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运动中书册派对安立甘教派身份认同的重构
摘要
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伊利都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引发安立甘教派的身份认同危机。领导牛津运动的书册派试图通过回归大公传统,遵行中庸之道以重构安立甘教派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当今的英国安立甘教派和整个基督宗教仍具有启发意义。
引文
①[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社,2005年,第260页。
①[英]托马斯·卡莱尔著,郭凤彩译《文明的忧思》,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叶建军:《评19世纪英国的牛津运动》,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第25页。
③长期以来,英国国教会在国家权力中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主要是通过1661年的《市镇社团法》和1673年的《宣誓法》得以实现的,根据这两项法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一切非国教徒都被排斥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以保证国教徒的政治权力的独占地位。尽管在光荣革命后通过了《宽容法案》,允许非国教徒的新教徒有礼拜和信仰的自由,但并不能享有与国教徒一样的权利,而且这项法案是不适用于天主教徒的。但是这种情形到了19世纪初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通过了《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合并法案》(Act of Union of England and Ireland),新增加的天主教徒使得当时英国的非国教徒的数字激增,占到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辉格党上台后,在1829年4月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这项法案,天主教徒获得了与国教徒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教会在国家权力中的独霸地位最终被打破,这同样使得国教人士忧心忡忡。
④具体而言,“改革法案”的通过就使得当时英国25万非国教徒获得了选举权,这显然是对于国教人士的沉重打击。
⑤《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1册,1834年,第126页。
①[英]J.H.纽曼著:《自辩书》(J.H.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London:Longmans,Green,and C o.,1908.),第54页。
②同上,第256页。
③在其著作中,尤其以《论基督宗教教义发展》、《自辩书》和《赞同的法则》最为经典。
④牛津奥利尔学院在19世纪早期是牛津最出名的学院,学院的教授们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自称为是“纯理性派”(Noetics),也就是后来的所谓的广教会成员(Broad Churchmen)。其中以惠特利(Richard Whately)为主要代表,后来他被任命为都柏林的大主教。其他的还有艾德沃德·考波斯顿(Edward Coplestone)和艾德沃德·豪肯斯(Edward Hawkins),两人后来都曾继任学院的教务长,另外一位就是汉普登(R.D.Hampden),他们都自视为是智者(intellectuals)。在政治上,纯理智派是辉格党的支持者。在宗教立场上,与推动牛津运动的书册派们不同,主张自由主义的宗教立场。他们主张应该不必对《三十九条信纲》绝对的信从,而认信《三十九条信纲》则是当时进入牛津大学的必须条件。
⑤托马斯·阿诺德原来也曾任教于奥利尔学院,后来又去担任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的校长。他在1833年出版了一本书,《教会改革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Church Reform),这本书立即引起轰动和争论,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再版了几次。在这本书中,阿诺德认为英国国教会应该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应该吸纳除天主教、贵格会(Quakers)和一性论(Unitarians)之外的一切教派。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英国国教会,才能与国教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奠定国教会在其中的地位。他的这种观点,似乎是2个世纪前的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回声,胡克当时写过《教会政体的规则》(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主要观点就是主张教会与国家是一体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历史现实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阿诺德的这种思考显然是不具有实际的意义的,因为他没有考虑不信国教者的因素,他的想法只是国教会的一厢情愿而已。
⑥英国的基督教本来就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一种宗教。从信仰的角度说,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基督教一般分为英国国教派、非国教派与天主教派。其中非国教派主要指新教各派别。19世纪初,大多数不从国教者属于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贵格会、一位性论等。其中有较大发展的派别是公理宗和浸礼宗,而贵格派和一位性论仍是势力弱小的少数派,长老宗主要由于从苏格兰迁来的大批移民而得到复兴。这些教派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不遵从王命,拒绝参加国教。在19世纪初,非国教派得到很大的发展。1800年英国不从国教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5,19世纪参加不从国教者礼拜仪式的人数与参加国教会礼拜仪式的人数相等。(王美秀等著:《基督教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
①1739年,卫斯理与惠特菲尔德发起了卫理公会派运动,试图恢复加尔文派的精神,对其他教派比较宽容,积极参与社会。十九世纪里,英国工业与商业领域里,声势浩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慈善运动、社会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卫理公会教派的影响。因而在实际中赢得广泛的信众支持,从1800年到1860年,信徒增加了4倍。(王美秀等著:《基督教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卫斯理公会运动促进了英国低教会运动的发展。卫理公会教派运动之后,是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一1833)发动的低教会派运动,它与卫理公会教派颇多相似之处,而其最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它试图从内部对英国教会进行工作,这使他遵循了新教之路。它的活力与卫理公会教派无甚区别,也产生出同样的道德和社会结果。([意]拉吉德著,科林伍德英译,杨军中译:《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②在牛津运动之前,纽曼就曾研究过4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异端理论阿里乌主义(Arianism),并将之与19世纪的安立甘教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当时英国的安立甘教派的立场非常接近“半阿里乌主义”的结论。([英]J.H.纽曼著:《自辩书》,第235页。)
①国教会有高教会、低教会之分。高、低教会的区分在于高教会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护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后来,19世纪国教会内还一度出现广教会派(Broad Church),成为试图改革国教会的一支力量。广教会派是英国国教内主张调和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的一部分人,这支力量源于柯勒律治的概念“知识阶层”(clerisy),即主张建立由思想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而非“教士阶层”(clergy)领导的新型民族教会。广教会的主要代表人物除柯勒律治外,还有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约翰·莫里斯(1805—1872)、威廉·罗伯逊(1816—1853)、查理·金斯利(1819—1875)等。但严格来说,所谓广教会运动从未自成一派。([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尽管这支力量的思想成就非常突出,但是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却非常微弱。
②卡罗林宗教思想家是英国17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宗教思想家群体,他们将安立甘教派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巅峰,成为安立甘神学思想中的黄金时代。在神学观点上,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和清教主义(Puritanism),强调主教制度(episcopal polity)、使徒统绪和圣事(Sacraments)。卡罗林宗教思想家们认为安立甘教派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从中可以发现上帝的普遍临在和上帝通过可能错的安立甘教派实施救赎的启示。如同一般的安立甘宗教思想家一样,他们强调圣经的权威,但同时也重视理性和传统,对于传统的重视使他们同时珍视古代教父的遗产。他们对于宗教改革前的繁琐的礼仪和禁欲主义也非常热衷,并在实际中恢复教堂的圣像画和雕塑。代表性的宗教思想家主要有查尔斯·金(King Charles the Martyr),安东尼·兰克劳特(Lancelot Andrewes),约翰·考森(John Cosin),托马斯·肯(Thomas Ken),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托马斯·斯帕特(Thomas Sprat),吉米·泰勒(Jeremy Taylor),赫尔伯特·桑迪克(Herbert Thorndike)等。
③[英]P.B.诺克莱斯著:《在与安立甘高教派关系中的牛津运动之处境化研究(1760—1857)》(P.B.Nockles,The Oxford Movement in Context:Anglican Churchmanship 1760-185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14页。
①[英]C.F.哈劳德:《约翰·亨利·纽曼:对其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批判性研究与诠释》(C.F.Harrold,Jonn Henry Newman:An Expository and Critical Study of his Mind,Thought and Art.London;Toronto,1945.),第36页。
①《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1册,1834年,第2页。
②[英]P.B.诺克莱斯著:《在与安立甘高教派关系中的牛津运动之处境化研究(1760-1857)》(P.B.Nockles,The Oxford Movement in Context;Anglican High Churchmanship 1760-185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51页。
③《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38册,1834年,第6页。
④古特在《纽曼论传统》中对两者的关系与区别有明确的分辨。(Gunter Biemer,Newman on Tradition.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7,pp.46-47.)
⑤自1559年1月伊丽莎白的第一届国会开幕起,伊丽莎白陆续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宗教法令和文件,主要包括两个国家法令,分别是《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两个宗教文件,分别是《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总称为“伊丽莎白的决定”。(柴惠庭著:《英国清教》,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①[英]J.H.纽曼等编著《弗劳德遗作》(J.H.Newman,eds.The Remains of the late Reverend Hurrell Froude.Oxford,1838.),第1册,第336,389,433页。
②[英]J.H.纽曼:《自辩书》(J.H.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08.),第201页。
③[英]H.P.立顿:《E.B.皮由兹生平》(H.P.Liddon,The Life of E.B.Puse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93-7.),第369页。
①第90册《时论》通过对《三十九条论纲》进行细致的考察,指出它们的否定并不直接反对权威认定的罗马天主教信条,只是反对一般的错误和夸大。因此,尽管第90册《时论》表面上是全面协调安立甘教派的《三十九条论纲》与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但在实际上却对《三十九条信纲》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这样就危及到了安立甘信仰的根本。因此,第90册《时论》的出版在牛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在包括牛津主教理查德·巴格特(Richard Bagot)等24位主教的请求下,《时论》被禁止出版。
②据W.J.考尼博(W.J.Conybeare)在1853年10月《爱丁堡评论》(Edinburgb Review)中的统计,在高教会中有8000名神职可以称之为是书册派,比低教会所有的神职还要多1500人。(Michael Chandl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Oxford Movement.New York:Church Pub.,2003,p.93.)
③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并没有真正实现国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反,这一时期国家对于国教会的侵害更为严重。1841年的耶路撒冷任命主教事件,以及同年的牛津大学诗学教授之争,即两位候选人分别为反教宗派和皮由兹派,结果是以书册派的失败告终。1844年美努斯事件。是年皮尔建议政府拨付给美努斯天主教神学院(The Catholic Seminary at Maynooth),并使该项增拨款方式成为永久性拨款。对此,纽曼曾写信给当时的格莱斯顿,充满了对于国家和自由主义的深深失望,其中写道:“格莱斯顿先生曾经说过,国家应该具有良心,但它并不具备良心。他能使之具有良心吗?他要将自己的良心加之于国家之上吗?……事实是:国家拥有成千个良心,……也即是,它没有良心。”(D.C.拉斯伯瑞编:《格莱斯顿论宗教与教会通信集》,第1册,第69-70页。)(D.C.Lathbury ed.,Correspondence on Church and Religion of W.E.Gladstone.London,1910.)
①如爱德华六世对于新教的支持,玛丽复辟天主教以及伊丽莎自对于新教的扶植等。
②现代大公运动兴起于19世纪,亦称“普世教会运动”,最初由基督新教发起和推动。1948年成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旨在推动基督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成为推动现代大公运动的主要力量。
③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
①[英]托马斯·卡莱尔著,郭凤彩译《文明的忧思》,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叶建军:《评19世纪英国的牛津运动》,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第25页。
③长期以来,英国国教会在国家权力中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主要是通过1661年的《市镇社团法》和1673年的《宣誓法》得以实现的,根据这两项法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一切非国教徒都被排斥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以保证国教徒的政治权力的独占地位。尽管在光荣革命后通过了《宽容法案》,允许非国教徒的新教徒有礼拜和信仰的自由,但并不能享有与国教徒一样的权利,而且这项法案是不适用于天主教徒的。但是这种情形到了19世纪初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通过了《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合并法案》(Act of Union of England and Ireland),新增加的天主教徒使得当时英国的非国教徒的数字激增,占到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辉格党上台后,在1829年4月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这项法案,天主教徒获得了与国教徒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教会在国家权力中的独霸地位最终被打破,这同样使得国教人士忧心忡忡。
④具体而言,“改革法案”的通过就使得当时英国25万非国教徒获得了选举权,这显然是对于国教人士的沉重打击。
⑤《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1册,1834年,第126页。
①[英]J.H.纽曼著:《自辩书》(J.H.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London:Longmans,Green,and C o.,1908.),第54页。
②同上,第256页。
③在其著作中,尤其以《论基督宗教教义发展》、《自辩书》和《赞同的法则》最为经典。
④牛津奥利尔学院在19世纪早期是牛津最出名的学院,学院的教授们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自称为是“纯理性派”(Noetics),也就是后来的所谓的广教会成员(Broad Churchmen)。其中以惠特利(Richard Whately)为主要代表,后来他被任命为都柏林的大主教。其他的还有艾德沃德·考波斯顿(Edward Coplestone)和艾德沃德·豪肯斯(Edward Hawkins),两人后来都曾继任学院的教务长,另外一位就是汉普登(R.D.Hampden),他们都自视为是智者(intellectuals)。在政治上,纯理智派是辉格党的支持者。在宗教立场上,与推动牛津运动的书册派们不同,主张自由主义的宗教立场。他们主张应该不必对《三十九条信纲》绝对的信从,而认信《三十九条信纲》则是当时进入牛津大学的必须条件。
⑤托马斯·阿诺德原来也曾任教于奥利尔学院,后来又去担任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的校长。他在1833年出版了一本书,《教会改革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Church Reform),这本书立即引起轰动和争论,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再版了几次。在这本书中,阿诺德认为英国国教会应该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应该吸纳除天主教、贵格会(Quakers)和一性论(Unitarians)之外的一切教派。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英国国教会,才能与国教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奠定国教会在其中的地位。他的这种观点,似乎是2个世纪前的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回声,胡克当时写过《教会政体的规则》(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主要观点就是主张教会与国家是一体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历史现实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阿诺德的这种思考显然是不具有实际的意义的,因为他没有考虑不信国教者的因素,他的想法只是国教会的一厢情愿而已。
⑥英国的基督教本来就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一种宗教。从信仰的角度说,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基督教一般分为英国国教派、非国教派与天主教派。其中非国教派主要指新教各派别。19世纪初,大多数不从国教者属于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贵格会、一位性论等。其中有较大发展的派别是公理宗和浸礼宗,而贵格派和一位性论仍是势力弱小的少数派,长老宗主要由于从苏格兰迁来的大批移民而得到复兴。这些教派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不遵从王命,拒绝参加国教。在19世纪初,非国教派得到很大的发展。1800年英国不从国教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5,19世纪参加不从国教者礼拜仪式的人数与参加国教会礼拜仪式的人数相等。(王美秀等著:《基督教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
①1739年,卫斯理与惠特菲尔德发起了卫理公会派运动,试图恢复加尔文派的精神,对其他教派比较宽容,积极参与社会。十九世纪里,英国工业与商业领域里,声势浩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慈善运动、社会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卫理公会教派的影响。因而在实际中赢得广泛的信众支持,从1800年到1860年,信徒增加了4倍。(王美秀等著:《基督教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卫斯理公会运动促进了英国低教会运动的发展。卫理公会教派运动之后,是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一1833)发动的低教会派运动,它与卫理公会教派颇多相似之处,而其最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它试图从内部对英国教会进行工作,这使他遵循了新教之路。它的活力与卫理公会教派无甚区别,也产生出同样的道德和社会结果。([意]拉吉德著,科林伍德英译,杨军中译:《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②在牛津运动之前,纽曼就曾研究过4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异端理论阿里乌主义(Arianism),并将之与19世纪的安立甘教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当时英国的安立甘教派的立场非常接近“半阿里乌主义”的结论。([英]J.H.纽曼著:《自辩书》,第235页。)
①国教会有高教会、低教会之分。高、低教会的区分在于高教会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护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后来,19世纪国教会内还一度出现广教会派(Broad Church),成为试图改革国教会的一支力量。广教会派是英国国教内主张调和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的一部分人,这支力量源于柯勒律治的概念“知识阶层”(clerisy),即主张建立由思想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而非“教士阶层”(clergy)领导的新型民族教会。广教会的主要代表人物除柯勒律治外,还有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约翰·莫里斯(1805—1872)、威廉·罗伯逊(1816—1853)、查理·金斯利(1819—1875)等。但严格来说,所谓广教会运动从未自成一派。([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尽管这支力量的思想成就非常突出,但是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却非常微弱。
②卡罗林宗教思想家是英国17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宗教思想家群体,他们将安立甘教派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巅峰,成为安立甘神学思想中的黄金时代。在神学观点上,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和清教主义(Puritanism),强调主教制度(episcopal polity)、使徒统绪和圣事(Sacraments)。卡罗林宗教思想家们认为安立甘教派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从中可以发现上帝的普遍临在和上帝通过可能错的安立甘教派实施救赎的启示。如同一般的安立甘宗教思想家一样,他们强调圣经的权威,但同时也重视理性和传统,对于传统的重视使他们同时珍视古代教父的遗产。他们对于宗教改革前的繁琐的礼仪和禁欲主义也非常热衷,并在实际中恢复教堂的圣像画和雕塑。代表性的宗教思想家主要有查尔斯·金(King Charles the Martyr),安东尼·兰克劳特(Lancelot Andrewes),约翰·考森(John Cosin),托马斯·肯(Thomas Ken),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托马斯·斯帕特(Thomas Sprat),吉米·泰勒(Jeremy Taylor),赫尔伯特·桑迪克(Herbert Thorndike)等。
③[英]P.B.诺克莱斯著:《在与安立甘高教派关系中的牛津运动之处境化研究(1760—1857)》(P.B.Nockles,The Oxford Movement in Context:Anglican Churchmanship 1760-185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14页。
①[英]C.F.哈劳德:《约翰·亨利·纽曼:对其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批判性研究与诠释》(C.F.Harrold,Jonn Henry Newman:An Expository and Critical Study of his Mind,Thought and Art.London;Toronto,1945.),第36页。
①《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1册,1834年,第2页。
②[英]P.B.诺克莱斯著:《在与安立甘高教派关系中的牛津运动之处境化研究(1760-1857)》(P.B.Nockles,The Oxford Movement in Context;Anglican High Churchmanship 1760-185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51页。
③《时论》(Tracts for the Times),第38册,1834年,第6页。
④古特在《纽曼论传统》中对两者的关系与区别有明确的分辨。(Gunter Biemer,Newman on Tradition.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67,pp.46-47.)
⑤自1559年1月伊丽莎白的第一届国会开幕起,伊丽莎白陆续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宗教法令和文件,主要包括两个国家法令,分别是《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两个宗教文件,分别是《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总称为“伊丽莎白的决定”。(柴惠庭著:《英国清教》,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①[英]J.H.纽曼等编著《弗劳德遗作》(J.H.Newman,eds.The Remains of the late Reverend Hurrell Froude.Oxford,1838.),第1册,第336,389,433页。
②[英]J.H.纽曼:《自辩书》(J.H.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08.),第201页。
③[英]H.P.立顿:《E.B.皮由兹生平》(H.P.Liddon,The Life of E.B.Puse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93-7.),第369页。
①第90册《时论》通过对《三十九条论纲》进行细致的考察,指出它们的否定并不直接反对权威认定的罗马天主教信条,只是反对一般的错误和夸大。因此,尽管第90册《时论》表面上是全面协调安立甘教派的《三十九条论纲》与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但在实际上却对《三十九条信纲》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这样就危及到了安立甘信仰的根本。因此,第90册《时论》的出版在牛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在包括牛津主教理查德·巴格特(Richard Bagot)等24位主教的请求下,《时论》被禁止出版。
②据W.J.考尼博(W.J.Conybeare)在1853年10月《爱丁堡评论》(Edinburgb Review)中的统计,在高教会中有8000名神职可以称之为是书册派,比低教会所有的神职还要多1500人。(Michael Chandl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Oxford Movement.New York:Church Pub.,2003,p.93.)
③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并没有真正实现国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反,这一时期国家对于国教会的侵害更为严重。1841年的耶路撒冷任命主教事件,以及同年的牛津大学诗学教授之争,即两位候选人分别为反教宗派和皮由兹派,结果是以书册派的失败告终。1844年美努斯事件。是年皮尔建议政府拨付给美努斯天主教神学院(The Catholic Seminary at Maynooth),并使该项增拨款方式成为永久性拨款。对此,纽曼曾写信给当时的格莱斯顿,充满了对于国家和自由主义的深深失望,其中写道:“格莱斯顿先生曾经说过,国家应该具有良心,但它并不具备良心。他能使之具有良心吗?他要将自己的良心加之于国家之上吗?……事实是:国家拥有成千个良心,……也即是,它没有良心。”(D.C.拉斯伯瑞编:《格莱斯顿论宗教与教会通信集》,第1册,第69-70页。)(D.C.Lathbury ed.,Correspondence on Church and Religion of W.E.Gladstone.London,1910.)
①如爱德华六世对于新教的支持,玛丽复辟天主教以及伊丽莎自对于新教的扶植等。
②现代大公运动兴起于19世纪,亦称“普世教会运动”,最初由基督新教发起和推动。1948年成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旨在推动基督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成为推动现代大公运动的主要力量。
③段德智:《宗教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