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
摘要
本文以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官营造船厂——龙江船厂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早在中国明朝时期的工厂内就存在较为成熟的内部控制体系,如清晰的组织权责划分、明确的业务流程设置与控制措施,以及对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潜在与现实"弊端"进行梳理并提出应对措施。进一步,本文发现,与西方相比,龙江船厂内控实践背后的指导思想也独具特色。如龙江船厂通过对人的内心秩序进行规范,促成个体对其行为的"应然"认知,从根本上降低了个体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降低了其中的代理成本,使其无需过分依赖具体的制度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对该船厂内部控制实践的历史经验及其思想的总结,有助于打破西方式内部控制思想的壁垒,积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民情和文化道统的内部控制模式。
引文
(1)[明代]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2)白科:《中国古代造船业》,《珠江水运》,2010年第16期。
(3)托马斯·彼得斯、罗伯特·沃特曼:《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管维立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4)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孙耀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6)季羡林:《谈国学》,华艺出版社,2008年。
(7)李伯重:《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李心合:《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会计研究》,2013年第6期。
(9)李志斌:《国家文化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会计研究》,2012年第10期。
(10)林钟高、郑军:《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11)刘义杰:《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13)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现实模式--基于112个企业案例的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
(14)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唐志拔:《中国舰船发展史略(三)--古代战船发展的鼎盛和衰落时期》,《船海工程》,1991年第1期。
(17)王竹泉、隋敏:《控制结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18)罗伯特·西蒙斯:《战略实施中的绩效评估和控制系统》(张文贤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海洋出版社,2013年。
(20)徐虹、林钟高:《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21)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22)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3)赵曙明、毛智勇:《中美日欧企业文化比较及跨文化管理》,《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
(24)郑石桥、郑卓如:《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会计研究》,2013年第10期。
(25)Awasthi,V.N.,C.W.Chow and A.Wu,1998,“Performance Measure and Resource Expenditure Choices in a Teamwork Environment: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al”,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Vol.9,NO.2,pp.119~138.
(26)Birnberg,J.G.and C.Snodgrass,1988,“Culture and Control:A Field Study”,Accounting Organizations&Society,Vol.13,NO.5,pp.447~464.
(27)Carmichael,D.R.,1970,“Behavioral Hypotheses of Internal Control”,Accounting Review,Vol.45,NO.2,pp.235~245.
(28)Chan,K.H.,A.Y.Lewand M.Y.J.W.Tong,2001,“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Control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Vol.36,NO.3,pp.311~327.
(29)Chow,C.W.,M.D.Shieldsand A.Wu,1999,“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and P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Control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Vol.24,NO.5,pp.441~461.
(30)Eisenhardt,K.M.and M.E.Graebner,2007,“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0,NO.1,pp.25~32.
(31)Krishnan,J.,D.Ramaand Y.Zhang,2008,“Costs to Comply with SOX Section 404”,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Vol.27,NO.1,pp.169~186.
(32)Patel,C.,2003,“Some Cross-Cultural Evidence on Whistle-Blowing as a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Vol.2,NO.1,pp.69~96.
(33)Roderick,J.A.and Little,2011,“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Auditor Fees:Evidence from the Sarbanes-Oxley Act”,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Vol.28,NO.2,pp.171~197.
(34)Tsui,J.S.L.,2001,“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getary Participation,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 and Managerial Performance: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r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Vol.36,NO.2,pp.125~146.
(1)出自《荀子·性恶》。
(2)出自《法言·吾子》。
(3)出自《论语·里仁》。
(4)出自《荀子·仲尼》。
(5)出自《礼记·大学》。
(6)出自《潜夫论·德化》。
(7)出自《荀子·乐论》。
(8)出自《法言·孝至》。
(9)(21)出自《荀子·君道》。
(10)这是清朝康熙皇帝对明朝由衷的评价,并立匾额于今南京钟山山麓明孝陵景区。
(11)据《明史》记载,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可见造船工程的宏大
(12)制造三百料预备大黄船所需要的31类工种为:船木作、锯作、装修作、雕銮作、艌作、铁作、上铁作、蓬作、索作、上索作、缆作、竹作、油漆作、五墨作、妆銮作、抹金作、旗作、鼓作、蜊壳作、缨作、旋作、染作、裁缝作、摆锡作、双线作、绦作、穿椅作、桶作、铜作、响铜作、铸作。
(13)出自《龙江船厂志·序》。注:后续双引号中的文言文若无特别说明,即都引自《龙江船厂志》。
(14)李昭祥,上海人,进士出身,曾任浙江兰溪知县,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任龙江船厂主事。
(15)明代的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掌管人事、财政、宾礼、军政、刑法与手工制造。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其中,都水司主管水利、桥梁、舟船等事务。
(16)出自《吕氏春秋·执一》。
(17)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
(18)出自《吕氏春秋·孝行览》。
(19)出自《荀子·君子》。
(20)单板法,即以长一丈、厚一寸、宽一尺的单板为标准单位,将船只各部件规定的尺寸按照所需的木材换算成这种标准单板的个数。古代船舶用料以木材为主,如楠木、杉木、松木等。木头的形状不规则,有大小粗细,为了精确每种船只所需要的木材量,避免以材料浪费或物料请购的反复性,船厂发明了“单板法”,所谓“凡木悉归于板,以板丈尺稽木大小长短”。
(2)白科:《中国古代造船业》,《珠江水运》,2010年第16期。
(3)托马斯·彼得斯、罗伯特·沃特曼:《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管维立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4)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孙耀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古志辉:《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6)季羡林:《谈国学》,华艺出版社,2008年。
(7)李伯重:《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李心合:《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会计研究》,2013年第6期。
(9)李志斌:《国家文化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会计研究》,2012年第10期。
(10)林钟高、郑军:《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11)刘义杰:《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13)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现实模式--基于112个企业案例的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
(14)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唐志拔:《中国舰船发展史略(三)--古代战船发展的鼎盛和衰落时期》,《船海工程》,1991年第1期。
(17)王竹泉、隋敏:《控制结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18)罗伯特·西蒙斯:《战略实施中的绩效评估和控制系统》(张文贤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海洋出版社,2013年。
(20)徐虹、林钟高:《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0期。
(21)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22)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3)赵曙明、毛智勇:《中美日欧企业文化比较及跨文化管理》,《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
(24)郑石桥、郑卓如:《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会计研究》,2013年第10期。
(25)Awasthi,V.N.,C.W.Chow and A.Wu,1998,“Performance Measure and Resource Expenditure Choices in a Teamwork Environment: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al”,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Vol.9,NO.2,pp.119~138.
(26)Birnberg,J.G.and C.Snodgrass,1988,“Culture and Control:A Field Study”,Accounting Organizations&Society,Vol.13,NO.5,pp.447~464.
(27)Carmichael,D.R.,1970,“Behavioral Hypotheses of Internal Control”,Accounting Review,Vol.45,NO.2,pp.235~245.
(28)Chan,K.H.,A.Y.Lewand M.Y.J.W.Tong,2001,“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Control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Vol.36,NO.3,pp.311~327.
(29)Chow,C.W.,M.D.Shieldsand A.Wu,1999,“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and P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Control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Vol.24,NO.5,pp.441~461.
(30)Eisenhardt,K.M.and M.E.Graebner,2007,“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0,NO.1,pp.25~32.
(31)Krishnan,J.,D.Ramaand Y.Zhang,2008,“Costs to Comply with SOX Section 404”,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Vol.27,NO.1,pp.169~186.
(32)Patel,C.,2003,“Some Cross-Cultural Evidence on Whistle-Blowing as a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Vol.2,NO.1,pp.69~96.
(33)Roderick,J.A.and Little,2011,“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Auditor Fees:Evidence from the Sarbanes-Oxley Act”,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Vol.28,NO.2,pp.171~197.
(34)Tsui,J.S.L.,2001,“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getary Participation,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 and Managerial Performance: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r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Vol.36,NO.2,pp.125~146.
(1)出自《荀子·性恶》。
(2)出自《法言·吾子》。
(3)出自《论语·里仁》。
(4)出自《荀子·仲尼》。
(5)出自《礼记·大学》。
(6)出自《潜夫论·德化》。
(7)出自《荀子·乐论》。
(8)出自《法言·孝至》。
(9)(21)出自《荀子·君道》。
(10)这是清朝康熙皇帝对明朝由衷的评价,并立匾额于今南京钟山山麓明孝陵景区。
(11)据《明史》记载,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可见造船工程的宏大
(12)制造三百料预备大黄船所需要的31类工种为:船木作、锯作、装修作、雕銮作、艌作、铁作、上铁作、蓬作、索作、上索作、缆作、竹作、油漆作、五墨作、妆銮作、抹金作、旗作、鼓作、蜊壳作、缨作、旋作、染作、裁缝作、摆锡作、双线作、绦作、穿椅作、桶作、铜作、响铜作、铸作。
(13)出自《龙江船厂志·序》。注:后续双引号中的文言文若无特别说明,即都引自《龙江船厂志》。
(14)李昭祥,上海人,进士出身,曾任浙江兰溪知县,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任龙江船厂主事。
(15)明代的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掌管人事、财政、宾礼、军政、刑法与手工制造。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其中,都水司主管水利、桥梁、舟船等事务。
(16)出自《吕氏春秋·执一》。
(17)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
(18)出自《吕氏春秋·孝行览》。
(19)出自《荀子·君子》。
(20)单板法,即以长一丈、厚一寸、宽一尺的单板为标准单位,将船只各部件规定的尺寸按照所需的木材换算成这种标准单板的个数。古代船舶用料以木材为主,如楠木、杉木、松木等。木头的形状不规则,有大小粗细,为了精确每种船只所需要的木材量,避免以材料浪费或物料请购的反复性,船厂发明了“单板法”,所谓“凡木悉归于板,以板丈尺稽木大小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