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的灾害治理及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摘要
在全面推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宏伟进程中,我们对丝绸之路沿线的灾害评估和风险评估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唯有全面而科学地预测和分析丝路沿线的自然风险、环境风险、安全风险,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改善条件,助推丝路沿线经济和文化的稳步发展;唯有实现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确保丝路人文环境长治久安。本文首次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入手,深入分析一千余年来丝绸之路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和安全危害(特别是风灾、虫灾、雪灾、旱灾、水灾、暑灾、寒灾、匪灾八类),以及丝绸沿线人民在当时条件下有效的减灾防灾措施,以期对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宝贵的启示,这些启示可以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建立强大的国防,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确保"一带一路"商贸畅通、人员安全和秩序稳定;(二)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和友好民族的力量,群策群力,确保"一带一路"的一方平安;(三)机动灵活,建立快速反应的国防和治安力量,第一时间保障"一带一路"的国防、交通和商贸安全;(四)保障水利,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完善水利设施和管理制度,实现人水和谐;(五)治理风沙,重视生态,防止荒漠扩大化;(六)平等互利,实现共赢。
引文
[1]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2][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夏训诚.中国罗布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后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高文.汉碑集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8]吾甫尔·努尔丁·托仑布克.坎儿井与绿洲生态系统[J].吐鲁番学研究,2015(1).
[9]陈国灿.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祯职田案卷的考察[A]//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唐)张鷟.朝野佥载(与《隋唐嘉话》合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李肖.新疆库车县龟兹古城初步勘查[A]//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3]乌鲁木齐日降雨突破历史极值[N].成都商报.2007-07-18.
[14]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15](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1972(1).
[17](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9]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0][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21]方英楷主编.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2]周德钧.唐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大战略及启示[A]//程喜霖,陈习刚主编.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研究篇[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N].光明日报,2016-05-01.
[24]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A]//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25]王炳华.人类历史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研究[A]//西域考古历史论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6]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7]王正伟.民族地区要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大局中大有作为[J].求是,2015-07-17.
(1)唐代诗人高适《东平路上遇大水》诗吟唱道:“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畴。”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页。
(2)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1972年第1期)中言:“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限于当时条件,竺可桢没有提到出土文献,更没有提到敦煌吐鲁番文献。
(3)引用文字据(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30-1031页。
(4)该赋收入(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1-536页。引文见第529页。
(5)“1-51”表明此件文书图版见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第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6)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1972年第1期)中指出:“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动物能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
(7)“葡萄和刺蜜”恰好是吐鲁番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魏书》卷一○一《高昌传》:“高昌者,(中略)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萄酒。”(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2243页-2245页。
(8)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六经”中的一“经”就是《诗经》。唐代的杜甫诗被称为“诗史”,历史学家陈寅恪极为注重“以诗证史”,他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即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内容主要就是借助唐诗来考证唐史。另外,在中国文化史上,即使是上古的神话作品,以及中古的敦煌变文,里面都有当时世俗的、真实历史身影(详参拙著《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第四章《控辩语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同时,在文献使用和解读上大胆创新的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在其多本著作中都以对自己方法论介绍为契机呈现了自己的文献解读的创新之处。如在《世袭与禅让》中,即点明:“我的这项研究依据战国和汉代初年的文献,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哲学的经典时期。哲学典籍中常见的简短的历史引证和历史记述都可以被视为史料来源……但我并不想去评价历史记载的可靠性。相反,我希望通过对可能的变形及其意义的分析,来说明文献中的‘历史’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被转换的,而且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利用这种转换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态度。我将不区分神话和历史,而是将所有的参考文献平等地视为对一个同样结构的有效表达。我用‘传说’这个概念来表达历史性的神话,或者神话性的历史。”(参见[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余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9)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又参考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10)清代学者马瑞辰亦有考,详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23页。
(11)参考王炳华《人类历史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研究》,收入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58页,引文见第245页。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十九年》载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夏,四月,沮渠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龙畏之,将其众本且末,其世子降于安周,无讳遂据鄯善,其士卒经流沙渴死者大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96页。
(13)《汉书·沟洫志》:“天子以为然,发渠数万人作渠田。”
(14)自古及今,水渠和堤堰的维护极为重要,一是防止水资源流失造成旱灾,二是防止洪水泛滥而造成洪灾。早在青川秦木牍《为田律》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就有明确的道路、水渠维护责任人,对不及时维修者,要给予惩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及□土,罚金二两。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堤水泉。”(引文据张家山二四七号墓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在唐代也是如此。考敦煌文献伯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其南北白渠,雨水泛涨,旧有泄水处,令水次州县相知检校疏决,勿使损田。”又考《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失时不修堤防”:“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鬭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盗决堤防”:“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又:“其故决隄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
(15)在唐帝国,九种灾害排序分别是:水灾、旱灾、地震、风灾、虫蝗灾、歉饥、霜灾、牛灾、疫灾。这从《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新唐书》卷三四、三五、三六(五行志)、两《唐书》本纪、《唐会要》卷四二《地震》、卷四三《水灾上》、卷四四《水灾下》、卷四四《螟蜮》等文献均可得知。又参考靳强《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年编辑出版,第97-109页。
(16)文书图版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4页。
(17)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又参考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天寒地冻,很容易造成穿在身上的衣物变硬变脆,岑参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中写道:“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参见(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18)“车”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吐鲁番文书中有“车牛”一词,即“车和牛”。在高昌国时代,车辆主要靠牛拉,车、牛主要由私人常备,百姓承担车牛役的名目,依据田亩摊派,官府随时徵用。72TAM154:21《高昌刺交河郡残文书》(一)》(1-363):“东南坊除车牛頟:□□相、孙怀伯、牛仏奴、□□臰、牛欢富、范摩遮,右陆人,上[马]□。”
(19)“贼”有劫贼、敌人义,《唐会要》卷四十“君上慎恤”:“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说文·戈部》:“贼,败也。”段玉裁注:“败者,毁也。”也指伤害。《玉篇·戈部》:“贼,伤害人也。”
(20)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5页。甚至在北印度境,依然匪害严重。玄奘一行:“东至波罗奢大林中,逢群贼五十余人。法师及伴所将衣资劫夺都尽。仍挥刀驱就道南枯池,欲总屠害。”见(唐)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页。
(21)朱雷指出:“如‘何道忍名’句,是从最早的《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直到唐代的奴婢、牲畜的买卖券中屡见不鲜的惯用语,大意是被别人呵斥为盗窃所得,并被人认为己物。”见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54-55页。
(22)“35”表明文书图版见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3)《北齐书·段荣传》:“呼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四,阿毗达摩俱舍论第二卷:“防援,谓守护视卫之言也。”
(24)对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和古丝绸之路地区的研究极为重要,日本学者羽田亨指出:“中国文明的西传,与夫西方文明之东渐,皆必须经过西域。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而研究东西文明传播的人,一向不大注意西域文明的性质。”见(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
(25)实际上,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偶然的,这与我国学术界的长期准备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两门学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思居功至伟。参考党宝海《丝绸之路漫谈-访陈高华先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第90-96页。
(26)最典型的就是安西四镇,编制数千人至万余人,驻扎于城镇之中,与镇混合,所以称呼“军镇”。
(27)见《吴子·图国》.
(28)见《论语·季氏》.
(29)如对东突厥和薛延陀,通过军事打击灭其气焰,造成强大的武力威慑态势,再招抚之,设置一系列羁縻州府,在边境地带安置其众,“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救其残亡,援以生业,教以礼义”。详见《通典·洲郡八》。
(30)《旧唐书》卷八三《郭孝恪传》.
(31)唐代诗人岑参在《过碛》诗中写道:“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他还在《碛中作》诗中写道:“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岑参又有《过酒泉忆杜陵别业》诗:“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引用文字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页、第478页、第474页。
(32)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称:“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见(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页。
(33)比如我国新疆,将建成“一带”核心区,建设五大中心(交通、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和医疗服务中心)。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5年9月23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首访“中国丝路”(《参考消息》,2015年9月24日):“新疆有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实现转型发展,有望从新战略带来的便利性和经济增长中获益。乌鲁木齐则有望成为中亚的物流、医疗、金融、教育及文化中心。”
(34)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唐太宗李世民的旷世奇功和大唐盛世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层原因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的话虽然不无尚待推敲之处,但是他肯定唐太宗李世民海纳百川,对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确实是有道理的。参考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此文收入《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此处所引文字见该书第344页。
(35)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地形复杂险峻,岑参《题铁门关楼》诗:“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岑参《寄韩樽》诗:“夫子素多疾,别来未得书。北庭苦寒地,体内今何如。”([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岑参《醉里送裴子赴镇西》诗:“醉后未能别,待醒方送君。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诗:“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2][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夏训诚.中国罗布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后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高文.汉碑集释[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8]吾甫尔·努尔丁·托仑布克.坎儿井与绿洲生态系统[J].吐鲁番学研究,2015(1).
[9]陈国灿.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祯职田案卷的考察[A]//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唐)张鷟.朝野佥载(与《隋唐嘉话》合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李肖.新疆库车县龟兹古城初步勘查[A]//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3]乌鲁木齐日降雨突破历史极值[N].成都商报.2007-07-18.
[14]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15](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1972(1).
[17](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9]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0][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21]方英楷主编.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2]周德钧.唐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大战略及启示[A]//程喜霖,陈习刚主编.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研究篇[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N].光明日报,2016-05-01.
[24]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A]//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25]王炳华.人类历史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研究[A]//西域考古历史论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6]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7]王正伟.民族地区要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大局中大有作为[J].求是,2015-07-17.
(1)唐代诗人高适《东平路上遇大水》诗吟唱道:“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畴。”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页。
(2)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1972年第1期)中言:“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限于当时条件,竺可桢没有提到出土文献,更没有提到敦煌吐鲁番文献。
(3)引用文字据(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30-1031页。
(4)该赋收入(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1-536页。引文见第529页。
(5)“1-51”表明此件文书图版见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壹册第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6)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1972年第1期)中指出:“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动物能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
(7)“葡萄和刺蜜”恰好是吐鲁番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魏书》卷一○一《高昌传》:“高昌者,(中略)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萄酒。”(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2243页-2245页。
(8)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六经”中的一“经”就是《诗经》。唐代的杜甫诗被称为“诗史”,历史学家陈寅恪极为注重“以诗证史”,他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即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内容主要就是借助唐诗来考证唐史。另外,在中国文化史上,即使是上古的神话作品,以及中古的敦煌变文,里面都有当时世俗的、真实历史身影(详参拙著《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第四章《控辩语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同时,在文献使用和解读上大胆创新的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在其多本著作中都以对自己方法论介绍为契机呈现了自己的文献解读的创新之处。如在《世袭与禅让》中,即点明:“我的这项研究依据战国和汉代初年的文献,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哲学的经典时期。哲学典籍中常见的简短的历史引证和历史记述都可以被视为史料来源……但我并不想去评价历史记载的可靠性。相反,我希望通过对可能的变形及其意义的分析,来说明文献中的‘历史’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被转换的,而且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利用这种转换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态度。我将不区分神话和历史,而是将所有的参考文献平等地视为对一个同样结构的有效表达。我用‘传说’这个概念来表达历史性的神话,或者神话性的历史。”(参见[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余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9)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又参考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10)清代学者马瑞辰亦有考,详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23页。
(11)参考王炳华《人类历史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研究》,收入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58页,引文见第245页。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十九年》载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夏,四月,沮渠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龙畏之,将其众本且末,其世子降于安周,无讳遂据鄯善,其士卒经流沙渴死者大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96页。
(13)《汉书·沟洫志》:“天子以为然,发渠数万人作渠田。”
(14)自古及今,水渠和堤堰的维护极为重要,一是防止水资源流失造成旱灾,二是防止洪水泛滥而造成洪灾。早在青川秦木牍《为田律》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就有明确的道路、水渠维护责任人,对不及时维修者,要给予惩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及□土,罚金二两。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堤水泉。”(引文据张家山二四七号墓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在唐代也是如此。考敦煌文献伯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其南北白渠,雨水泛涨,旧有泄水处,令水次州县相知检校疏决,勿使损田。”又考《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失时不修堤防”:“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鬭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盗决堤防”:“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又:“其故决隄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
(15)在唐帝国,九种灾害排序分别是:水灾、旱灾、地震、风灾、虫蝗灾、歉饥、霜灾、牛灾、疫灾。这从《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新唐书》卷三四、三五、三六(五行志)、两《唐书》本纪、《唐会要》卷四二《地震》、卷四三《水灾上》、卷四四《水灾下》、卷四四《螟蜮》等文献均可得知。又参考靳强《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3年编辑出版,第97-109页。
(16)文书图版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4页。
(17)引文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又参考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天寒地冻,很容易造成穿在身上的衣物变硬变脆,岑参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中写道:“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参见(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18)“车”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吐鲁番文书中有“车牛”一词,即“车和牛”。在高昌国时代,车辆主要靠牛拉,车、牛主要由私人常备,百姓承担车牛役的名目,依据田亩摊派,官府随时徵用。72TAM154:21《高昌刺交河郡残文书》(一)》(1-363):“东南坊除车牛頟:□□相、孙怀伯、牛仏奴、□□臰、牛欢富、范摩遮,右陆人,上[马]□。”
(19)“贼”有劫贼、敌人义,《唐会要》卷四十“君上慎恤”:“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说文·戈部》:“贼,败也。”段玉裁注:“败者,毁也。”也指伤害。《玉篇·戈部》:“贼,伤害人也。”
(20)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5页。甚至在北印度境,依然匪害严重。玄奘一行:“东至波罗奢大林中,逢群贼五十余人。法师及伴所将衣资劫夺都尽。仍挥刀驱就道南枯池,欲总屠害。”见(唐)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页。
(21)朱雷指出:“如‘何道忍名’句,是从最早的《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直到唐代的奴婢、牲畜的买卖券中屡见不鲜的惯用语,大意是被别人呵斥为盗窃所得,并被人认为己物。”见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54-55页。
(22)“35”表明文书图版见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3)《北齐书·段荣传》:“呼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四,阿毗达摩俱舍论第二卷:“防援,谓守护视卫之言也。”
(24)对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和古丝绸之路地区的研究极为重要,日本学者羽田亨指出:“中国文明的西传,与夫西方文明之东渐,皆必须经过西域。这西域犹如自来水的水管,介在水源和龙头之间,水源的水经过水管时,看水管的性质如何,总不能不受某种影响,而研究东西文明传播的人,一向不大注意西域文明的性质。”见(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
(25)实际上,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偶然的,这与我国学术界的长期准备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两门学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思居功至伟。参考党宝海《丝绸之路漫谈-访陈高华先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第90-96页。
(26)最典型的就是安西四镇,编制数千人至万余人,驻扎于城镇之中,与镇混合,所以称呼“军镇”。
(27)见《吴子·图国》.
(28)见《论语·季氏》.
(29)如对东突厥和薛延陀,通过军事打击灭其气焰,造成强大的武力威慑态势,再招抚之,设置一系列羁縻州府,在边境地带安置其众,“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救其残亡,援以生业,教以礼义”。详见《通典·洲郡八》。
(30)《旧唐书》卷八三《郭孝恪传》.
(31)唐代诗人岑参在《过碛》诗中写道:“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他还在《碛中作》诗中写道:“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岑参又有《过酒泉忆杜陵别业》诗:“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引用文字据(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页、第478页、第474页。
(32)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称:“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见(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页。
(33)比如我国新疆,将建成“一带”核心区,建设五大中心(交通、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和医疗服务中心)。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5年9月23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首访“中国丝路”(《参考消息》,2015年9月24日):“新疆有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实现转型发展,有望从新战略带来的便利性和经济增长中获益。乌鲁木齐则有望成为中亚的物流、医疗、金融、教育及文化中心。”
(34)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唐太宗李世民的旷世奇功和大唐盛世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层原因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的话虽然不无尚待推敲之处,但是他肯定唐太宗李世民海纳百川,对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确实是有道理的。参考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此文收入《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此处所引文字见该书第344页。
(35)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地形复杂险峻,岑参《题铁门关楼》诗:“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岑参《寄韩樽》诗:“夫子素多疾,别来未得书。北庭苦寒地,体内今何如。”([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岑参《醉里送裴子赴镇西》诗:“醉后未能别,待醒方送君。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诗:“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清]彭定求等修订《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