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号两系说”质疑——以6件特殊铭文的虎纹戈为例
摘要
在巴蜀符号研究中,有学者根据虎纹戈等戈铭的特殊性认为巴蜀符号可分为两个系统,据之提出两系说。通过对6件虎纹直行铭文戈的对比分析,参照上海博物馆藏戈,可知万县新田乡戈、云阳李家坝戈、渠县城坝戈、湖南省博物馆藏戈援部的铭文很可能是相同的汉字。这些戈铭不属于巴蜀符号,应从巴蜀符号中剔除。如此,学者提出的"巴蜀符号两系说"中的一系并不存在。因此,巴蜀符号两系说是不妥的。
引文
[1]李复华、王家祐:《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2]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3]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4]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5]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第23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第132页图一四四,文物出版社,1994年。
[8]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57页图一〇∶3、第376页图三七∶7、图版一五∶3,科学出版社,2003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博物馆编著:《城坝遗址出土文物》,第13页图一〇∶8、第17页图一四∶1、图版二五~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0]沈之瑜:《竝戈跋》,《文物》1963年第9期。
[11]a.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第93页图三∶1,岳麓书社,1982年。b.周世荣:《湖南出土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考》,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10辑,第275页图三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c.熊传新:《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第30页图1.1,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217~21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3]钱玉趾:《古蜀国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14]梁文骏:《从战国带铭铜戈看蜀文字的存在》,《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
[15]因为有些巴蜀文化墓葬中巴蜀符号与汉字并存,董其祥认为巴蜀是有文字的,而且有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字,一是采用华夏系统文字,二是其特有的文字---符号文字。见其董其祥:《巴蜀文字的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但其说之中除去华夏系统文字之外,便是我们习称的巴蜀符号。所以他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巴蜀文字两系说。
[16]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17]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18]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19]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0]笔者以为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刻划陶文,一方面不能在战国时期的巴蜀符号中找到近同者;另一方面其与战国时期的巴蜀符号之简存在西周一代的时间缺环,所以并不宜将三星堆文化刻符号视作巴蜀符号的上源。
[21]同[10]。
[22]孙稚雏:《竝果戈铭释》,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103~108页,中华书局,1982年。
[23]何琳仪:《新蔡竹简地名偶拾---兼释次竝戈》,《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24]董珊:《释楚文字中的“汁邡”与“朐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1辑,第165页,中西书局,2010年。
[25]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第91页。
[26]李学勤:《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12辑,第333页,中华书局,1985年。
[27]冯广宏:《古蜀国汉字蜀字并用小考》,《成都文物》1997年第1期。
[28]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述论》,《考古》2017年第10期。
[2]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3]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4]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10期。
[5]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第23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10期。
[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3《巴蜀》,第132页图一四四,文物出版社,1994年。
[8]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57页图一〇∶3、第376页图三七∶7、图版一五∶3,科学出版社,2003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博物馆编著:《城坝遗址出土文物》,第13页图一〇∶8、第17页图一四∶1、图版二五~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0]沈之瑜:《竝戈跋》,《文物》1963年第9期。
[11]a.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第93页图三∶1,岳麓书社,1982年。b.周世荣:《湖南出土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考》,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10辑,第275页图三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c.熊传新:《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第30页图1.1,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217~21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3]钱玉趾:《古蜀国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
[14]梁文骏:《从战国带铭铜戈看蜀文字的存在》,《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
[15]因为有些巴蜀文化墓葬中巴蜀符号与汉字并存,董其祥认为巴蜀是有文字的,而且有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字,一是采用华夏系统文字,二是其特有的文字---符号文字。见其董其祥:《巴蜀文字的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但其说之中除去华夏系统文字之外,便是我们习称的巴蜀符号。所以他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巴蜀文字两系说。
[16]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9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17]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18]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19]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0]笔者以为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刻划陶文,一方面不能在战国时期的巴蜀符号中找到近同者;另一方面其与战国时期的巴蜀符号之简存在西周一代的时间缺环,所以并不宜将三星堆文化刻符号视作巴蜀符号的上源。
[21]同[10]。
[22]孙稚雏:《竝果戈铭释》,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103~108页,中华书局,1982年。
[23]何琳仪:《新蔡竹简地名偶拾---兼释次竝戈》,《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24]董珊:《释楚文字中的“汁邡”与“朐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1辑,第165页,中西书局,2010年。
[25]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第91页。
[26]李学勤:《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中国古文字学会编:《古文字研究》第12辑,第333页,中华书局,1985年。
[27]冯广宏:《古蜀国汉字蜀字并用小考》,《成都文物》1997年第1期。
[28]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述论》,《考古》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