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地域与信仰:《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所见唐初江南社会
|
摘要
唐仪凤二年所立《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为观察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士族在乡里的生存境况以及基层社会的秩序变迁提示了重要线索。碑主魏法师出身汉晋名族任城魏氏,其家族在西晋末南渡,以侨姓低级士族的身份长期活跃于京口一带。利用家族秉持的道教信仰传统,他们又成为地域性宗教领袖。碑文与碑阴所见诸信众,大多也应是东晋以降迁徙、定居于京口的侨民后裔,及至唐初,多已完成土著化。长期以来,侨姓士族以信仰与婚媾为媒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主导着地方社会秩序。历经王朝鼎革、政区废置等,江南地域社会内部,人群结构与人际结合的样态均呈现出静态感、延续性的一面。这一个案研究,对弥补"士族中央化"解释框架的不足,乃至深化对唐代地方社会结构的认知,均不无裨益。
This 677 stele sheds light on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d gentry's everyday life in the period extending from the lat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own to the early Tang. Born into a renowned hereditary house,Wei,a Daoist priest in Jingkou,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local spiritual life in particular. Inscriptions of this Stele indicated that the northerners such as Wei who immigrated to the south had already been highly indigenized. Sharing a common faith and connecting with each other by marriage,the immigrant hereditary houses built a complicated network whereby they could dominated the local society. Overall Jiangnan at that time was structurally static and consistent.
This 677 stele sheds light on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d gentry's everyday life in the period extending from the lat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own to the early Tang. Born into a renowned hereditary house,Wei,a Daoist priest in Jingkou,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local spiritual life in particular. Inscriptions of this Stele indicated that the northerners such as Wei who immigrated to the south had already been highly indigenized. Sharing a common faith and connecting with each other by marriage,the immigrant hereditary houses built a complicated network whereby they could dominated the local society. Overall Jiangnan at that time was structurally static and consistent.
引文
(1)参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333页。
(2)《通典》卷17《选举》,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7页。
(3)学界对唐代两京以外其他区域的研究,议题多集中于政区沿革、区域经济及特定城乡空间的复原等方面,真正深入地方社会内部,探讨其深层结构与人群互动关系的地方社会史研究,除敦煌、吐鲁番等个别区域外,其实并不多见。详参徐畅:《对近年来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概览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七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260页。相对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矢野主税《隋唐時代の上層郷邑社会》(分载《第一経大論集》第7卷第3·4号合集、第8卷第4号,1978、1979年)一文,利用早年罗振玉所辑晚清民国各地出土墓志,考察了唐代襄阳、邺城、上党等地官僚家族的形态。虽囿于作者“寄生官僚社会论”的既定视角,结论不乏可议之处,但其研究取径今天看来仍颇具启发意义。
(4)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33页。此外,作者还对安史之乱后依旧定居原籍的士族群体有所揭示,参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
(5)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一編《江南社会と流民》、第三編第八章《南京附近出土六朝墓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汲古書院2006年版;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30页。
(6)《隋书》卷31《地理志》“丹阳郡”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6页;《旧唐书》卷20《地理志》“润州上元县”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84页;《新唐书》卷41《地理志》“昇州江宁郡”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7页。
(7)相关信息据《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8)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3已有著录,系据仁和赵氏拓本,《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9884页;另参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卷下,《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359页。
(9)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又,同作者《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九年四月廿六日”条:“王旭庄(仁东,仁堪弟)来,赠《润州魏法师碑》《政和七年敕华阳观札子》。”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212页。
(10)《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517—9524页。
(11)佐竹靖彦:《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江南東西路の土地所有と土地政策――義門の成長を手がかりに》,初刊《東洋史研究》31(4),1973年,后收入《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舍1990年版,第327—336页。
(12)初刊《中国士大夫階級と地域社会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昭和57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成果報告書,1983年,后收入《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舎1997年版,略有增补。
(13)裴伟、吴宗海:《〈魏法师碑〉文献价值初步研究几题》,《镇江高专学报》第25卷第1期,2012年。
(14)以下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所收拓本录文(第63—64页),同时参校缪荃孙《江苏通志稿·艺文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第9517—9524页)。
(15)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中将魏法师名讳录为“隆”,诸家录文多同,今检原拓,似当作 “降”,盖取“降己”以“崇道”之意。
(16)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8,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99页。
(17)《后汉书》卷79下《魏应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1页。
(18)《晋书》卷41《魏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5—1186页。
(19)《晋书》卷85《魏咏之传》:“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第2217页)又《宋书》卷1《武帝纪》“元兴三年正月”条载其弟欣之、顺之。
(20)林宗阅:《裴松之家族与东晋南朝的“京口集团”》,甘怀真主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12—113页。
(21)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 《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
(22)张君房:《云笈七签》卷5《真系》,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0页。
(23)缪荃孙:《江苏通志稿·艺文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第9528—9530页。
(24)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48页。关于王远知及其家族的最新研究,参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以新刊唐代墓志为中心》,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52页。
(25)愛宕元认为魏法师其时亦随同其师入京。但从碑文记叙似乎看不出这一点。
(26)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从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64页。
(27)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8)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
(29)《太平广记》卷58“魏夫人条”引《集仙录》《魏夫人传》,第356—358页。另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29—30页。
(30)愛宕元:《南嶽魏夫人信仰の変遷》,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春秋社1998年版。
(31)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页。
(32)周冶已据《刘媚子墓志》对魏夫人生平事迹、家族成员做出新的考订,参周治:《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33)唐人窦臮《述书赋》上:“刘璞,字子威,南阳人,晋光禄勋,即得道南岳魏夫人之子。夫人魏舒女。父义,晋河内修武令。”张彦远:《法书要录》卷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盖先被误写为“义”,进而讹作“文”。
(34)释道世著,周叔伽、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62《占相篇》,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5—1866页。
(35)参《旧唐书》卷190、《新唐书》卷201本传。
(36)愛宕元似将“我之自出”一句错会为魏法师口吻,实则在唐代碑志中,“某姓自出”一类的表述颇为常见,皆指其母家。
(37)参矢野主稅:《改訂魏晋百官世系表》“胡氏”条,長崎大学史学会1997年版,第71页。
(38)刘大彬:《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正统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618页。其中张智明、张子华二人籍贯皆署“蜀郡”。
(39)《虞山招真治碑》,陈垣、陈智超:《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40)《受箓次第法信仪》,《正统道藏》第32册,第222页。关于南朝涌现的这类天师后裔的讨论,参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06—607页。
(41)《旧唐书》卷41《地理志》“新繁县”条:“汉繁县,属蜀郡,刘禅时加‘新’字。”(第1665页)
(42)参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第四篇第一章《南朝貴族の本貫と僑郡県》,風間書房1987年版,第421—456页;胡宝国:《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一文附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87页。
(43)据载,张陵在蜀地传教时曾创立二十四治,以祭酒“领户治民”,其中居于首位的阳平治以及鹿堂山治、漓沅山治、葛璝山治均在繁县境内,而阳平治又例由张陵及其嫡系子孙直接统辖。见《三洞珠囊》卷7《二十四治品》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正统道藏》第25册,第332页;另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328页附表。
(44)参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正统道藏》第25册,第296页;参陈国符:《道学传辑佚》,《道藏源流考》,第456页。
(46)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237页。
(47)《陈书》卷19《马枢传》。
(48)《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第618页。
(49)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50)参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宋金文、马雷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73页。原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号,1980年。
(51)《晋书》卷84《殷仲堪传》:“仲堪……死于柞溪。……子简之,载丧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侧。”(第2199页)是知陈郡殷氏家族墓茔在丹徒(京口)。《至顺镇江志》卷12《墓》:“宋萧思话墓在京口。原注:子惠开,性孝,家素事佛,乃为父造寺。曲阿旧乡名禅乡寺,京口墓亭名禅亭寺。”(《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785页)据此,虽然史书记载兰陵萧氏渡江后世代寓居武进,实则部分房支已迁居京口。《太平寰宇记》卷89《润州》金坛县条:“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之墓,在县西南二十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66页。)按,南徐州东海郡长期侨置于京口,当系徐氏诸人过江后聚族寓居之地。
(52)参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林宗阅:《裴松之家族与东晋南朝的“京口集团”》,甘怀真主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第92—112页。
(53)《旧唐书》卷91;《舆地纪胜》卷7《镇江府·古迹》载其墓在丹阳县下墅村(第417页);又,其堂兄《桓师鲁墓志》亦称:“今为润州曲阿人。”(《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54)《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第510—511页。按,今本《姓纂》上引文句中“长社侯桓”下原脱“景”字,“伊”原讹作“尹”,又“臣”下衍“彦”字,今皆据岑仲勉四校记厘正。
(5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22—123页。
(56)《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桓法闿,字彦舒,东海丹徒人,陶隐居高第弟子也。”《正统道藏》第5册,第616—617页。东海郡侨置于丹徒县,此盖举其落籍地而言。
(57)《唐故楚州司马桓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6页。志主桓归秦亦为桓彦范堂兄。
(58)《隋书》卷85《王(世)充传》,第1898页;另参《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
(59)陈垣、陈智超:《道家金石略》,第53页。
(60)桓法嗣与王远知应早有交集,理由如下:如所周知,王世充政权不久后即为唐所灭,但作为鼓吹图谶、为其张目的“始作俑者”,桓法嗣不仅未遭清算,反而转仕新朝,先后任太子左内率长史、雍王府参军、弘文馆学士等职,如果朝中没有奥援,这是无法想象的。考虑到同道兼同乡的身份背景,对其施以援手的很可能就是王远知。当然,于此并无确证,聊备一说。
(61)关于南朝故地内旧士族的活动,详参周鼎:《邑客与土豪:唐代精英家族的转型与地域社会的秩序》,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第31—38页。
(62)《新唐书》卷60《艺文志》“包融诗”条原注,第1609—1610页。
(63)陈尚君:《殷璠〈丹阳集〉辑考》,《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43页;杨琼、胡可先:《新出墓志与〈丹阳集〉诗人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64)《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8“丹阳蔡氏”条岑校,第1252页;《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骑都尉蔡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3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页。
(65)《唐故河南府济源县主簿马公墓志铭并序》,《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页。
(66)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辨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另参《后汉书》卷79下《包咸传》。
(67)孟浩然《宴包二融宅》诗:“闲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门庭无杂宾,车辙多长者。”(《全唐诗》卷15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22页)是知包融已定居洛阳;其孙包陈于大和二年葬于洛阳,盖其先茔所在,参《国子祭酒致仕包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11,第2102页。
(68)《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骑都尉蔡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36,第606页。
(6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3—504页。
(70)《唐故河南府济源县主簿马公墓志铭并序》,《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第661页。
(71)《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211—220页;杨琼、胡可先:《新出墓志与〈丹阳集〉诗人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通典》卷17《选举》,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7页。
(3)学界对唐代两京以外其他区域的研究,议题多集中于政区沿革、区域经济及特定城乡空间的复原等方面,真正深入地方社会内部,探讨其深层结构与人群互动关系的地方社会史研究,除敦煌、吐鲁番等个别区域外,其实并不多见。详参徐畅:《对近年来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概览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七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260页。相对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矢野主税《隋唐時代の上層郷邑社会》(分载《第一経大論集》第7卷第3·4号合集、第8卷第4号,1978、1979年)一文,利用早年罗振玉所辑晚清民国各地出土墓志,考察了唐代襄阳、邺城、上党等地官僚家族的形态。虽囿于作者“寄生官僚社会论”的既定视角,结论不乏可议之处,但其研究取径今天看来仍颇具启发意义。
(4)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33页。此外,作者还对安史之乱后依旧定居原籍的士族群体有所揭示,参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
(5)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一編《江南社会と流民》、第三編第八章《南京附近出土六朝墓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汲古書院2006年版;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30页。
(6)《隋书》卷31《地理志》“丹阳郡”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6页;《旧唐书》卷20《地理志》“润州上元县”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84页;《新唐书》卷41《地理志》“昇州江宁郡”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7页。
(7)相关信息据《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8)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3已有著录,系据仁和赵氏拓本,《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9884页;另参徐树钧:《宝鸭斋题跋》卷下,《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359页。
(9)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又,同作者《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九年四月廿六日”条:“王旭庄(仁东,仁堪弟)来,赠《润州魏法师碑》《政和七年敕华阳观札子》。”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212页。
(10)《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517—9524页。
(11)佐竹靖彦:《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江南東西路の土地所有と土地政策――義門の成長を手がかりに》,初刊《東洋史研究》31(4),1973年,后收入《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同朋舍1990年版,第327—336页。
(12)初刊《中国士大夫階級と地域社会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昭和57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成果報告書,1983年,后收入《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舎1997年版,略有增补。
(13)裴伟、吴宗海:《〈魏法师碑〉文献价值初步研究几题》,《镇江高专学报》第25卷第1期,2012年。
(14)以下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所收拓本录文(第63—64页),同时参校缪荃孙《江苏通志稿·艺文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第9517—9524页)。
(15)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中将魏法师名讳录为“隆”,诸家录文多同,今检原拓,似当作 “降”,盖取“降己”以“崇道”之意。
(16)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8,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99页。
(17)《后汉书》卷79下《魏应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1页。
(18)《晋书》卷41《魏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5—1186页。
(19)《晋书》卷85《魏咏之传》:“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第2217页)又《宋书》卷1《武帝纪》“元兴三年正月”条载其弟欣之、顺之。
(20)林宗阅:《裴松之家族与东晋南朝的“京口集团”》,甘怀真主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12—113页。
(21)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 《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
(22)张君房:《云笈七签》卷5《真系》,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0页。
(23)缪荃孙:《江苏通志稿·艺文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册,第9528—9530页。
(24)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48页。关于王远知及其家族的最新研究,参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以新刊唐代墓志为中心》,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52页。
(25)愛宕元认为魏法师其时亦随同其师入京。但从碑文记叙似乎看不出这一点。
(26)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从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64页。
(27)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8)愛宕元:《唐代江南における宗教的関係を媒介とした士人と地域社会―「潤州仁静観魏法師碑」を手がかりに―》。
(29)《太平广记》卷58“魏夫人条”引《集仙录》《魏夫人传》,第356—358页。另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29—30页。
(30)愛宕元:《南嶽魏夫人信仰の変遷》,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春秋社1998年版。
(31)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页。
(32)周冶已据《刘媚子墓志》对魏夫人生平事迹、家族成员做出新的考订,参周治:《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33)唐人窦臮《述书赋》上:“刘璞,字子威,南阳人,晋光禄勋,即得道南岳魏夫人之子。夫人魏舒女。父义,晋河内修武令。”张彦远:《法书要录》卷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盖先被误写为“义”,进而讹作“文”。
(34)释道世著,周叔伽、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62《占相篇》,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5—1866页。
(35)参《旧唐书》卷190、《新唐书》卷201本传。
(36)愛宕元似将“我之自出”一句错会为魏法师口吻,实则在唐代碑志中,“某姓自出”一类的表述颇为常见,皆指其母家。
(37)参矢野主稅:《改訂魏晋百官世系表》“胡氏”条,長崎大学史学会1997年版,第71页。
(38)刘大彬:《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正统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618页。其中张智明、张子华二人籍贯皆署“蜀郡”。
(39)《虞山招真治碑》,陈垣、陈智超:《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40)《受箓次第法信仪》,《正统道藏》第32册,第222页。关于南朝涌现的这类天师后裔的讨论,参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06—607页。
(41)《旧唐书》卷41《地理志》“新繁县”条:“汉繁县,属蜀郡,刘禅时加‘新’字。”(第1665页)
(42)参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第四篇第一章《南朝貴族の本貫と僑郡県》,風間書房1987年版,第421—456页;胡宝国:《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一文附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87页。
(43)据载,张陵在蜀地传教时曾创立二十四治,以祭酒“领户治民”,其中居于首位的阳平治以及鹿堂山治、漓沅山治、葛璝山治均在繁县境内,而阳平治又例由张陵及其嫡系子孙直接统辖。见《三洞珠囊》卷7《二十四治品》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正统道藏》第25册,第332页;另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328页附表。
(44)参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正统道藏》第25册,第296页;参陈国符:《道学传辑佚》,《道藏源流考》,第456页。
(46)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237页。
(47)《陈书》卷19《马枢传》。
(48)《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第618页。
(49)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50)参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宋金文、马雷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73页。原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号,1980年。
(51)《晋书》卷84《殷仲堪传》:“仲堪……死于柞溪。……子简之,载丧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侧。”(第2199页)是知陈郡殷氏家族墓茔在丹徒(京口)。《至顺镇江志》卷12《墓》:“宋萧思话墓在京口。原注:子惠开,性孝,家素事佛,乃为父造寺。曲阿旧乡名禅乡寺,京口墓亭名禅亭寺。”(《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785页)据此,虽然史书记载兰陵萧氏渡江后世代寓居武进,实则部分房支已迁居京口。《太平寰宇记》卷89《润州》金坛县条:“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之墓,在县西南二十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66页。)按,南徐州东海郡长期侨置于京口,当系徐氏诸人过江后聚族寓居之地。
(52)参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林宗阅:《裴松之家族与东晋南朝的“京口集团”》,甘怀真主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第92—112页。
(53)《旧唐书》卷91;《舆地纪胜》卷7《镇江府·古迹》载其墓在丹阳县下墅村(第417页);又,其堂兄《桓师鲁墓志》亦称:“今为润州曲阿人。”(《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54)《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4,第510—511页。按,今本《姓纂》上引文句中“长社侯桓”下原脱“景”字,“伊”原讹作“尹”,又“臣”下衍“彦”字,今皆据岑仲勉四校记厘正。
(5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22—123页。
(56)《茅山志》卷15《采真游篇》:“桓法闿,字彦舒,东海丹徒人,陶隐居高第弟子也。”《正统道藏》第5册,第616—617页。东海郡侨置于丹徒县,此盖举其落籍地而言。
(57)《唐故楚州司马桓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6页。志主桓归秦亦为桓彦范堂兄。
(58)《隋书》卷85《王(世)充传》,第1898页;另参《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
(59)陈垣、陈智超:《道家金石略》,第53页。
(60)桓法嗣与王远知应早有交集,理由如下:如所周知,王世充政权不久后即为唐所灭,但作为鼓吹图谶、为其张目的“始作俑者”,桓法嗣不仅未遭清算,反而转仕新朝,先后任太子左内率长史、雍王府参军、弘文馆学士等职,如果朝中没有奥援,这是无法想象的。考虑到同道兼同乡的身份背景,对其施以援手的很可能就是王远知。当然,于此并无确证,聊备一说。
(61)关于南朝故地内旧士族的活动,详参周鼎:《邑客与土豪:唐代精英家族的转型与地域社会的秩序》,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第31—38页。
(62)《新唐书》卷60《艺文志》“包融诗”条原注,第1609—1610页。
(63)陈尚君:《殷璠〈丹阳集〉辑考》,《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43页;杨琼、胡可先:《新出墓志与〈丹阳集〉诗人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64)《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8“丹阳蔡氏”条岑校,第1252页;《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骑都尉蔡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3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页。
(65)《唐故河南府济源县主簿马公墓志铭并序》,《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页。
(66)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辨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另参《后汉书》卷79下《包咸传》。
(67)孟浩然《宴包二融宅》诗:“闲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门庭无杂宾,车辙多长者。”(《全唐诗》卷159,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22页)是知包融已定居洛阳;其孙包陈于大和二年葬于洛阳,盖其先茔所在,参《国子祭酒致仕包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11,第2102页。
(68)《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员外郎骑都尉蔡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36,第606页。
(6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3—504页。
(70)《唐故河南府济源县主簿马公墓志铭并序》,《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第661页。
(71)《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211—220页;杨琼、胡可先:《新出墓志与〈丹阳集〉诗人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