丢,老师来感佛,不看相命求。雷石匠题。”此处的“雷石匠”,疑是南齐著名雕塑匠人雷卑石,这表明他也参与了栖霞山南朝石窟的雕凿工程(参见符永利:《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之考古调查及初步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雷石匠,生卒年不详,据《法苑珠林》记载,南齐永明七年(489)有瑞石从海上漂至江南,被朱法让所获献于朝廷。齐武帝刚建成一座七层宝塔,瑞石的出现被认为是“协时应机”的祥瑞之兆。武帝遂命雷卑石等石匠以瑞石造释迦牟尼坐像,此像身高三尺五寸,连身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尽镌琢之奇,极金雘之巧”。沈约为此作《瑞石像铭并序》云:“维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发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迥至,精金比色。帝上眷幽关之易启,咨玄应之无方,虽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爱其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图妙像于檀香,写遗影于只树。乃诏名工,是镌是琢。灵相瑞华,焕同神造。”文中“名工”即指雷卑石等人,所造之像被誉为“焕同神造”,可见雷石匠技艺之高超。参见(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十二《感应缘·西晋海浮维卫迦叶二石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39-440页。
(11) 神仙多居于洞穴中,文献足证。《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除了西王母,东王公、赤松子、淮南八公、广成子等仙人亦居于洞室。《神异经》载:“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神仙传》云:“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页;(明)陶宗仪:《说郛三种》(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1页;(宋)李昉:《太平广记·广成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