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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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Rethinking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nchmark Dates in Modern China
  • 作者:赵思洋
  • 英文作者:Zhao Siya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Jinan University;
  • 关键词:基准时间 ; 国际关系史 ; 历史观 ; 国际关系理论 ; 话语分析
  • 英文关键词:benchmark dates;;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storical vie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discourse analysis
  • 中文刊名:SJJZ
  • 英文刊名: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机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出版日期:2017-12-14
  • 出版单位:世界经济与政治
  • 年:2017
  • 期:No.448
  • 语种:中文;
  • 页:SJJZ201712007
  • 页数:21
  • CN:12
  • ISSN:11-1343/F
  • 分类号:133-152+162
摘要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This paper is to "re-problematize" the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nd to analyze how the current western orthodox benchmark date was accepted by China and whether there existed any other references of time that were accepted and us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en do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narration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turning points in th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theory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1949),the author finds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and 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were hardly regarded as the start poi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cholars' knowledge. The current universally accepted consensus haven't always existed in China but only emerged till 1980 s. Th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is a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Secondly,the author finds that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modern Europe served as Benchmark Dates in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such as the Spanish Succession War,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Vienna Conference,the German Unity,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However,their different determinations of Benchmark Dates reflect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s they hold, such as realism, Marxism, nationalism and idealism. Fi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urope-centric and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narration was formed in modern China in a gradual process,and thus the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cholars' research will offer possibility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to establish a new narra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引文
(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2,2012,pp.437-462;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2)布赞和劳森在《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一文中提出了一套修正的基准时间,即以1500年、1860年和1942年为首要基准时间,以1648年、1800年和1916年为次要基准时间,以1905年和1978-2008年为第三级基准时间。参见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之后,他们又以较近的20世纪为分析对象,将1916年、1942年和1989年这三个以世界大战为标志的基准时间按照重要性进行了分级,并将其与19世纪的全球性变革联系到一起。参见巴里·布赞、乔治·劳森:《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的基准时间:历史视角的三次世界大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第32-52页。
    (3)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18页。
    (1)John M.Hobson and Stephen Hobden,“On the Road Towards an Historicized World Sociology,”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Hobson,eds.,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5-267.
    (2)参见斯蒂芬·D.克拉斯纳:《威斯特伐利亚及诸如此类》,载朱迪斯·戈尔茨坦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53页;Benno Teschke,The Myth of Westphalia,London:Verso,2003;Andreas Osiander,“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the Westphalian Myt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20,2001,pp.251-287;Carvalho Benjamin de,Halvard Leira and John Hobson,“The Big Bangs of IR:The Myths That Your Teachers Still Tell You About 1648 and 1919,”Millennium,Vol.39,No.3,2011,pp.735-758。
    (1)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Hobson,eds.,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4-208;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孙兴杰:《国际关系史分期研究:以英国学派理论为参照》,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02-117页。
    (3)刘德斌、任东波:《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18页。
    (4)王申蛟:《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第98-99页。
    (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7-8页。
    (6)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4页。
    (1)参见王邦佐:《潘世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57-59页。
    (2)其中介绍国际关系学在民国时期建立与发展的综述类研究代表有: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3-76页;王贵勤:《民国时期国际法研究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74-83页;陈迎春:《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学研究》,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8-24页。以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研究文本为基础分析当时研究主题与议程的代表有:毛维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07-145页。
    (1)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4、16页。
    (2)正如西方学者所言,“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3)参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版;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1)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2页。
    (2)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3)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颜震译:《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7页。
    (4)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9页。
    (5)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3页。
    (1)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2)其中包括周鲠生编:《近时国际政治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冯节:《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徐弦:《近三十年国际关系小史》,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版;焦敏之:《近代国际政治史》,上海:棠棣出版社1948年版;曹未风:《现代国际关系史纲》,上海:上海杂志公司刊行1948年版。
    (3)根据写作方式的不同,外交史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问题式”“地理式”和“时代式”三种类型。从现存的文本上看,运用问题式研究法书写的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主要涉及边疆问题、不平等条约以及重要国际会议等,运用地理式研究法书写的文本则主要见于不同大国与中国外交关系、世界主要大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研究,而所谓时代式的研究法,即“先就历史上择取最有影响、足以构成国际关系变迁关键的大事变作为划分时代的标点,然后次第就各时代中将一切有关系的事件同时研究之”。参见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页。
    (4)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第2页。
    (5)参见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6页。
    (1)其中包括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1927年版;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1931年版;张民生:《近代外交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吴颂皋:《欧洲外交史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张忠绂:《欧洲外交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2)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50页。
    (3)其中包括常小川:《世界政治叙论》,北平:东成印字馆1925年版;杨幼炯:《近时国际问题与中国》,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樊仲云:《国际政治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李惟果、吕怀君:《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1938年版。
    (4)叶启芳:《序》,载冯节:《现代国际政治》,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版,第3页。
    (5)张民生:《近代外交史》,第1页。
    (1)张民生:《近代外交史》,第4-5页。
    (2)例如作为从18世纪末到维也纳会议的一章分为“18世纪末之列强政局---均势时代;拿破仑之崛起---均势的破坏;同盟国之倒法---均势的维持;维也纳会议---再造均势”四个阶段。作为从维也纳会议到巴黎会议的一章分为“维也纳会议之形势---均势时代;俄罗斯之勃兴---均势之破坏;克里米亚之战---均势之维持;巴黎会议---再造均势”四个阶段。而作为从巴黎会议到凡尔赛和会的一章又分为“巴黎会议之后之国际状况---均势时代;德意志之独霸---均势的破坏;协商国之抗德和世界大战---均势之维持;凡尔赛和议---再造均势”四个阶段。参见冯节:《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第6页。
    (3)叶启芳:《序》,载冯节:《现代国际政治》,第2页。
    (4)冯节:《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第10-11页。
    (5)张民生:《近代外交史》,第5页。
    (1)杨幼炯:《近时国际问题与中国》,第2页。
    (2)焦敏之:《近代国际政治史》,序言,第1-3页。
    (3)平心:《国际问题研究法》,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4、5页。
    (4)这种长时段的理解将国际关系分为五个时期,即从“古代各部族互相争夺、时局极其纷乱的时代”,到“罗马统一以后领袖各国而使世界暂时安定的时期”,再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教皇专权横行天下的时代”,而后是“十六世纪政教分离至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后”的时期,最后是“十九世纪开始以后”的时期。参见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第6页。
    (1)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第4页。
    (2)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第6页。
    (3)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第18-19页。
    (4)焦敏之:《近代国际政治史》,序言,第1-3页。
    (5)参见杨幼炯:《近时国际问题与中国》,第3-5页。
    (6)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第1页。
    (1)其代表有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1931年版。另参见吴颂皋:《欧洲外交史大纲》,1933年版;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1946年版;张忠绂:《欧洲外交史》,1934年版。
    (2)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第8-9页。
    (3)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第12页。
    (4)参见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第3-5页;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第13页;周鲠生编:《近代欧洲外交史》,第12页。
    (5)参见Mayall James,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6)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第33-35页。
    (7)翟楚:《近代欧洲之政治与外交》,第38页。
    (1)周鲠生:《近时国际政治小史》,第14页。
    (2)李惟果、吕怀君:《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1938年版,第1-3页。
    (3)李惟果、吕怀君:《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问题》,第11-13页。
    (4)李惟果、吕怀君:《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问题》,第160页。
    (5)周鲠生:《近时国际政治小史》,第93页。
    (6)周鲠生:《近时国际政治小史》,第92页。
    (1)周鲠生:《国际政治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207页。
    (2)例如曹未风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并认为它们“完整地组成了一个环”,“第四期同第一期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二战后的时代“仿佛又到了1920年”。参见曹未风:《现代国际关系史纲》,第7页。
    (1)参见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18页。
    (2)刘世强:《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106页。
    (3)参见王亚南:《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24页。
    (1)吴颂皋:《欧洲外交史大纲》,序言,第1-4页。
    (2)冯节:《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第7页。
    (3)冯节:《近百年国际政治史略》,第10-11页。
    (4)参见毛维准、庞中英:《民国学人的大国追求:知识建构和外交实践---基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分析(1912-1949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21-23页。
    (5)常小川:《世界政治叙论》,北平:东成印字馆1925年版,第7-8页。
    (6)常小川:《世界政治叙论》,第19页。
    (1)Andreas Osiander,“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p.281.
    (2)周鲠生:《近时国际政治小史》,第20-21页。
    (3)参见Sebastian Schmid,t“To Order the Minds of Scholars:The Discours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5,2011,pp.605-608。
    (1)严双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81页。
    (2)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7页。
    (3)参见Jeffrey Record,Making War,Thinking History:Munich,Vetnam,and Presidential Uses of Force from Korea to Kosovo,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2,pp.148-150。
    (1)韩献栋:《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历史演化与结构变迁》,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83-84页。
    (2)平心:《国际问题研究法》,第177-178页。
    (3)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序言,第2页。
    (4)中外历史学者对东亚古代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虞和平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等。
    (5)参见杨倩如:《双重视野下的古代东亚体系研究》,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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