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与政治再论郑孝胥的“深心”与作为
摘要
郑孝胥(1860-1938)作为同光体的著名诗人与出色书法家,同时又是晚清主持民间宪政的代表性人物,却"暮年失节",从亡废帝,建国满洲,担任伪总理大臣,这段历史一向甚难着墨。论文通过深入细读郑孝胥日记与诗歌,试图探入其情性深处,尤其放诸儒学传统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脉络当中,一窥郑氏深心寄托,以图准确把握其暮年心态与作为、尤其"王道"理想的本真意义与"人己"之学何以可能。郑孝胥的暮年抉择不仅是一桩"文化事件",甚至关系到"古典政治"的内核问题。
引文
(1)参阅[日]和辻哲郎《孔子》,东京:植村书店,1948年,第93页。
(2)转引自赵敦华主编:《西方人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文见《郑孝胥日记》(一),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页。
(2)参见《郑孝胥日记》1933年9月7日、1936年4月17日,第五册,第2482、2624页。其宣讲与寄赠行为散见这一时期日记各处,不赘言。当然“教士”只是一种比喻,郑孝胥秉承了某种自觉的中国传统,以为“神道设教者,只可施之愚夫愚妇,何足以陈于士君子之前哉”(日记1937年6月6日,第五册,第2673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1672页。
(4)郑孝胥的这一主张自然不是发明孤陋。政治与道德作为中国文化结构性的核心问题,基本可作学界定论。但“政治与道德”是一回事,“政治即道德”是另一回事。此不能不明。
(5)《王道救世之要义》,氏著《王道讲演集》,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106,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18页。
(1)《王道讲演集》,第6,15页。
(2)现存郑孝胥日记起自1882年,止于1938年,延续五十六年。虽1891年之前十年日记各有缺失,1892年之后四十六年日记完整无缺。参见劳祖德《郑孝胥日记》整理说明。
(3)郑孝胥《海藏楼诗集》“前言”(黄珅,杨晓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本文关于郑氏诗歌征引均出此本。
(1)文见《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74页。
(2)《郑孝胥日记》1904年5月24日,曾提及自开银号为外间所詈,第二册,第942页。
(3)《第二回教育厅长会议训词》,《王道讲演集》,第93页。
(4)《中央银行开张训词》,《王道讲演集》,第57页。
(1)诗见《海藏楼诗集》,第9页。
(2)孟曾为郑广西布政司任上幕僚,为郑激赏,资保其赴日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参见《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3-2694页。孟序见《海藏楼诗集》,第7、8页。
(3)《新京日满教育联合会开会进言》,《王道讲演集》,第68页。
(4)《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5)文见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74页。为朝廷斥退之后曾闭门读书25年,深于传统教育的陈宝琛显然比郑孝胥更多承继了情性之教的工夫次第,方有此断。郑孝胥身上的谋士气、策士气,日记中在在可见。
(6)《西河兴夜饮》,《海藏楼诗集》,第79页。
(1)“气·性”问题是儒门心性之学的要目,“转化气质”可谓儒门工夫的常课,此处不容赘言。读者可参阅之作甚多。
(2)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59页。
(3)日记1895年7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506页。
(4)日记1934年7月21日录入《腐儒》诗,感叹“天心或欲收残劫,王道何妨起一隅”;又见同年10月5日诗;暮年他甚至会明确拒绝他人赠送的画佛(1936年4月30日),朔望茹素也要特别声明“非持斋也”(1937年1月13日)。无复昔年地藏寺中施油、下协街上放生之举(1889年9月25日、1890年3月5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35、2549、2625页;第一册,第139、163页。
(5)根据陶德民先生的研究,当时在辽东,崇拜郑孝胥的日本人倒也不乏其人。郑孝胥死后,日人太田外世雄甚至在其墓侧成立了“太夷精神”劝学社。参见氏着《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思想初探》(《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6号,2007年3月),彼时日人乃至西人经由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全趋欧化,美恶杂糅”以及日俄战争之后的“战胜而骄,暴富而侈”而对于“王道政治”保有真实研究兴趣的,也自有之,例如郑孝胥日记中提及的小柳司气太、西山政猪、南大将、吴索福(俄)等人(日记1933年9月16日、9月17日,1935年2月2日、3月2日,1935年6月10日、23日)。以郑氏在诗文、书法诸方面的修养,被一时异域视为“东方文化代表”也并非没有可能(日记1934年6月18日)。据说当时大阪甚至出现了“崇郑学会”(1937年6月9日)。但另一方面,例如1943年4月之后伪满文教部甚至直接规定“不能信仰儒教”,祭祀天照大神取代了祀孔,正是其侵略本质的露骨反映(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99页)。
(6)参见日记1935年7月29日,第五册,第2593页。《王道讲义》第一篇就是“内圣之学”(福文盛印书局,1935年)。《王道救世之要义》中郑孝胥明确指出“王道之学,谓之内圣外王之学”,同时申明“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王道讲演集》,第5页。
(7)《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19页。
(1)《郑孝胥日记》1932年10月9日藉日人之口,提出了“日本学者所研究者皆外王而非内圣,故未能踏实”,但显然郑于此并不敏感,更不在行。第五册,第2415页。
(2)这一命题为儒门公认,原本毋庸多解,但这一命题可能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情欲解放”思潮(甚至还要将其上推至于晚明)被遗忘最深久的命题。笔者曾撰“情性之教如何可能”的学术专栏讨论之(《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年全年)。读者可参阅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
(3)“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356页。
(4)《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297页。
(5)《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75-2476页。
(6)有关于此,最显豁的现象该说是戴震学说的接受、诠释,包括误读。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7)《郑孝胥日记》1931年9月1日,第四册,第2339页。
(1)收入《王道讲演集》,第8页。
(2)《郑孝胥日记》1931年1月21日,第四册,第2312页。
(3)《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8页。
(4)黄式三:《畏轩记》,转引自张寿安《戴震义理思想在晚清的转进》(未刊稿)。郑孝胥海藏沪上之时经常参与读经活动,散见其日记各处。
(5)笔者断言郑孝胥于“转化气质”的心性传统未有深造自得,若立论再大胆些,就“体质诗学”言之,生于暮春夏初(闰三月十二)的郑孝胥每每在日记中言及自己“肝燥”“肺燥”、素有咳血宿疾、“舌痛久不愈,为心火灼木故”,且郑的“肝热”“肝脉稍张”的症候要一直持续到晚年——此亦其长于议论而拙于成事之原因欤?参见日记1932年3月23日、1937年4月29等。这种思路绝非笔者生造。早在毕达哥拉斯,就已经以为“知觉和理解活动完全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完全依赖于身体的状况”,参阅Guthrie,AHistory of Greek Philosphy,转引自《西方人学史》,第37页。
(6)阮元《揅经室一集》,卷8,第1页,转引自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第349页。
(7)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玖:丁若镛与阮元——相偶性伦理学”。
(1)参阅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可证明此事的重要与知名的,是《王道讲演集》中所收郑氏小传,都特别提到“夜起”之典故。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68页。
(4)另外,郑氏持续一生的夜卧早起,除了情志因素,应该也基于郑氏养生学的认知。《郑孝胥日记》1931年6月25日,他特别记载了《大公报·勿多睡为长寿秘诀》,说自己“素持此论”,第四册,第2330-2331页。
(1)传为郑为金题扇诗之七,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3页。
(1)《郑孝胥日记》1931年1月18日,第四册,第2311页。
(2)《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8页。
(3)诸诗包括《闰二月十日中照以微疾卒于沪寝携景垂自青岛航海十八日到沪》等13首,见《海藏楼诗集》,第355-360页。
(1)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1页。
(2)“杜鹃声不哀,断猿啼不切。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归”。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1页。
(3)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24页。
(1)《南昌军幕感怀》,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第298页。
(2)陈衍《石遗室诗话》,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53页。
(3)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54页。
(4)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2页。
(5)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60页。
(6)黄浚(1891-1937),字秋岳,闽侯人,诗人,室名“花随人圣庵”,精于文物品鉴,1937年以汉奸罪被南京政府处决。
(7)《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68页。
(8)《郑孝胥日记》1926年3月11日、10月31日,第四册,第2091、2122页。
(9)《王道或问》,《王道讲演录》,第26-27页。
(1)答上海法文日本总理,《郑孝胥日记》1932年9月23日,第五册,第2410页。
(1)《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78页。
(2)《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42页。
(3)1921年11月17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86页。
(4)言1931年2月16日(除夕)南京、上海之风气。《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15页。
(5)《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264页。
(6)《郑孝胥日记》1912年1月5日,第三册,第1379页。
(7)郑孝胥对乃木希典的崇尚之情不止于此。二十年之后在辽东,日本三好市求其定购助印《乃木将军传》,他慷慨允诺。而郑氏这首诗自是深受日本人欢迎的。参见《郑孝胥日记》1932年10月21日,第五册,第2419页。
(8)参见《郑孝胥日记》1933年3月15日,第五册,第2448页。1937年8月的上海抗战,他是常以“华机”“华人”“华方”称呼抗日的中国(日记本月15日,第五册,第2682页)。
(9)《郑孝胥日记》1935年1月21、22日,第五册,第2566页。
(1)《郑孝胥日记》1937年7月17日、7月22日,第五册,第2678页。也正因此,1937年8月24日,日军在上海“敌前登录”,他认为日方“不顾死伤,其不仁若此”。
(2)《郑孝胥日记》1936年5月2日,第五册,第2626页。
(3)偶尔,例如1891年7月20日记下友人暗中讽喻自己“夫己所不善,而必讥之使难容,非忠厚也;不能面正人,而含词以诮之,非直道也”,认为“其理甚直”,他也并非没有直面自己的能力、只是改也难。
(4)《郑孝胥日记》1923年7月23日,第四册,第1957页。关于他的研究,将其定位为“清末保守型精英”是基本的方向,兹不赘述。
(1)对于宋儒的情性辨析,无论程朱张载,郑孝胥都一以贯之表示强烈的不满,以其远离孔孟教法。参见日记1894年4月1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402-403页。
(2)1936年3月24日赠行日人语,《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22页。
(3)1934年11月6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56页。
(4)1919年6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787页。
(5)日记1893年10月25日。又如1928年9月26日在日本,他发言《礼记》所记孔子语,非止《大学》《中庸》,这一经典的错失便是宋儒之失。池鱼之殃尚有阳明;并以“道学”为“捣鬼”。参见《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378、379页;第四册,第2199页;第二册,第901、989页。
(6)参见《郑孝胥日记》1936年1月15日、1月18日、2月11日、2月27日、3月5日、3月19日;1937年4月23日。除此之外,他对于“致知”“知至意诚”也曾有所陈述(日记1937年6月22日,6月28日)。日记1937年7月22日又提到“物格知至之后,尚有理欲交战一境;以理胜欲,即克己复礼、修己安人之事”(第2779页)。
(7)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
(8)《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06页。
(1)《批程克祥天理人欲论》中,郑孝胥直接将“天理”与“性灵”挂搭:“天理系于性灵,人欲系于形体,天理当令则人欲不能为害,人欲当令则天理可致灭亡”(《王道讲演集》,第137页),可见其与理学实无所得。
(2)参阅Chow Kai-wing,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3)曾亦《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日记1885年9月2日、1983年4月1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69、346页。
(5)参见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第333、335页。
(6)当然,即使是在溥仪笔下,“体道静观”作为语词也是十分贵重(《郑孝胥日记》1929年10月15日,第四册,第2254页),民元之前郑孝胥日记摘录诸上谕中可见,“体用兼备”更是作为通儒必备的套语。但中国文化的“道体”何在,不能不说在清末民初的认知是相当混乱的。
(7)《博爱与爱国辩》,《王道讲演录》,第139页。
(8)日记1893年1月7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334页。
(1)陈宝琛《郑苏戡布政六十寿序》,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47页。
(2)例如1932年11月3日作《航空会社祝词》,他的关怀也集中在“智识之进步甚速,道德之进步甚缓,则利人之器必一变而为害人之器”,《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22页。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他和郑氏父子乘日本兵船偷往大连,郑氏也是宣讲了一天道德仁义。郑孝胥本人因为痛恨现代政党政治而以辛亥之乱起于当时日本与欧美留学生的不明本国之学,革命则进一步败坏了中国教育:“中国自革命以来,教育破坏殆尽,其始则厌故喜新,舍本逐末,其终则放逸废业,相率为伪”(《第二回教育厅长会议训词》,《王道讲演集》,第92页)故此强调中国教育应当“未冠之年,先使之受孔孟之教,品端学正,乃博之以各科之学”。参见《全国工商大会训词》、《奥广岛文理科大学论满蒙教育》,《王道讲演集》,第48、52、53页。
(3)《焚鸦片十余箧及吸器百许具于署之东隅仍洒灰于坎以灭其迹》,《海藏楼诗集》,第38页。
(4)面对李鸿章点评制艺文章的手卷,他会不客气的题词“节义远惭明季士,应缘八股太支离。文忠劝我攻时墨,睹此方知老辈痴”,与伯严(陈三立)同题的“壮夫谁肯悔雕虫,相公名世一冬烘”,正堪对读,也极富时代性。但于“道德”一层,他欣赏的还是旧道德,例如他特赏辜鸿铭《春秋大义·妇德》一篇,对于婚姻不合的孙辈趋向仳离,他也认为是教育之错。他称许归隐家庭的章士钊妻吴弱男“空花客慧勤收拾,试就家庭觅道场”。至于老友陈三立去世,他在祭诗中讽咏“新学空传子弟贤”,当非无意。参见《郑孝胥日记》1919年8月16日,1936年3月30日、4月22日,1926年12月18日,1937年10月25日,第1793、2622、2625、2127,2690页。
(5)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115页。
(1)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62页。
(2)郑氏此言,似非虚语。见诸其日记的助人以财,难以计数,常有受其资助者欲还而却之的情况,甚至未曾谋面之陌生人“其情甚急”之下他都会“奉赠百元,以资度岁”。郑氏的诗人情性似乎非常喜欢这种豪侠行为的意趣,所谓“呼天而天立应,可谓人间之快事矣。勉之何生,毋堕初志”。参见《郑孝胥日记》1935年12月25日,第五册,第2610页。
(3)1935年5月28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87页。
(4)《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56页。
(5)对于“赤白二党共露的混乱”,似乎也成为一些日人的关注和焦虑,虽然其中也不乏藉此成就侵略借口的可能,毕竟“攫取满蒙”才是此际多数日人的核心地带,参阅陶德民《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意义》。
(6)《郑孝胥日记》1912年2月17日(除夕),第三册,第1396、1399页。
(7)参阅《郑孝胥日记》1935年10月11日,第五册,第2602页。1924年冯玉祥兵变“逼宫”,郑孝胥与陈宝琛、罗振玉一起引溥仪避入日本使馆。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即住日租界张园。1928年郑孝胥与长子郑垂一起赴日探查日人扶持溥仪的诚意。直至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而“赴日借兵”这一思路在民初其实颇有市场,例如升允亦有此举。郑孝胥萌生“日本能助我军械、兵费”的明确思路,则见于日记1918年3月9日,第三册,第1716页。
(8)《郑孝胥日记》1927年6月23日,第四册,第2149页。同时参见陶德民《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意义》,第39页。郑也曾明确表态自己的乡贤沈文素(沈葆桢)“好杀,慕酷吏,非儒者事也”(日记1936年7月31日,第五册,第2636页)。
(1)1932年10月6日答德国记者问,诗为郑氏度辽《小海唱》,分见《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14、2512页。
(2)伪国务院告国内文,《郑孝胥日记》1932年3月13日,第五册,第2371页。
(3)分见告大阪《每日新闻》意见、告永田铁山少将,《郑孝胥日记》1932年5月6日、10月21日,第五册,第2382、2419页。
(4)《承认纪念演说辞》,《王道讲演集》,第85页。
(5)1935年3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76页。被迫去职之后,他对日本的认识显然更清醒了一些,所谓“今天警告日本,使能自悟,即天之降福于亚洲也。日本能保其武装王道,则亚洲有实现王道之希望”(日记1936年3月5日,第1619页)。
(6)1934年3月29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15页。
(7)1937年10月21日、23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0页。
(8)《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147-48页。
(9)《郑孝胥日记》1929年4月3日特意摘录了《字林西报》这段所谓“西人”答函,第四册,第2229页。
(10)见《我前半生》第226,227页等处。
(11)《郑孝胥日记》1927年3月8日、6月23日,第四册,第2136、2149页。
(1)《郑孝胥日记》1928年9月27日,载长尾(雨山)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10月13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问及“有恢复之志否”,也是类似的暗示。第四册,第2199、2203页。
(2)文见《海藏楼诗集》,第98、99页,作于1894年之后。
(3)诸如他论黄遵宪“口西国之新说而身中国之旧习”;严复“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文辞深隽,诚雅才也”;盛宣怀“辞气举止圆转轻便,只有赡给之姿,而乏沈实之度”;端方“颇无外官习气”;乃至张謇、文廷式如何“芸阁满面嗜欲,季直满面道义,满肚皮嗜欲”,梁启超如何“谈吐尚有洒落之致”(但偶尔过于刻毒,竟至于称梁为“鬼躁”而其师康有为为“鬼幽”),汪荣宝如何“颇英锐,但小躁尔”……不仅出语尖新,还要行诸日记。甚至老辈名宦如左宗棠之“意气过盛,其挫也亦必甚”、李鸿章之“战战兢兢或得以功名终者”、张之洞之“口学问而心未脱于流俗”……种种人品风度高下,也常见诸他的笔端。参见日记1882年4月27日、1885年6月28日、1886年2月10日、1897年2月26日、1897年2月27日、1897年9月4日、1898年3月27日、1898年9月8日、1901年8月4日、1903年8月4日、1921年7月22日。
(4)1921年11月29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88页。
(1)《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42-2343、2344、2345、2347、2348、2350页。
(2)《我的前半生》,第137页。
(3)对于“智育之过”的反思,当时颇有其人,例如日本精进会会长川村理助,《郑孝胥日记》1935年9月13日,第五册,第2589页。
(4)《郑孝胥日记》1934年6月4日。第五册,第2529页。
(1)但同年9月4日,他又毫不掩抑自己对于二子职务之事的强硬态度,并且抱怨此乃是日本人欲驱逐所至,其“负气”之行依然故我。《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05页。
(2)前为郑氏上海龙华赏樱花语,后为奉天公园赏杏花语,参见日记1919年4月3日、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777页;第五册,第2670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0页。
(1)《郑孝胥日记》1933年7月20日,第五册,第2471页。
(2)《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71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二册,第925页。
(2)转引自赵敦华主编:《西方人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文见《郑孝胥日记》(一),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页。
(2)参见《郑孝胥日记》1933年9月7日、1936年4月17日,第五册,第2482、2624页。其宣讲与寄赠行为散见这一时期日记各处,不赘言。当然“教士”只是一种比喻,郑孝胥秉承了某种自觉的中国传统,以为“神道设教者,只可施之愚夫愚妇,何足以陈于士君子之前哉”(日记1937年6月6日,第五册,第2673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1672页。
(4)郑孝胥的这一主张自然不是发明孤陋。政治与道德作为中国文化结构性的核心问题,基本可作学界定论。但“政治与道德”是一回事,“政治即道德”是另一回事。此不能不明。
(5)《王道救世之要义》,氏著《王道讲演集》,收入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一编106,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第18页。
(1)《王道讲演集》,第6,15页。
(2)现存郑孝胥日记起自1882年,止于1938年,延续五十六年。虽1891年之前十年日记各有缺失,1892年之后四十六年日记完整无缺。参见劳祖德《郑孝胥日记》整理说明。
(3)郑孝胥《海藏楼诗集》“前言”(黄珅,杨晓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本文关于郑氏诗歌征引均出此本。
(1)文见《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74页。
(2)《郑孝胥日记》1904年5月24日,曾提及自开银号为外间所詈,第二册,第942页。
(3)《第二回教育厅长会议训词》,《王道讲演集》,第93页。
(4)《中央银行开张训词》,《王道讲演集》,第57页。
(1)诗见《海藏楼诗集》,第9页。
(2)孟曾为郑广西布政司任上幕僚,为郑激赏,资保其赴日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参见《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3-2694页。孟序见《海藏楼诗集》,第7、8页。
(3)《新京日满教育联合会开会进言》,《王道讲演集》,第68页。
(4)《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5)文见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74页。为朝廷斥退之后曾闭门读书25年,深于传统教育的陈宝琛显然比郑孝胥更多承继了情性之教的工夫次第,方有此断。郑孝胥身上的谋士气、策士气,日记中在在可见。
(6)《西河兴夜饮》,《海藏楼诗集》,第79页。
(1)“气·性”问题是儒门心性之学的要目,“转化气质”可谓儒门工夫的常课,此处不容赘言。读者可参阅之作甚多。
(2)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各家评论摘要”,第559页。
(3)日记1895年7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506页。
(4)日记1934年7月21日录入《腐儒》诗,感叹“天心或欲收残劫,王道何妨起一隅”;又见同年10月5日诗;暮年他甚至会明确拒绝他人赠送的画佛(1936年4月30日),朔望茹素也要特别声明“非持斋也”(1937年1月13日)。无复昔年地藏寺中施油、下协街上放生之举(1889年9月25日、1890年3月5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35、2549、2625页;第一册,第139、163页。
(5)根据陶德民先生的研究,当时在辽东,崇拜郑孝胥的日本人倒也不乏其人。郑孝胥死后,日人太田外世雄甚至在其墓侧成立了“太夷精神”劝学社。参见氏着《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思想初探》(《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6号,2007年3月),彼时日人乃至西人经由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全趋欧化,美恶杂糅”以及日俄战争之后的“战胜而骄,暴富而侈”而对于“王道政治”保有真实研究兴趣的,也自有之,例如郑孝胥日记中提及的小柳司气太、西山政猪、南大将、吴索福(俄)等人(日记1933年9月16日、9月17日,1935年2月2日、3月2日,1935年6月10日、23日)。以郑氏在诗文、书法诸方面的修养,被一时异域视为“东方文化代表”也并非没有可能(日记1934年6月18日)。据说当时大阪甚至出现了“崇郑学会”(1937年6月9日)。但另一方面,例如1943年4月之后伪满文教部甚至直接规定“不能信仰儒教”,祭祀天照大神取代了祀孔,正是其侵略本质的露骨反映(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99页)。
(6)参见日记1935年7月29日,第五册,第2593页。《王道讲义》第一篇就是“内圣之学”(福文盛印书局,1935年)。《王道救世之要义》中郑孝胥明确指出“王道之学,谓之内圣外王之学”,同时申明“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王道讲演集》,第5页。
(7)《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19页。
(1)《郑孝胥日记》1932年10月9日藉日人之口,提出了“日本学者所研究者皆外王而非内圣,故未能踏实”,但显然郑于此并不敏感,更不在行。第五册,第2415页。
(2)这一命题为儒门公认,原本毋庸多解,但这一命题可能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情欲解放”思潮(甚至还要将其上推至于晚明)被遗忘最深久的命题。笔者曾撰“情性之教如何可能”的学术专栏讨论之(《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年全年)。读者可参阅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
(3)“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356页。
(4)《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297页。
(5)《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75-2476页。
(6)有关于此,最显豁的现象该说是戴震学说的接受、诠释,包括误读。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
(7)《郑孝胥日记》1931年9月1日,第四册,第2339页。
(1)收入《王道讲演集》,第8页。
(2)《郑孝胥日记》1931年1月21日,第四册,第2312页。
(3)《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8页。
(4)黄式三:《畏轩记》,转引自张寿安《戴震义理思想在晚清的转进》(未刊稿)。郑孝胥海藏沪上之时经常参与读经活动,散见其日记各处。
(5)笔者断言郑孝胥于“转化气质”的心性传统未有深造自得,若立论再大胆些,就“体质诗学”言之,生于暮春夏初(闰三月十二)的郑孝胥每每在日记中言及自己“肝燥”“肺燥”、素有咳血宿疾、“舌痛久不愈,为心火灼木故”,且郑的“肝热”“肝脉稍张”的症候要一直持续到晚年——此亦其长于议论而拙于成事之原因欤?参见日记1932年3月23日、1937年4月29等。这种思路绝非笔者生造。早在毕达哥拉斯,就已经以为“知觉和理解活动完全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完全依赖于身体的状况”,参阅Guthrie,AHistory of Greek Philosphy,转引自《西方人学史》,第37页。
(6)阮元《揅经室一集》,卷8,第1页,转引自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第349页。
(7)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玖:丁若镛与阮元——相偶性伦理学”。
(1)参阅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可证明此事的重要与知名的,是《王道讲演集》中所收郑氏小传,都特别提到“夜起”之典故。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68页。
(4)另外,郑氏持续一生的夜卧早起,除了情志因素,应该也基于郑氏养生学的认知。《郑孝胥日记》1931年6月25日,他特别记载了《大公报·勿多睡为长寿秘诀》,说自己“素持此论”,第四册,第2330-2331页。
(1)传为郑为金题扇诗之七,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3页。
(1)《郑孝胥日记》1931年1月18日,第四册,第2311页。
(2)《王道救世之要义》,《王道讲演集》,第8页。
(3)诸诗包括《闰二月十日中照以微疾卒于沪寝携景垂自青岛航海十八日到沪》等13首,见《海藏楼诗集》,第355-360页。
(1)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1页。
(2)“杜鹃声不哀,断猿啼不切。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归”。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1页。
(3)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24页。
(1)《南昌军幕感怀》,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第298页。
(2)陈衍《石遗室诗话》,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53页。
(3)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54页。
(4)转引自《海藏楼诗集》“前言”,第12页。
(5)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60页。
(6)黄浚(1891-1937),字秋岳,闽侯人,诗人,室名“花随人圣庵”,精于文物品鉴,1937年以汉奸罪被南京政府处决。
(7)《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68页。
(8)《郑孝胥日记》1926年3月11日、10月31日,第四册,第2091、2122页。
(9)《王道或问》,《王道讲演录》,第26-27页。
(1)答上海法文日本总理,《郑孝胥日记》1932年9月23日,第五册,第2410页。
(1)《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78页。
(2)《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42页。
(3)1921年11月17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86页。
(4)言1931年2月16日(除夕)南京、上海之风气。《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15页。
(5)《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264页。
(6)《郑孝胥日记》1912年1月5日,第三册,第1379页。
(7)郑孝胥对乃木希典的崇尚之情不止于此。二十年之后在辽东,日本三好市求其定购助印《乃木将军传》,他慷慨允诺。而郑氏这首诗自是深受日本人欢迎的。参见《郑孝胥日记》1932年10月21日,第五册,第2419页。
(8)参见《郑孝胥日记》1933年3月15日,第五册,第2448页。1937年8月的上海抗战,他是常以“华机”“华人”“华方”称呼抗日的中国(日记本月15日,第五册,第2682页)。
(9)《郑孝胥日记》1935年1月21、22日,第五册,第2566页。
(1)《郑孝胥日记》1937年7月17日、7月22日,第五册,第2678页。也正因此,1937年8月24日,日军在上海“敌前登录”,他认为日方“不顾死伤,其不仁若此”。
(2)《郑孝胥日记》1936年5月2日,第五册,第2626页。
(3)偶尔,例如1891年7月20日记下友人暗中讽喻自己“夫己所不善,而必讥之使难容,非忠厚也;不能面正人,而含词以诮之,非直道也”,认为“其理甚直”,他也并非没有直面自己的能力、只是改也难。
(4)《郑孝胥日记》1923年7月23日,第四册,第1957页。关于他的研究,将其定位为“清末保守型精英”是基本的方向,兹不赘述。
(1)对于宋儒的情性辨析,无论程朱张载,郑孝胥都一以贯之表示强烈的不满,以其远离孔孟教法。参见日记1894年4月1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402-403页。
(2)1936年3月24日赠行日人语,《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22页。
(3)1934年11月6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56页。
(4)1919年6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787页。
(5)日记1893年10月25日。又如1928年9月26日在日本,他发言《礼记》所记孔子语,非止《大学》《中庸》,这一经典的错失便是宋儒之失。池鱼之殃尚有阳明;并以“道学”为“捣鬼”。参见《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378、379页;第四册,第2199页;第二册,第901、989页。
(6)参见《郑孝胥日记》1936年1月15日、1月18日、2月11日、2月27日、3月5日、3月19日;1937年4月23日。除此之外,他对于“致知”“知至意诚”也曾有所陈述(日记1937年6月22日,6月28日)。日记1937年7月22日又提到“物格知至之后,尚有理欲交战一境;以理胜欲,即克己复礼、修己安人之事”(第2779页)。
(7)参阅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
(8)《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06页。
(1)《批程克祥天理人欲论》中,郑孝胥直接将“天理”与“性灵”挂搭:“天理系于性灵,人欲系于形体,天理当令则人欲不能为害,人欲当令则天理可致灭亡”(《王道讲演集》,第137页),可见其与理学实无所得。
(2)参阅Chow Kai-wing,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3)曾亦《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日记1885年9月2日、1983年4月1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69、346页。
(5)参见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第333、335页。
(6)当然,即使是在溥仪笔下,“体道静观”作为语词也是十分贵重(《郑孝胥日记》1929年10月15日,第四册,第2254页),民元之前郑孝胥日记摘录诸上谕中可见,“体用兼备”更是作为通儒必备的套语。但中国文化的“道体”何在,不能不说在清末民初的认知是相当混乱的。
(7)《博爱与爱国辩》,《王道讲演录》,第139页。
(8)日记1893年1月7日,《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334页。
(1)陈宝琛《郑苏戡布政六十寿序》,转引自《海藏楼诗集》第547页。
(2)例如1932年11月3日作《航空会社祝词》,他的关怀也集中在“智识之进步甚速,道德之进步甚缓,则利人之器必一变而为害人之器”,《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22页。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他和郑氏父子乘日本兵船偷往大连,郑氏也是宣讲了一天道德仁义。郑孝胥本人因为痛恨现代政党政治而以辛亥之乱起于当时日本与欧美留学生的不明本国之学,革命则进一步败坏了中国教育:“中国自革命以来,教育破坏殆尽,其始则厌故喜新,舍本逐末,其终则放逸废业,相率为伪”(《第二回教育厅长会议训词》,《王道讲演集》,第92页)故此强调中国教育应当“未冠之年,先使之受孔孟之教,品端学正,乃博之以各科之学”。参见《全国工商大会训词》、《奥广岛文理科大学论满蒙教育》,《王道讲演集》,第48、52、53页。
(3)《焚鸦片十余箧及吸器百许具于署之东隅仍洒灰于坎以灭其迹》,《海藏楼诗集》,第38页。
(4)面对李鸿章点评制艺文章的手卷,他会不客气的题词“节义远惭明季士,应缘八股太支离。文忠劝我攻时墨,睹此方知老辈痴”,与伯严(陈三立)同题的“壮夫谁肯悔雕虫,相公名世一冬烘”,正堪对读,也极富时代性。但于“道德”一层,他欣赏的还是旧道德,例如他特赏辜鸿铭《春秋大义·妇德》一篇,对于婚姻不合的孙辈趋向仳离,他也认为是教育之错。他称许归隐家庭的章士钊妻吴弱男“空花客慧勤收拾,试就家庭觅道场”。至于老友陈三立去世,他在祭诗中讽咏“新学空传子弟贤”,当非无意。参见《郑孝胥日记》1919年8月16日,1936年3月30日、4月22日,1926年12月18日,1937年10月25日,第1793、2622、2625、2127,2690页。
(5)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115页。
(1)转引自《海藏楼诗集》附录三,第562页。
(2)郑氏此言,似非虚语。见诸其日记的助人以财,难以计数,常有受其资助者欲还而却之的情况,甚至未曾谋面之陌生人“其情甚急”之下他都会“奉赠百元,以资度岁”。郑氏的诗人情性似乎非常喜欢这种豪侠行为的意趣,所谓“呼天而天立应,可谓人间之快事矣。勉之何生,毋堕初志”。参见《郑孝胥日记》1935年12月25日,第五册,第2610页。
(3)1935年5月28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87页。
(4)《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56页。
(5)对于“赤白二党共露的混乱”,似乎也成为一些日人的关注和焦虑,虽然其中也不乏藉此成就侵略借口的可能,毕竟“攫取满蒙”才是此际多数日人的核心地带,参阅陶德民《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意义》。
(6)《郑孝胥日记》1912年2月17日(除夕),第三册,第1396、1399页。
(7)参阅《郑孝胥日记》1935年10月11日,第五册,第2602页。1924年冯玉祥兵变“逼宫”,郑孝胥与陈宝琛、罗振玉一起引溥仪避入日本使馆。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即住日租界张园。1928年郑孝胥与长子郑垂一起赴日探查日人扶持溥仪的诚意。直至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而“赴日借兵”这一思路在民初其实颇有市场,例如升允亦有此举。郑孝胥萌生“日本能助我军械、兵费”的明确思路,则见于日记1918年3月9日,第三册,第1716页。
(8)《郑孝胥日记》1927年6月23日,第四册,第2149页。同时参见陶德民《郑孝胥与水野梅晓的交往及其意义》,第39页。郑也曾明确表态自己的乡贤沈文素(沈葆桢)“好杀,慕酷吏,非儒者事也”(日记1936年7月31日,第五册,第2636页)。
(1)1932年10月6日答德国记者问,诗为郑氏度辽《小海唱》,分见《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14、2512页。
(2)伪国务院告国内文,《郑孝胥日记》1932年3月13日,第五册,第2371页。
(3)分见告大阪《每日新闻》意见、告永田铁山少将,《郑孝胥日记》1932年5月6日、10月21日,第五册,第2382、2419页。
(4)《承认纪念演说辞》,《王道讲演集》,第85页。
(5)1935年3月23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76页。被迫去职之后,他对日本的认识显然更清醒了一些,所谓“今天警告日本,使能自悟,即天之降福于亚洲也。日本能保其武装王道,则亚洲有实现王道之希望”(日记1936年3月5日,第1619页)。
(6)1934年3月29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515页。
(7)1937年10月21日、23日,《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0页。
(8)《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147-48页。
(9)《郑孝胥日记》1929年4月3日特意摘录了《字林西报》这段所谓“西人”答函,第四册,第2229页。
(10)见《我前半生》第226,227页等处。
(11)《郑孝胥日记》1927年3月8日、6月23日,第四册,第2136、2149页。
(1)《郑孝胥日记》1928年9月27日,载长尾(雨山)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10月13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问及“有恢复之志否”,也是类似的暗示。第四册,第2199、2203页。
(2)文见《海藏楼诗集》,第98、99页,作于1894年之后。
(3)诸如他论黄遵宪“口西国之新说而身中国之旧习”;严复“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文辞深隽,诚雅才也”;盛宣怀“辞气举止圆转轻便,只有赡给之姿,而乏沈实之度”;端方“颇无外官习气”;乃至张謇、文廷式如何“芸阁满面嗜欲,季直满面道义,满肚皮嗜欲”,梁启超如何“谈吐尚有洒落之致”(但偶尔过于刻毒,竟至于称梁为“鬼躁”而其师康有为为“鬼幽”),汪荣宝如何“颇英锐,但小躁尔”……不仅出语尖新,还要行诸日记。甚至老辈名宦如左宗棠之“意气过盛,其挫也亦必甚”、李鸿章之“战战兢兢或得以功名终者”、张之洞之“口学问而心未脱于流俗”……种种人品风度高下,也常见诸他的笔端。参见日记1882年4月27日、1885年6月28日、1886年2月10日、1897年2月26日、1897年2月27日、1897年9月4日、1898年3月27日、1898年9月8日、1901年8月4日、1903年8月4日、1921年7月22日。
(4)1921年11月29日,《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1888页。
(1)《郑孝胥日记》,第四册,第2342-2343、2344、2345、2347、2348、2350页。
(2)《我的前半生》,第137页。
(3)对于“智育之过”的反思,当时颇有其人,例如日本精进会会长川村理助,《郑孝胥日记》1935年9月13日,第五册,第2589页。
(4)《郑孝胥日记》1934年6月4日。第五册,第2529页。
(1)但同年9月4日,他又毫不掩抑自己对于二子职务之事的强硬态度,并且抱怨此乃是日本人欲驱逐所至,其“负气”之行依然故我。《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05页。
(2)前为郑氏上海龙华赏樱花语,后为奉天公园赏杏花语,参见日记1919年4月3日、1937年5月12日,第四册,第1777页;第五册,第2670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690页。
(1)《郑孝胥日记》1933年7月20日,第五册,第2471页。
(2)《郑孝胥日记》,第五册,第2471页。
(3)《郑孝胥日记》,第二册,第9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