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民族源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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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秦汉开始,则进入多民族相继兴起和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文章参照金毓黻先生"东北民族系统表"绘出"东北古代民族源流示意表",然后以此为线索,将表中所列华夏—汉族、肃慎、濊貊、东胡四大族系之众多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简略梳理,由此说明,东北地区及东北民族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China's northeast region is a vast land with a long history.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history stepped into an important period when many peoples rose in succession and communicated and amalgamated continuously in this region. Based on Jin Yufu(金毓黻) 's "Systemic Northeast Ethnos Chart",the article gives a "Northeast Ancient People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art ",and a comparatively systemic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 of many peoples from four main ethno-systems in this chart—Huaxia-Han(华夏—汉族),Sushen(肃慎),Huimo(濊貊),Donghu(东胡). So the important place and contribution of northeast region and northeast peopl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irreplaceable.
China's northeast region is a vast land with a long history.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history stepped into an important period when many peoples rose in succession and communicated and amalgamated continuously in this region. Based on Jin Yufu(金毓黻) 's "Systemic Northeast Ethnos Chart",the article gives a "Northeast Ancient People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art ",and a comparatively systemic brief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 of many peoples from four main ethno-systems in this chart—Huaxia-Han(华夏—汉族),Sushen(肃慎),Huimo(濊貊),Donghu(东胡). So the important place and contribution of northeast region and northeast peopl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irreplaceable.
引文
(1)《三国志》成书年代早于《后汉书》,《三国志》的裴注也早于《后汉书》。
(1)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本,第21页。
(1)关于箕子率多少人去朝鲜,据金毓黻考证《朝鲜史略》记为五千人。金毓黻:《东北通史》,第55页。
(2)参见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
(1)《汉书》卷95《朝鲜传》。
(2)参见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3)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4)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5)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第678页。
(6)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06-207页。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73-274页;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5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6-92页。
(2)参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3)参见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4)参见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市博物馆、永吉县文化局:《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参见赵宾福:《西团山文化分期研究》,《东北考古学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287页。
(2)《资治通鉴》卷97,永和二年:“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皩遣世子儁帅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
(3)《魏书·高句丽传》:“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夫余为勿吉所逐”,具体发生在哪一年,《魏书》没有记载,而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即文咨王三年(494),其曰:“文咨王三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
(4)参见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东宁大城子新石器时代居住址》,《考古》1979年第1期;李云铎:《吉林珲春南团山、一松亭遗址调查》,《文物》1973年第8期;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匡瑜:《战国到两汉的北沃沮文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李强:《沃沮、东沃沮考略》,《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9页。
(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49-51页。
(1)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2)参见林沄:《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该文认为:“先秦的‘貊’地近燕,是一重要的古族……汉以后单称的‘貊’指高句丽及其别种,它与先秦‘貊’的关系尚有待考古学帮助解决。”为此,该文设想三种假说:“一、周初貊人分布很广,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只局限于鸭绿江流域的一隅之地。二、先秦貊人起初在以大小凌河为中心的地区,战国时原地被燕国占领后,一部分不愿丧失独立的人迁移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分。三、高句丽和先秦的貊并无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只是醉心于复古的王莽时代的人们把古代族称‘貊’硬派给高句丽而已(原注:‘说曾见于三品彰英:《濊貊族小考》,《朝鲜学报》4,1952年。’)。”
(3)《梁书》卷54《东夷·高句骊传》:“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遂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
(1)《晋书》卷109《慕容皝传》。
(2)好太王碑碑文:“(好太王)廿年(410)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举国骇服。”引自方起东:《〈好太王碑碑文〉释读》,“中国著名碑帖选集”27《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3)《隋书》卷81《高丽传》。
(4)《新唐书》卷220《高丽传》。《旧唐书》卷199《高丽传》记为“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
(5)唐灭百济,依两唐书百济传记载收户76万,仅将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将领58人等送唐京师,《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送唐京师的百济王、王子及大臣将士为88人,百姓12807人,其他绝大部分归新罗。而当时新罗有多少人口,两唐书没有记载,估计应与百济、高句丽不相上下,即70万户左右(关于新罗人口,《三国遗事》有所记载,其曰:“新罗全盛之时,京中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六户。”同书对高句丽、百济人口也有记载,其曰:“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百济全盛之日,十五万二千三百户。”本文没有采用此记载,但从中仍可看出,新罗人口不会比百济少)。高句丽的近70万户遗民,流向几处的数字记载并不完备,其中流入新罗的不会超过一半。以上共同组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民族,高句丽遗民只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而就族源而言,新罗、百济来源于三韩,与高句丽有别。
(1)顾宝田、陈福林注译:《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729页。整段文字是:(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
(2)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3)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考古》1981年第6期;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4年版,第4页。莺歌岭遗址地层堆积五层,原报告以二、三层为上文化层,四、五层为下文化层。
(1)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第168-170页。
(2)参见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454页。
(3)参见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杨虎、林秀贞:《试论蜿蜒河类型与波尔采文化的关系》,《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4)参见李英魁:《黑龙江萝北县团结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萝北团结墓葬发掘》,《考古》1989年第8期;[苏]K·A·热烈兹涅柯夫著、孙秀仁译:《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考古调查收获》,《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5)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干志耿:《三江平原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的若干问题》,靳维柏、王学良、黄星坤:《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调查》,《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二号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2期。
(1)参见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4页;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1-15页。两书考证有所区别,本文的观点与王承礼的考证结果基本相同。
(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53页。
(3)参见《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1)《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2)《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3)《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4)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5)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第469-470页。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196-202页。渤海人,是以靺鞨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其他民族的人口在内,有学者认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渤海族。
(2)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41页。
(3)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后汉书》卷90《鲜卑列传》。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41页;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2)参见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1)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年,第1-12页。本节室韦介绍也主要参考了该著作。
(1)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本,第21页。
(1)关于箕子率多少人去朝鲜,据金毓黻考证《朝鲜史略》记为五千人。金毓黻:《东北通史》,第55页。
(2)参见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
(1)《汉书》卷95《朝鲜传》。
(2)参见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3)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4)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5)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第678页。
(6)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06-207页。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73-274页;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5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6-92页。
(2)参见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3)参见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4)参见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市博物馆、永吉县文化局:《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参见赵宾福:《西团山文化分期研究》,《东北考古学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287页。
(2)《资治通鉴》卷97,永和二年:“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皩遣世子儁帅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
(3)《魏书·高句丽传》:“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夫余为勿吉所逐”,具体发生在哪一年,《魏书》没有记载,而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即文咨王三年(494),其曰:“文咨王三年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
(4)参见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东宁大城子新石器时代居住址》,《考古》1979年第1期;李云铎:《吉林珲春南团山、一松亭遗址调查》,《文物》1973年第8期;王亚洲:《吉林汪清县百草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8期;匡瑜:《战国到两汉的北沃沮文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林沄:《论团结文化》,《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李强:《沃沮、东沃沮考略》,《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9页。
(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49-51页。
(1)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2)参见林沄:《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该文认为:“先秦的‘貊’地近燕,是一重要的古族……汉以后单称的‘貊’指高句丽及其别种,它与先秦‘貊’的关系尚有待考古学帮助解决。”为此,该文设想三种假说:“一、周初貊人分布很广,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只局限于鸭绿江流域的一隅之地。二、先秦貊人起初在以大小凌河为中心的地区,战国时原地被燕国占领后,一部分不愿丧失独立的人迁移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分。三、高句丽和先秦的貊并无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只是醉心于复古的王莽时代的人们把古代族称‘貊’硬派给高句丽而已(原注:‘说曾见于三品彰英:《濊貊族小考》,《朝鲜学报》4,1952年。’)。”
(3)《梁书》卷54《东夷·高句骊传》:“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遂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
(1)《晋书》卷109《慕容皝传》。
(2)好太王碑碑文:“(好太王)廿年(410)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举国骇服。”引自方起东:《〈好太王碑碑文〉释读》,“中国著名碑帖选集”27《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3)《隋书》卷81《高丽传》。
(4)《新唐书》卷220《高丽传》。《旧唐书》卷199《高丽传》记为“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
(5)唐灭百济,依两唐书百济传记载收户76万,仅将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将领58人等送唐京师,《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送唐京师的百济王、王子及大臣将士为88人,百姓12807人,其他绝大部分归新罗。而当时新罗有多少人口,两唐书没有记载,估计应与百济、高句丽不相上下,即70万户左右(关于新罗人口,《三国遗事》有所记载,其曰:“新罗全盛之时,京中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六户。”同书对高句丽、百济人口也有记载,其曰:“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百济全盛之日,十五万二千三百户。”本文没有采用此记载,但从中仍可看出,新罗人口不会比百济少)。高句丽的近70万户遗民,流向几处的数字记载并不完备,其中流入新罗的不会超过一半。以上共同组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民族,高句丽遗民只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而就族源而言,新罗、百济来源于三韩,与高句丽有别。
(1)顾宝田、陈福林注译:《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729页。整段文字是:(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
(2)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3)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考古》1981年第6期;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4年版,第4页。莺歌岭遗址地层堆积五层,原报告以二、三层为上文化层,四、五层为下文化层。
(1)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第168-170页。
(2)参见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454页。
(3)参见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杨虎、林秀贞:《试论蜿蜒河类型与波尔采文化的关系》,《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4)参见李英魁:《黑龙江萝北县团结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萝北团结墓葬发掘》,《考古》1989年第8期;[苏]K·A·热烈兹涅柯夫著、孙秀仁译:《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考古调查收获》,《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5)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干志耿:《三江平原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的若干问题》,靳维柏、王学良、黄星坤:《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调查》,《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址二号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2期。
(1)参见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4页;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1-15页。两书考证有所区别,本文的观点与王承礼的考证结果基本相同。
(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53页。
(3)参见《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1)《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2)《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3)《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4)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5)参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2卷,第469-470页。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196-202页。渤海人,是以靺鞨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其他民族的人口在内,有学者认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渤海族。
(2)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41页。
(3)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后汉书》卷90《鲜卑列传》。
(1)参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第241页;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2)参见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1)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年,第1-12页。本节室韦介绍也主要参考了该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