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国后的周氏兄弟与乡邦文献——辛亥革命和地方自治中的文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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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起死》中,鲁迅让庄子询问死而复生的乡下人的身份背景,这一幕颇为有趣:"庄子──我且问你: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汉子──我是杨家庄的杨大呀。学名叫必恭。"颇带点彼时学者习气的庄子,对这汉子除了贴身的衣服包裹以外全然"无知"的状况感到非常恼火,反过来用考据的办法推测出了汉子的身份,颇为得意地告诉他:"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在商朝的纣王的时候,独个儿走到这地方,却
引文
(1)鲁迅:《故事新编·起死》,《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5页。
(2)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3)鲁迅《头发的故事》:“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4页。)
(4)(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25页,第325、326页。
(6)孔延之编,邹志方点校:《会稽撰英总集》点校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目录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8)如李亮,《论鲁迅与乡邦文献--关于鲁迅治学起点的探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
(9)后文言“十年以后,归于会稽”,鲁迅归会稽是1912年左右,可见其所言10年之前的“游涉”,不是去南京,正是1902年赴日留学。
(10)(20)(21)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1914年12月刊《绍兴教育杂志》第二期。
(11)[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法政学报》(1907年2月创办):“本报专研法政,凡与我国政治上、社会上,次第适宜者,皆随时输入,冀养成国民自治资格。”
(13)《绍兴同乡公函》(1903年1月),引自《绍兴与辛亥革命》,绍兴市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
(1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
(16)周作人:《三部乡土诗》,1936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17)鲁迅:《辛亥游录》,1912年2月刊绍兴《越社丛刊》第一辑。
(18)鲁迅: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9)《墨子·兼爱中》记载“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理水》中对大禹无敬意的,从百姓换成了学者。
(22)鲁迅:1911年4月12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23)鲁迅: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24)(32)周作人:《庆贺独立》,1911年11月6日刊《绍兴公报》。
(25)哈迎飞在《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之一》(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中以“种业”作为概括性概念,来谈论历史遗传和存留在国民身上的恶,“其一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对于专制的迷信,使国人尊圣从上,所畏莫如威,奴性十足”,“其二,则是非理性的嗜杀性”。而本文并不试图将周作人在1912年左右谈及的“种业”说作为概括性的概念推及其他论述,而是试图将其还原至原本的语境与背景中进行理解。
(26)[日]水野弘元:《佛教教理研究》,释惠敏译,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之二十三,2000年,第185页。自注:“关于业的三阶段,《俱舍论》卷16(大29,84c以下),亦详说(a)加行、(b)根本、(c)后起三阶段。其中,(a)加行又被分成善恶的意志,以及做实际行动的种种准备手段;关于(c)后起,也分为行为的习惯余势力,以及行为之后始末的处置。但是,与业直接有关者,或许只要(a)善恶的意志、(b)实际行为、(c)行为的习惯余力就已足够了。”
(27)(28)(30)周作人:《望越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18日。
(29)周作人:《国民之自觉》,《天觉报》1912年12月6日第36期。
(31)(4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第339页。
(33)(34)(35)鲁迅:《民国之征何在》,《越铎日报》1912年2月2日。
(36)吴馨:《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演讲录》,《宪政杂志》1906年12月30日第1卷第1期。
(37)1909年,清政府仿照日本的《市町村制》,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浙江日报》。《章程》规定:在城镇乡一级进行议员选举,组成自治公所,从事地方的教育、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慈善等公共事务。
(38)(39)黄东兰:《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40)周树人、周建人:《维持小学之意见》,《越铎日报》1912年1月19日。“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
(41)蔡元培:1899年12月《绍兴推广学堂议》,绍兴鲁迅博物馆资料。
(42)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3)王兴亮:《爱国之道,始自一乡》,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44)鲁迅:《〈越铎〉出世辞》,1912年1月3日。
(45)鲁迅:《习惯与改革》,《萌芽月刊》1930年。
(47)周作人:1915年4月到5月在《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
(48)二文均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1916年1月20日。
(49)《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2月20日第12期。
(50)《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3月20日第13期。
(51)周作人:《文饭小品》,《人间世》1934年8月5日第9期。
(52)(53)(56)(59)周作人:《论保存古迹》,《天觉报》1912年12月12日第42号。
(54)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北京《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2月第1卷第1册。
(55)周作人:《〈须华百拟曲〉序》,《越社丛刊》1912年2月第1集。
(57)鲁迅:1922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
(58)周作人:《文饭小品》,《人间世》1934年8月5日第9期。
(60)巫鸿:《废墟的故事》,肖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61)关于大禹葬身之处,有好几种说法,亦有好几处“遗迹”,只是当时并不为旅游市场计,故而并无如今的争议,各处禹陵,大多以历史文化承载物的形式介入地方文化生活。
(62)《鲁迅年谱》第一卷,第238页。
(63)(64)《周作人日记》上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202至204页,第200页。
(65)周作人:《越中名胜杂说(读书杂录十八)》,《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1月20日第11期。
(66)周作人,《望华国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22日。
(2)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3)鲁迅《头发的故事》:“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4页。)
(4)(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25页,第325、326页。
(6)孔延之编,邹志方点校:《会稽撰英总集》点校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目录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8)如李亮,《论鲁迅与乡邦文献--关于鲁迅治学起点的探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
(9)后文言“十年以后,归于会稽”,鲁迅归会稽是1912年左右,可见其所言10年之前的“游涉”,不是去南京,正是1902年赴日留学。
(10)(20)(21)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1914年12月刊《绍兴教育杂志》第二期。
(11)[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法政学报》(1907年2月创办):“本报专研法政,凡与我国政治上、社会上,次第适宜者,皆随时输入,冀养成国民自治资格。”
(13)《绍兴同乡公函》(1903年1月),引自《绍兴与辛亥革命》,绍兴市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
(1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
(16)周作人:《三部乡土诗》,1936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17)鲁迅:《辛亥游录》,1912年2月刊绍兴《越社丛刊》第一辑。
(18)鲁迅: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9)《墨子·兼爱中》记载“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理水》中对大禹无敬意的,从百姓换成了学者。
(22)鲁迅:1911年4月12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23)鲁迅: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24)(32)周作人:《庆贺独立》,1911年11月6日刊《绍兴公报》。
(25)哈迎飞在《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之一》(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中以“种业”作为概括性概念,来谈论历史遗传和存留在国民身上的恶,“其一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对于专制的迷信,使国人尊圣从上,所畏莫如威,奴性十足”,“其二,则是非理性的嗜杀性”。而本文并不试图将周作人在1912年左右谈及的“种业”说作为概括性的概念推及其他论述,而是试图将其还原至原本的语境与背景中进行理解。
(26)[日]水野弘元:《佛教教理研究》,释惠敏译,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之二十三,2000年,第185页。自注:“关于业的三阶段,《俱舍论》卷16(大29,84c以下),亦详说(a)加行、(b)根本、(c)后起三阶段。其中,(a)加行又被分成善恶的意志,以及做实际行动的种种准备手段;关于(c)后起,也分为行为的习惯余势力,以及行为之后始末的处置。但是,与业直接有关者,或许只要(a)善恶的意志、(b)实际行为、(c)行为的习惯余力就已足够了。”
(27)(28)(30)周作人:《望越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18日。
(29)周作人:《国民之自觉》,《天觉报》1912年12月6日第36期。
(31)(4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第339页。
(33)(34)(35)鲁迅:《民国之征何在》,《越铎日报》1912年2月2日。
(36)吴馨:《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演讲录》,《宪政杂志》1906年12月30日第1卷第1期。
(37)1909年,清政府仿照日本的《市町村制》,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浙江日报》。《章程》规定:在城镇乡一级进行议员选举,组成自治公所,从事地方的教育、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慈善等公共事务。
(38)(39)黄东兰:《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40)周树人、周建人:《维持小学之意见》,《越铎日报》1912年1月19日。“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
(41)蔡元培:1899年12月《绍兴推广学堂议》,绍兴鲁迅博物馆资料。
(42)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3)王兴亮:《爱国之道,始自一乡》,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44)鲁迅:《〈越铎〉出世辞》,1912年1月3日。
(45)鲁迅:《习惯与改革》,《萌芽月刊》1930年。
(47)周作人:1915年4月到5月在《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杂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
(48)二文均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1916年1月20日。
(49)《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2月20日第12期。
(50)《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3月20日第13期。
(51)周作人:《文饭小品》,《人间世》1934年8月5日第9期。
(52)(53)(56)(59)周作人:《论保存古迹》,《天觉报》1912年12月12日第42号。
(54)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北京《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2月第1卷第1册。
(55)周作人:《〈须华百拟曲〉序》,《越社丛刊》1912年2月第1集。
(57)鲁迅:1922年1月2日致许寿裳信。
(58)周作人:《文饭小品》,《人间世》1934年8月5日第9期。
(60)巫鸿:《废墟的故事》,肖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61)关于大禹葬身之处,有好几种说法,亦有好几处“遗迹”,只是当时并不为旅游市场计,故而并无如今的争议,各处禹陵,大多以历史文化承载物的形式介入地方文化生活。
(62)《鲁迅年谱》第一卷,第238页。
(63)(64)《周作人日记》上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202至204页,第200页。
(65)周作人:《越中名胜杂说(读书杂录十八)》,《绍兴教育杂志》1916年1月20日第11期。
(66)周作人,《望华国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22日。