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至西周时期铜镜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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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至西周时期铜镜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和伴出器物存在一定的规律,其在商周文化区内外的性质功能差异较大。在商周文化区以外铜镜是一种日常器具,以内则是一种外来传入品,实用性并不明显。铜镜传入中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结果。铜镜在中原地区没有大规模流行,则是两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所致。
Particular rules existed in bronze mirrors included within the burials of the Shang an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ies. Their feature and function varied between the Shang-Zhou culture area and their periphery cultures. Bronze mirror was one of the many articles for daily use out the Shang and Zhou cul-tural area, while it was only a foreign article and rarely used in daily life during the central core. The pres-ence ofmirror throughout these two regions wa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nomadic culture. Its lack of prevalence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c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ir variation in culture and lifestyle.
Particular rules existed in bronze mirrors included within the burials of the Shang an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ies. Their feature and function varied between the Shang-Zhou culture area and their periphery cultures. Bronze mirror was one of the many articles for daily use out the Shang and Zhou cul-tural area, while it was only a foreign article and rarely used in daily life during the central core. The pres-ence ofmirror throughout these two regions wa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nomadic culture. Its lack of prevalence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c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ir variation in culture and lifestyle.
引文
[1]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科学出版社,2015年;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3]具体信息见表2。
[4]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器的区系及源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69~584页。
[5]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6]吴振银:《早期铜镜神秘功能蠡测与道教用镜》,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王趁意:《中国早期青铜镜纹饰之谜》,《收藏家》2004年第10期;王煜:《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寓意试探》,《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艺术品》2014年第8期;王锋钧、杨宏毅:《铜镜出土状态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7]白云翔:《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46~25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104页。
[9]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1958年,第685~719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7年第7期。
[11]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12]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和铜镜》,《文物》1992年第2期。
[13]新疆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14]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15]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16日。
[16]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贺新:《新疆巴里坤南湾M95号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绝对年代根据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五)、(六),《文物》1984年第4期,1990年第7期。
[17]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第5期。
[18]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1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
[2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图见《论早期铜镜》。
[21]发掘者将大司空M25的年代定为杨锡璋、杨宝成二位先生的所划定的殷墟第二期中段,妇好墓亦在此组;朱凤瀚先生将侯家庄M1005与妇好墓均分入第二期晚段,以此判定三墓的年代近似。
[22]张乃夫:《从武丁外交策略论“武丁中兴”的原因》,《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美)杜嘉琳:《商代的艺术与认同--中原及四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23~332页。
[23]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4]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
[25]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55页。
[26]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第2期。
[27]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8]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29]刘景文:《西团山文化青铜器》,《文物》1984年5期。
[30]张锡瑛:《试论东北地区先秦铜镜》,《考古》1986年第2期。
[31]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32][33]宝鸡市博物馆王光永、凤翔县文化馆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34]雍城考古队、韩伟、吴振烽:《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5]高西省:《扶风出土的几组商周青铜兵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3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139~144。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队:《1982-1983年陕西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7期。
[38]曹发展、景凡:《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39]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51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117、121页。
[4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旬邑县博物馆:《陕西旬邑下魏洛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42]淳化县博物馆:《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西周大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43]罗西章:《扶风出土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4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页。
[46]郭宝钧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2页。
[47]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安志敏、郑乃武:《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赤峰市文物工作站:《宁城早期铜镜及其科学分析》,《考古》1985年第7期。
[4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49]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51]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52]陈俊峰:《甘肃漳县发现的蟠蛇纹铜镜》,《文物》1994年第11期。
[5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明哲主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另有社科院发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考古》199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5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莫呼查汗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年。
[5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5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9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58]王锋钧、杨宏毅:《铜镜出土状态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5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8年,编号36481;刘钊:《“小臣墙刻辞”新释---解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0]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4、106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0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编号2731,鼎。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第356页,编号2779,师同鼎。
[6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12~114页。
[66]新疆地区出土的铜镜很多都没有具体发表资料,因此只统计了表二涉及的已发表材料,用“>”表示仍有更多等待刊布。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3]具体信息见表2。
[4]刘一曼、孔祥星:《中国早期铜器的区系及源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69~584页。
[5]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6]吴振银:《早期铜镜神秘功能蠡测与道教用镜》,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王趁意:《中国早期青铜镜纹饰之谜》,《收藏家》2004年第10期;王煜:《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寓意试探》,《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周亚:《铜镜使用方式的考古资料分析》,《艺术品》2014年第8期;王锋钧、杨宏毅:《铜镜出土状态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7]白云翔:《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46~25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104页。
[9]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1958年,第685~719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7年第7期。
[11]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12]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和铜镜》,《文物》1992年第2期。
[13]新疆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14]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15]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16日。
[16]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贺新:《新疆巴里坤南湾M95号墓》,《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绝对年代根据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五)、(六),《文物》1984年第4期,1990年第7期。
[17]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第5期。
[18]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1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
[2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图见《论早期铜镜》。
[21]发掘者将大司空M25的年代定为杨锡璋、杨宝成二位先生的所划定的殷墟第二期中段,妇好墓亦在此组;朱凤瀚先生将侯家庄M1005与妇好墓均分入第二期晚段,以此判定三墓的年代近似。
[22]张乃夫:《从武丁外交策略论“武丁中兴”的原因》,《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美)杜嘉琳:《商代的艺术与认同--中原及四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23~332页。
[23]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4]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
[25]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55页。
[26]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第2期。
[27]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8]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29]刘景文:《西团山文化青铜器》,《文物》1984年5期。
[30]张锡瑛:《试论东北地区先秦铜镜》,《考古》1986年第2期。
[31]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32][33]宝鸡市博物馆王光永、凤翔县文化馆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34]雍城考古队、韩伟、吴振烽:《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5]高西省:《扶风出土的几组商周青铜兵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3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139~144。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队:《1982-1983年陕西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7期。
[38]曹发展、景凡:《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39]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51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117、121页。
[4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旬邑县博物馆:《陕西旬邑下魏洛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42]淳化县博物馆:《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西周大鼎》,《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43]罗西章:《扶风出土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4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页。
[46]郭宝钧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2页。
[47]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安志敏、郑乃武:《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赤峰市文物工作站:《宁城早期铜镜及其科学分析》,《考古》1985年第7期。
[4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49]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5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51]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52]陈俊峰:《甘肃漳县发现的蟠蛇纹铜镜》,《文物》1994年第11期。
[5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明哲主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另有社科院发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考古》199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5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莫呼查汗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年。
[5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5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9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58]王锋钧、杨宏毅:《铜镜出土状态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5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8年,编号36481;刘钊:《“小臣墙刻辞”新释---解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0]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4、106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0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编号2731,鼎。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第356页,编号2779,师同鼎。
[6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12~114页。
[66]新疆地区出土的铜镜很多都没有具体发表资料,因此只统计了表二涉及的已发表材料,用“>”表示仍有更多等待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